苗夏对抗三千年

原标题:苗夏对抗三千年

■ 文 | 火烧彤云

摘要:本文以考古文化遗址和史学研究成果为线索,叙述了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对抗三千多年的历史。两大族团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里,始终保持着不相上下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华夏族团在自身发展和征战过程中,更是展现了改革、创新的智慧。两大族团互战互融,互相学习,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明,它们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关键字:文化遗址,历史,文明

正文:

百花齐放

一般人都认为新石器时期中原地区的炎黄部落是中华史前文明的起源,所以把中国人称为炎黄子孙。然而,百年来中外各界学者的不断研究,以及考古界层出不穷的新发现,证明中华史前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并非中原文明一枝独秀;其他各地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也未必都比中原文明落后。各地文明百花齐放,组成了中华文明美丽鲜艳的大花园。部分中华史前文明发源情况如下

以长江中游流域为活动中心的苗蛮族团,是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它和史前其他族团一样,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里,苗蛮族团与华夏族团长期对抗,最终融入商朝版图。

社会变迁

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的发展历程大体如下[1,2]:

苗蛮族团大体上从大溪文化时期起,大范围地初步形成。与此同时,中原华夏族团处于仰韶文化时期。大溪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主要聚集地是两湖平原。那里水系发达,土壤肥沃,适宜种稻。苗蛮民众围绕稻作农业聚集地,建立聚落,生存发展。

苗蛮族团在大溪文化时期创造了哪些文明呢?物质上,陶器种类很多,有釜、鼎、盘、杯、豆、瓶等等,以红衣彩陶为主要特征,盛食器陶色常为外红内黑,有相当数量的夹炭陶,彩陶多黑彩。房屋不再是干栏房屋,而是方形土屋,有大、中、小三种。大的约有七八十平方米,小的约三十五平方米[1]。可见,房屋的大小随人数多少而建,人多建得大,人少建得小。人们过着群居生活。

精神文明方面的代表,当数考古人员在湖北省宜昌地区杨家湾遗址中发现的大量刻划符号[1]。刻划符号是甲骨文的雏形,表明人们有了记载需求,需要用文字来记录事务、表达思想。

图1:杨家湾遗址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还有两点非常特别。一是墓葬中的随葬品数量有差别,有的墓出土的随葬品多达三十几件;有的墓没有随葬品。这说明,原始的聚落发展数千年,开始有了物质积累,还出现了贫富分化。二是,有的聚落很大,面积在十万平方米左右或者更大。有的大型聚落周边砌筑了城垣。比如,在湖南省常德地区澧县城头山遗址中,发现了高两米多、底宽十米多的城垣,同时还有宽十米、深三至四米、长一千多米的壕沟。沟的内坡和外坡都有用木柱和芦席捆绑加固的护坡设施,有的部位还用大块砾石围护坡岸[1]。为什么城垣的防卫系统如此森严?是城垣与城垣之间的战争需要,还是抵御外族入侵的需要?这很难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个时期苗蛮族团与华夏族团确实发生了战争。

图2:城头山遗址城垣局部

此时,中原部落正值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因遗址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主要聚集地为黄河中游流域。中原部众以粟米为主食,农业、手工业都很发达。在制陶业上,以红陶、灰陶为主,也有一些黑陶。仰韶文化中也出现了刻划符号。中原地区与长江中游流域地区相比,经济发展的程度不相伯仲。如图3,以陶器为例,左右两图分别是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陶器的色泽、花纹、形状都很相似,制陶水平差不多。

图3:仰韶文化遗址和大溪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

中原大地氏族很多,其中黄帝部落发展得最为兴盛。黄帝部落崛起后,与炎帝部落开战。兼并炎帝部落后,组成了炎黄部落,也就是华夏族团。炎帝部落中有一部分人不甘屈服,南下进入了苗蛮族团的长沙地区[2]。兼并炎帝部落后,华夏族团把战争的目光对准了苗蛮族团。

图4: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大体分布区域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时期的地域范围几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域。一个历史时期,年代跨越越大,影响的地域也在不断的变化中。图4为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大体分布区域图,只是用来简单示意华夏族团和苗蛮族团的对抗形势,后文所附的地图同理。白圈区域是仰韶文化的影响范围。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很广,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平原一带,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黑圈区域是大溪文化的影响范围,西至重庆市巫山县,东达湖北省麻城、大冶等县市,南抵湖南省洞庭湖北边及西南的怀化地区洪江市[1]。

为什么华夏族团除了在中原地区开战,还要南下江汉,征战不已呢?根据《尚书》中的说法,原因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大意是由于苗蛮族团不肯遵从华夏族团的宗教信仰,并且采用严厉的刑法进行部落统治,所以华夏族团要教训教训这个“异教徒”。这一点已经被很多专家论证,这只是个借口。苗蛮族团为什么要遵从华夏族团的宗教信仰和法律制度呢?不遵从,就开战,这其实说不过去。真正的原因,还是为了掠夺地盘和财富。

原始氏族的聚落发展到这个时期,出现了财富剩余,出现了私有制,甚至还出现了贫富分化。从大溪文化遗址中差别很大的墓葬随葬品数量就可以看得出来。此时,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在部落形态、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都差不多。两个族团都有了向对方地盘扩张的意图。富人渴望统治更多的穷人来为自己劳动,赚取更多的财富。这就是原始社会要向奴隶社会迈进的原因。战争,则成了两种社会形态交替的工具[3]。苗夏之战,是两种社会形态发生变迁的开始。

战争,除了可以直接掠夺土地和财富以外,还可以把战败者变成奴隶,供人驱使,为己劳作。然而,这个过程却耗费千年,远比之后的社会形态交替的时间要多得多。因为奴隶观念和战败为奴的结果不是一开始就能为战败者所接受的。毕竟原始社会人人平等,谁会甘心为奴?所以炎帝部落中的一些战败者找到机会,南下逃亡。

如图5,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在这一阶段的交战,以华夏族团取胜而告终[1]。华夏族团占领了长江中游以北的地区,如图中白圈区域。黑圈区域为苗蛮族团影响范围。华夏族团能取胜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在黄河流域多年大规模征战的经验。

图5:大溪文化时期,华夏族团战胜苗蛮族团

华夏族团越战越强,没有停下四处征服的脚步。接下来,华夏族团与蚩尤、九黎部族继续战斗,再次获胜。关于蚩尤、九黎部族的归属在史学界没有定论,有人认为他们属于炎帝部落,有人认为他们属于东夷族团。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族团,他们与华夏族团战败后,和炎帝部落一样,一部分归属于华夏族团,还有一部分南下入苗[1,2]。蚩尤、九黎的残余部族进入苗蛮地区后,将当地文化带入,与大溪文化融合,使得被华夏族团打败的苗蛮族团再度兴起[1]。

政教分治

蚩尤九黎部族的残部进入苗蛮地区后,苗蛮族团在史书中开始被称为“三苗国”。三苗国的经济文化继续大步向前发展,进入了屈家岭文化时期。这一时期,是苗蛮历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三苗国继续与华夏族团战斗,不仅收回了长江中游以北的失地,还占领了一部分原本属于华夏族团的地区。相较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的影响范围向北扩大到鄂西、豫西南和豫南部地区,最北曾到河南省的漯河地区;向西到了陕西商县[1],如图6。黑圈区域为三苗影响范围,白圈为华夏族团的影响范围。

图6:屈家岭文化时期,苗蛮族团扩张示意图

屈家岭文化,得名于湖北省荆门地区屈家岭遗址。这个时期的陶器制作更加精良,表面光洁,一般以灰陶为主,黑陶次之,还有少量红陶和泥质橙黄陶。薄胎器皿变得更薄,双腹型的器皿、高腹型的器皿增多。陶器表面光洁,说明人们越来越注重陶器使用时的体感。陶器变薄,说明陶艺技术的提高,器皿越薄,则越轻便,传热迅速,不易涨裂,经久耐用。曲形陶器增多,说明人们越来越重视美观。个别地区还出现了少量陶塑小动物,但是动物形象比较模糊。这反映了人们已经大量驯养动物。这些陶塑小动物,或是一种装饰品,或是用于祭祀。

房屋的形状仍为方形,但有了单间、双间和多间之分。房屋不再是土屋,多半是木骨泥墙,墙和地面多用火烤[1]。一则说明房屋越建越结实了;二则说明族群之下似乎有了家庭的区分,有的是一族一户,建单间;有的是一族两户,建双间;还有的是一族多户,建多间。

此时,华夏族团正走在仰韶文化向中原龙山文化过渡的时期。为了便于类比,有的学者采用仰韶文化后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类型进行对照。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也出现了高腹多彩的陶器,房屋也出现了分间的变化。可以说,华夏族团在经济上的发展与三苗国同步。如图7,左右两图分别是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虽然风格不同,但是技艺不相上下。相比前一时期,陶器的形状都更加漂亮了。

图7: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

将图5与图6中相对比,可以看出,华夏族团向东扩大了一些地盘,那是东夷族团的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中原地区迎来了一位新的部落联盟首领——颛顼。颛顼对华夏族团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首先,他让南天重和火黎正分工管理部族事务,让南天重管理天文及祭祀活动,让火黎正管理民事,把宗教事务和民众事务进行分离。其次,既然有了专人管理宗教事务,也就制定了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的统一标准。改革之前,家家户户都可以按自己的方式祭祀神灵,没有统一的标准。改革的结果是,族团内部各氏族之间的联系和统治加强了,宗教的权力也掌握在了统治者手中,而且宗教解释为现实统治提供理论基础,使得政教两权互为加强[1]。

政教分治或许是颛顼的首创,它为华夏族团从原始社会迈向奴隶社会起到了推动作用。远古时代,人类远远没有能力解释大自然的现象和变化,自然而然地将这些归结于鬼神之说。如果统治者不在鬼神之说上进行统一的话,人们的思想就会陷于混乱,继而对生产劳动、家庭繁衍都会产生不利影响。政教分治、教务专管,让部众对族团产生文化上和心理上的认同感,使部众更紧密地团结在族团之中。千年之后,犹太教的创始人摩西将利未人设为专职祭司,也是异曲同工的做法。这种做法有效地凝聚了犹太民族的精神信仰,增强了整个部族的组织性[4]。可见,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有时有着相似之处,尽管在时空上相隔千年万里。

华夏族团巩固了自身的统治后,一边抵御着三苗国的侵扰,一边开始对东夷族团发动战争。征服了东夷族团之后,华夏族团回转身来,准备对三苗国发起攻击。

流放分化

华夏族团和三苗国再度步入新的历史时期,华夏族团走入中原龙山文化时期,三苗国走入石家河文化时期[1]。中原龙山文化得名于山东省章丘地区龙山镇。石家河文化得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河镇。尽管从名称上看起来二者相隔甚远,但有意思的是,二者的相似之处却很多[1]:

1、都有木骨泥墙的房屋,都用茅草之类的杆茎覆盖屋面。灰坑都有口小底大的袋形坑、圆形坑、不规则形坑。2、成年人的墓葬大多无随葬品。儿童瓮棺葬都埋在房子附近,都有用陶罐做葬具的习俗。

3、均出现了夯土城墙。

4、都使用斧、锛、凿、刀、镰、镞等磨制石具,骨器都有针、锥、镞等,角器都有尖状器等。陶器都是泥质和夹砂灰陶,少量黑陶,纹饰和器类都很相似。都发现了刻划符号,都使用轮制陶器。

5、都用陶环、石环、玉饰、陶埙、实心陶球、泥塑的禽兽和人像做装饰品。

6、都发现了冶铜遗址。

图8: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

图8的左右两图分别是中原龙山文化遗址和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可见,三苗国和华夏族团在这一历史时期,在经济、文化方面仍然处于并驾齐驱的发展程度。华夏族团将再度对三苗国发动战争。经过颛顼改革,此时的族团首领尧认识到了族群内聚性的重要性,决心破坏这种内聚性,来战胜对手。当华夏族团将三苗国击败于丹水后,尧将部分俘虏迁移到了三危山。三危山的所在之处,有人认为是敦煌三危山,也有人认为是陇南地区的山地。敦煌在甘肃的西北地区,陇南在甘肃的东南地区。根据华夏族团当时实际控制和影响的范围以及古代地名变迁的情况来看,三危山指的是甘肃陇南地区山地的说法更可信[1]。

图9:尧迁三苗部分战俘的示意图

图9中的黑、白圈区域分别是尧击败三苗后,三苗国和华夏族团的势力范围示意图。红圈区域为丹水流域。黄圈所在位置为甘肃陇南山地,即尧把部分三苗国战俘迁移之处。绿圈为敦煌三危山所在地。尧把三苗战俘流放到遥远的甘南,既能起到惩罚威慑的作用,又能起到分化族团凝聚力的作用。

多策并用

尧去世后,他的女婿舜继承了他的首领之位,也沿用了他对三苗的统治方法。一方面,他再一次将一部分三苗民众流放到北方,估计那些人都是不服统治的“刺头”。另一方面,他对剩余的苗民实行德化感召。第三,他使用武力恫吓,比如“执干戚舞”[1],让众多士兵列成队行,举着盾牌和大斧在阵前舞动。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阅兵式表演。对苗民而言,这其实是兵不血刃地展示武力,让苗民畏惧敬服,可谓软硬兼施。

除了这些,他还采取了另一种与往不同的方法。既然能把部分三苗民众迁出三苗,那么反过来,不也能把部分华夏民众迁进三苗吗?这同样能起到分化苗民、巩固统治的作用。舜最后一次征三苗,深入了三苗腹地——湖南。他病死在此,葬在了永州地区。跟随舜征伐的不少宗亲、族人就留在三苗国,定居于湖南岳阳、长沙、永州一带[2],如图10,黄圈区域是岳阳和长沙地区,红圈是永州地区。可见,舜率领宗亲、族人来打战,本来就打算在赢了战争之后,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三苗国定居的。这种“换血式”殖民应该在中国历史上的首创了。这种在征服地区植入殖民者,来改变当地文化、用本族文化渗透当地人思想的方法,和数千年后英国“换血”直布陀罗的方法类似。

图10:舜的部分宗亲、族人定居湖南示意图

舜死后,华夏族团的治水能臣禹继位。他在华夏族团既有的征苗成果上继续伐苗。禹多年治水,行遍黄河、淮河、长江多地,深知自然灾害带给民众的恐惧作用是何等强大,所以他在对苗战争中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墨子》中,对禹征三苗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有过这样的描述:

“昔者苗师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官,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雷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这段话描述的情景十分激烈,令人匪夷所思,结合专家对文中现象的考证,及原文错字的修正,综释如下:

当时三苗国的军队大乱,上天命令杀死他们。这句话反映了作者的视角,认为是征苗是上天的意旨。随后的一系列自然灾害诠释了苗军大乱的原因。

黄昏的时候发生了一次日全食,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太阳出现妖象,在晚上出来。下了三天血雨。血雨,就是红雨,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据载,世界各地也有过红雨现象,至今仍在研究中。这种现象,极有可能是因为土壤、植物中的铁离子及其他微生物进入了大气层,形成红色云团降雨而成。

龙王是中国人信奉的雨神。所谓“龙生于庙”,指的应该是因为雨下得太大,使得人们认为,龙从庙里出来了,在天空中猛降暴雨。

很多动物在地震、泥石流等大型自然灾害来临时,都有异常的表现。“犬哭乎市”指的就是狗当时的一种表现,狗在集市上哭泣。

夏天气温骤降,变得冰冷。这和现在的强对流天气下,发生“隔夜如隔季”的突然降温现象类似。当时发生了地震,地面裂开,泉水涌了上来。气温骤降,地震引起地下水上升,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民众大为震惊。

高阳帝就是颛顼。禹举行宗教仪式,借高阳帝的名义,命令玄官,让禹亲自捧着天赐的吉祥符令,来征讨三苗国。此时,电闪雷鸣,使得神祗出现。有一个人面鸟身的神仙,恭敬地侍立着。这个神仙应该也是禹借用高阳帝的名义制作的神偶。但它突然出现,使得苗军一下子不知所然。夏军抓住时机,一箭射死苗军将领。苗军大乱,随后四散。

在这场战役中,禹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现象和自然灾害给人们造成的恐怖心理。同时,颛顼在千百年前做的宗教改革也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自然灾害给敌我双方造成的恐怖程度是相同的,可由于华夏族团的统治者具有解释宗教的权力,所以禹反而能借用颛顼的影响力来振奋三军,利用这些异乎寻常的自然现象为己方打气,一举打败对手。

苗夏族团对抗的漫长历史中,尧舜禹时期的战争是最精彩的一段历史。战争拼的是经济、军事实力。苗夏对抗的大部分时期里,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基本相同,所以二者不分胜负。为了打破这种僵局,从尧时期开始,华夏族团不断调整战略战术,使用流放战俘、德化民众、武力恫吓、换血殖民、迷信恐吓等一系列手段,令人眼花瞭乱,还有一箭射死对方将领等等。这些战略战术,体现了古代将领不断创新的精神,闪耀着擒贼擒王、不战而屈人之兵等军事思想的微弱光芒,为后人提炼军事理论,提供了实战案例。

禹征三苗,取得了绝对性胜利,彻底摧垮了三苗国。从此史书中再也不见“三苗”的字样。

荆蛮尾声

禹死后,他的儿子启夺取了首领之位,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的王权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首个王朝——夏朝。考古界基本公认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文化为夏朝的代表文化,也有学者把王湾三期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的前源文化[1]。王湾文化,得名于河南省登封地区王城岗遗址,属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一个文化类型。二里头文化,得名于河南省洛阳地区偃师市二里头遗址。

三苗国虽然解体了,苗蛮民众仍然没有屈服于新建立的王朝。他们重新回到两湖平原,再度延续石家河文化,建立起一支新的部族——荆蛮部族[2]。

石家河文化中晚期的代表文化遗址之一肖家屋脊遗址,也位于湖北省天门地区。专家通过研究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陶器,发现后石家河文化产生了以下变化:

1、部分原石家河文化常见的器型,如碗、尊、高圈足杯、小鼎等,变得单一或者数量较少。

2、部分原石家河文化常见的器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3、出现了一些新器型,如钵、擂体、广肩罐、簋、橄榄型罐等。

这些变化反映,石家河文化原有的文化因素变得越来越少,中原文化因素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反观王湾三期文化,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农作物种类也很丰富;制陶业普遍采用快轮制陶技术,烧制火候较高,有的可达1000℃以上;出现了斝、盉、觚形杯等大型酒器,说明当时粮食丰富,酿酒较多[6]。

石家河文化走向衰败的原因是,三苗国惨败后,经济受损较大,荆蛮部族要在战火燃过的废墟上重新建设,一下子无法恢复到往日的辉煌。而夏王朝则是在战胜了水患和三苗国的基础上,建立了奴隶制王权社会,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和战败地区的财富,所以发展较快。

按说这是夏王朝彻底征服荆蛮部族的最好时期,夏王朝也确实多次征讨。然而,终夏一代,夏王朝还没来得及在长江中游流域站稳脚跟,夏王朝就走向了衰亡[1]。这是因为中原叛乱牵制了夏王朝的太多精力。

根据禅让制,禹在生前指定了伯益为接班人。可他死后,他的儿子启并没有让伯益登上首领之位,而是自己继位,以世袭制取代禅让制。这当然会引起很多人的不服。伯益所在的东夷部族和华夏部族内部的有扈氏部族纷纷向启发起攻击,最终被启打败。启死后,启之子太康的政权被东夷族夺走。多年后,太康的侄孙少康率军杀回,恢复了夏室王权。少康死后,其子杼继位,杼继续讨伐东夷族。直到杼的儿子槐继位后,东夷部族才开始和华夏部族和平相处。

世袭制取代禅让制,和原始社会走向奴隶社会一样,不是能被所有人一下子接受得了的。因为启破坏了禅让制,致使中原大地陷入了严重的混乱,夏朝王室不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平息反叛、巩固政权。光是从太康失国到平定东夷之乱,近四百年的夏朝就去了一百多年。所以,只要大别山以南的那个荆蛮部族不出大乱子,它是不是臣服自己?已经不是当务之急了。

中原内乱,荆蛮部族获得了难得的恢复机会。而后,新生的商朝再度与渐渐恢复元气的荆蛮对垒。直到大约公元前13世纪的武丁时期,强大的商朝对荆蛮不断用兵,才最终征服了荆蛮部族[2]。从此,荆蛮大地并入商朝版图,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

伐苗之因

从苗夏族团的多次战争来看,华夏族团主动攻打苗蛮族团的时候居多。虽然苗蛮族团也曾有过对华夏地盘的扩张,如屈家岭文化时期,但那基本上可以视为是对华夏族团入侵的报复。前文已述,战争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工具,更是掠夺财富和奴隶的工具。除了奴隶,华夏族团到底看中了苗蛮族团的什么财富,使得他们长年不懈地征战呢?现有的史书上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但我们可以根据伐苗的一些情况做些推测。

丹水流域,因盛产丹砂而得名。丹砂,又叫朱砂,既是颜料,又是药材,还是矿石。可以设想,在没有发明毛笔和墨水的远古时代,要把刻划符号、图形画在陶器、甲片、织物上,丹砂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书画作品被称为“丹青”,也是因丹砂而得名。作为药材,丹砂具有镇静催眠、防腐解毒、抑菌杀菌的作用。丹砂的化学分子式是硫化汞(HgS),是唯一能提炼汞的化合物。在古代,它常被用于炼制丹药。因为丹砂极具经济价值,所以尧攻下丹水流域后,即派儿子朱前去开发、经营、管理。从此,朱也被叫做“丹朱”。我国的丹砂矿主要集中在贵州、湖南、四川、湖北、广西等南方省区,在陕西和甘肃也有少量出产。远古时期,贵州、四川、广西还远不在华夏族团所能及的地区,所以两湖的丹砂矿产重要性凸现。

除了丹砂,可能还有其他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资源,这才是华夏族团长期不懈伐苗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图10可以看到,舜最后一次征三苗,从湖南最北边的岳阳,历经长沙,一直打到最南端的永州,基本上是沿着湘江逆流而上,从湘江的终点走到了源头。湘江的源头已于2014年由水利部正式测定为湖南省永州地区蓝山县紫良瑶族乡野狗岭,而非过去认为的是发源于广西。湖南省全境21.18万平方公里,湘江全长948公里,流域面积94721平方公里,占湖南省全境的45%,是全省最大的河流。湘江沿线气候适宜、土壤肥沃、粮食丰产。舜死后,他的很多宗亲、族人定居在湘江沿线的岳阳、长沙、永州等地区,足见他们对这种好土好水的选择。即使是“换血式”殖民,也要选择物产丰饶的地区。可以推测,苗蛮族团富饶优越的农产品也是华夏族团长期觊觎不已的财富。

民族融合

苗夏之战的三千多年,不仅是一部战争史,也是一部民族大迁徙的历史。上文提到的民族迁徙历史如下:

1、与黄帝部落战败的炎帝部落残部南下入湘。

2、与黄帝部落战败的蚩尤、九黎部族残部南下入湘。

3、尧将部分三苗俘虏迁至甘南。

4、舜将部分三苗民众迁到北方。

5、随舜征伐三苗的大量宗亲、族人在舜死后,定居于湖南岳阳、长沙、永州一带。

除此之外,祝融部落的一支也迁入了湖南居住;尧舜禹时期,三苗国被华夏族团击败后,三苗部族曾大量逃往四川[7]。这七组迁徙,原因、性质各有不同。有的是主动迁徙,如祝融分支入湘。有的虽然也是主动迁徙,却是殖民性质,如舜的部众入湘等。还有的是惩罚性质,如尧迁苗民入甘南、舜迁苗民到北方。更多的是逃亡,如炎帝、蚩尤、九黎残部入湘,三苗残部入川。不管起因是什么,最终都促进了中华各地民族的深度融合。甘南地区寺洼文化遗址里发掘的,具有三苗文化独有的制陶工艺的陶片;四川三星堆西泉坎遗址出土的大量三苗特色的灰白陶[7],都反映了三苗民众将自身文化传入异地的情况。

史前时期,在整个中华大地上,当然远不止这七组迁徙。民族大迁徙虽然大多出于无奈,却也好似植物嫁接,促进了文化交流和互相学习,使得各地文化呈现出一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基因现象,使得文明之花越开越艳。所以,苗蛮族团和华夏族团一样,都是中华文明大花园里怒放的鲜花,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参考文献:

[1]田春锋:《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知网,2008年5月

第25页,第三章《古史传说时代“征三苗”问题新探》前言;

第27—30页,第35—37页,第38—39页,第43—44页,第三章第一节《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第一阶段新探》;

第46页,第48—49页,第52—54页,第三章第二节《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第二阶段新探》;

第58—59页,第63页,第三章第三节《华夏族团与苗蛮族团的第三阶段新探》

[2]谭仲池主编:《长沙通史·古代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

第16—17页,第一章第一节第二小节《长沙石器时代的英雄传说》;

第19页,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小节《三苗国的建立及其与尧舜禹之间的战争》;

第21—22页,第一章第一节第四小节《“荆蛮”崛起及其与商王朝的战争》

[3]石兴邦、周兴:《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学术论文,《史前研究》198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3页

[4]宋鸿兵著:《鸿观》第253页,第三部分第17章第二节第2小节《专门服侍神的犹太教祭司》,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

[5]罗家湘:《尧舜时代的南方开发与豢龙氏驯马》,学术论文,《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第64—65页

[6]王洪领:《从石家河文化腹心地带考古学遗存看三苗文化的衰落》,学术论文,《金田》2013年第1期第120—121页

[7]彭元江:《三星堆文化里的“三苗”因素析》,学术论文,《文史杂志》2016年第9期第8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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