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虽然脏,但有益身心健康

原标题:脏话,虽然脏,但有益身心健康

从小,大人就教导我们,不要说脏话,说脏话是不对的,然而我们却从小就会说脏话,虽然在大人面前,我们可能不太敢说。对于脏话,我们好像都是无师自通,但又并非得之天授。

一个更为显见的事实却是,从古到今,任何一种语言与文化当中,都不曾少了脏话的容身之地。这些扎根于生活中的污言秽语,甚至是每种语言和方言中最能产生身份认同、最具有活力的部分。

为什么我们明知说脏话是禁忌行为,却依然忍不住做这件事?

说脏话是人类的本能吗?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脏话?

一般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说脏话?

男人和女人说的脏话有何不同?

说脏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这本书中找到答案。

脏话的文化史

文 | 埃玛 · 伯恩

来源 |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

转自 | 南京万象书坊

什么是脏话?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就比如骂某人“日你祖宗”的时候,大概私下里是不会想着让此话一语成谶的吧!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这点在调查研究中已经得到了反复印证。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脏话的语言学研究

要想得到更为确切的脏话定义,我们还得诉诸语言学的研究。首屈一指的脏话语言学专家得属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芒努斯 · 荣(Magnus Ljung)教授。他在2011年发布的《跨文化的脏话语言学研究》(Swearing:A Cross-Cultural Linguistic Study)中根据数千份调查样本,总结出脏话具有以下共性:

包括“日”“屎”等禁忌词;

不指代或预示实际行动;

大体遵循一定的语式;

情感性强,具有表现即时情绪的作用。

本杰明 · K. 伯根(Benjamin K. Bergen)则在他的著作《我操,什么玩意儿》(What the F)中指出:对比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不但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诸如“微笑便便”一类的表情文字还能轻松走红。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就拿“気違い”一词来说,大致可以译为“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くたばれ!”(译为“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

文化以语言为载体。文化存异,则必导致脏话的式样不同。伯根在他的书中提出了所谓的“老天/日/屎/黑鬼分类法”(Holy Fucking Shit Nigger),即依据各语言中最常见的脏话指代对象,将其归入一类。大多数语言都可归为前三种(宗教类、性交类或排泄物类)之一。以我个人调查的经验而言,似乎世间鲜少有以最后一类——污蔑歧视类——作为脏话语汇之主体的例子,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的。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daft cow)会被罚款300至600欧元;叫“昏猪”(old pig)的话,则罚2 500欧元。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Kankerlijer),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是否能从词语的表征中得出脏话的某种共性呢?伯根从常用的美式俚语研究开来,发现英语中简明扼要的脏话语式并不适用于法语以及西班牙语。从听觉感官上看来,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

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Language,the stuff of Thought)一书作者史蒂文 · 平克(StevenPinker)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鉴于有关方面新近的科研进展,我必须对这样的观点提出质疑。脏话与肢体行动同出一脉,确实不假,但是依照平克先生的定义法,似乎脏话行为理应被斥为原始蒙昧的残余,活该要被进步的人类所摈弃。放眼望去,在当前的学术研究领域大量的结论认为:脏话与我们的个体息息相关,与社会共同生息,实为人类鲜活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脏话的内涵远不止于野性的嚎叫——它们传达的是复杂的信息、社群性的语言,承载的是个人的情感、集体的文化。

我们要脏话确切的定义,何不拿本词典翻翻?可惜,古往今来的词典极少对脏话做直白的注解。1538年托马斯 · 埃利奥特(Thomas Elyot)爵士在编写词典时,十分确信将有无赖之徒专门为钻研市井的下三烂而来,于是在自序中义正词严地写道:“倘若不事正念,求索丑陋,剥翻典籍,以饱恶俗者,自可另觅他处。”

编写《英语大词典》的塞缪尔 · 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听闻两名上流女士对其词典省略“滑稽之言”的赞誉,反倒质问:“汝等岂非遍寻未得乎?”

到了维多利亚女皇治下拘束极盛的时期,《牛津英语词典》中连“裤子”(trousers)一词都被归入“不堪言”之列。等到20世纪,渎神以及种族歧视的咒骂已然步入各大词典的庙堂,像“肏”(fuck)、“屄”(cunt)和“撞了邪”(the curse)这样的字眼却仍被拒之门外。说到这里,有个挺有意思的现象:英国的文化关于月经发明了大量的隐晦用语,就比如“撞了邪”,还有“涨红潮”(the crimson tide)、“家里闹仗”(Arsenal playing at home)、“请人刷墙”(having thedecorators in),但从没人想过拿它造出些骂人的词来。我所知道的唯一的案例,是牙买加土话中讲的“bloodclaat”或者“rassclaat”。话再说回来——在编写词典的过程之中依礼数之需,擅自脱漏现实生活中脏词的做法,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1976年美国《韦氏词典》再版时,刻意简略了“dago”(拉丁大哥)、“kike”(犹太狗)、“wop”(意大利歪泼)、“wog”(瘟鬼,指非白种人族群),并在前言中声明:“切实有害于人种以及民族和谐的恶语语汇,考虑其使用频率在当下确实已呈越发降低的趋势,本词典决定不加以收录及注解。”

脏话与社会禁忌

那么究竟哪些词句为“脏”、为“俗”,由谁来做判别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在各自的社群和文化圈内,我们每个人都有判定语言禁忌的权限——哪些犯忌,哪些不犯忌,哪些犯了忌却可以作为陈情达意的工具。

一国之内,往往社会阶层也能纳入某些词句是不是脏话的考量。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在1927年著文《拉尔斯 · 波尔塞纳,或:脏话何去何从》(Lars Porsena or the Future of Swearing),提到当时“私生子”一词在“被统治阶层”之间一旦出口,足以导致反目成仇;而“同性恋”(bugger)则在他本人所处的阶层中更具威力,以至于几乎通篇皆作为“对反自然恶习的贪恋行为”或“保加利亚的异教陋俗”出现。

他对于这种现象给出了以下说法:“统治阶层对于庶出的子女是宽容得多了的,毕竟再低贱往往也有皇亲贵族的血统;而‘同性恋’则较少冒犯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本身就不避讳同性间的性行为。”此处解说得不免粗劣了一些。他又接着写道:“(然而)30余年前,此词一旦跃上高门会馆的布告,赫然指控某位交游甚广的名流时(指作家王尔德),人群间霎时爆发出一场骇人的躁动,时至今日依然尘埃未定。”

虽然脏话因为人群不同而相异,其语句形式倒像是流水线上模具造出来的一般。光拿英语来讲,不知多少的脏句都可归于数得上来的几个构造法。杰弗里 · 休斯的作品《英语脏话,咒骂和亵语的社会历史》(Swearing:A Social History of Foul Language, Oaths and Profanity in English)里面就举了个例子:Christ(我主基督),fuck,pity(可怜)和shit这几个词没有别的共性,只是全都能填入for ’s sake(“看在某某的分上”)这个词组中间,达成类似的语意。

英式英语中的常用脏话构词

英国电信监管机构Ofcom开展过一次民意调查,旨在了解公众对于广播节目中各式脏话的看法。我将调查结果汇总,绘制成了以下的柱状分布图。单看英语中的脏话“四巨头”(宗教类、性交类、排泄物类和污蔑歧视类):宗教类的脏话,一般人认为情节较轻;污蔑歧视特定人群的脏话则程度尤为严重。其中再细分下来,又以针对种族或性取向的最为犯忌。还有一条尚不足为凭据的消息——在一项未发表的研究里,有科学家专门从376名志愿者口中搜集了统共1000多万单词长度的会话录音,发现不少排斥同性恋和异族的污蔑语已经不再用于日常对话了。

各类型脏话中

不同程度(强烈—轻微)词语所占百分比

说到“遗臭万年”的经典骂词,诸如“肏你妈”(fuck you)、“滚蛋”(bugger off)这样的老面孔不知源流多么深远,而且在今日仍然生机勃勃,不乏俗众的追捧。话虽如此,要是几代人后这两句话变得跟“我主洒血!”(sblood,或God’s blood,莎士比亚时代的咒骂)和“弄瞎你的眼!”(blast your eyes,19世纪的流氓咒骂)一样地不入流,我想也绝不是意料之外的事。每当价值观发生变化,新的脏话也就该尾随而至了。

脏话的演变

在了解社会现行的忌讳方面,脏话就好比我们的信使、报信鸟——攀不上涵养,信息却总是准的。放在150年前一句“我主基督!”,其重量级约同于今天的“我日”和“狗屁”。而反过来,有些字眼虽配得上以往阿加莎 · 克里斯蒂和马克 · 吐温的文采,甚至也能唱进昔日的童谣、摇篮曲中去,拿到今天却无论如何也没法在体面场合说出口了。

总体上社会对脏话的接受程度在不同时期也或有增减。莎士比亚在世时,伦敦戏院有个宫廷游艺总管(Master of the Revels)的官衔,乍听不像严肃的职位,实际上是奉英国皇室之命监督演出风纪、杜绝言语猥亵的。后来《奥赛罗》和《哈姆雷特》传世的折本未见原本中的“我主洒血!”和“扎伤灵体!”(zounds,即“God’s wounds”,同为当时俗用的咒骂话)。热火朝天地清剿了几代人之后,“zounds”一词仅存于纸上的零星遗迹,现实中却讹读为“zaunds”,早先的渊源也就这样在民间失落了。

社会上不容许哪些语言,我们知道标准都是一变再变,删改莎剧的例子还仅仅是沧海一粟。宏观地从语言学和历史学上来看,文艺复兴应当算作欧洲骂史上的一大转型时期。在此前的中世纪,关于个人隐私和贞节方面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当时的人把身体器官或功能挂在口头也不甚感到羞耻。然而历经文艺复兴时代,身体发肤的字眼渐渐取代了宗教式的咒骂,最终流入“不堪言”之列。

英语脏话至今仍在演进着,只不过擎着“可耻”旗帜的“带头大哥”已经换作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污蔑语——紧随其后的是抹黑残障者的词语。促成这样变化的成分之一,大概是我们集体上已经认识到“排他”之思维定式的恶果。所谓“排他”,这里是指人类从猿类祖先那里继承来的一种思维习惯,即不自觉地发掘彼此的异处,以此将人群划分为“类己”与“异己”(或“他者”)。往往我们亲善并较为厚待类己,于是类聚群分,不同族群之间恃强凌弱,任意倾轧——过去数百年间尤其不乏惨痛的案例。而且既已占优的一方,又总忍不住对弱者继续采取言语上的碾轧。相互间的仇视和隔离,由此得到进一步的激发。就像史蒂文 · 平克以一位白人男性的立场在《新共和报》中所写的:“听到‘黑鬼’一词,仿佛片刻间被套上一件思想的外衣,当真地思忖起非洲裔美国人的可鄙来。”

史蒂文 · 平克

这件“外衣”套上身是什么感受,又要依照各人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而定。这就好比拿天神赌咒发誓到底属不属于亵渎,也要看各人信不信神。说我是受身份背景的限制也行——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四十出头、出身中产的《卫报》读者,但对我而言,拿种族和性取向方面的外号骂人就是比“肏你妈屄”和“狗屎”听来刺耳得多。我倒真心希望脏话的源泉能够重归于我们的身体——没有性生活人类就不得繁衍,茅房运动中也蕴藏有世界文明的大同。正如绘本大师五味太郎的名言:“大家都便便。”

何人、何故骂脏话?

我得坦白地说,碰到对我口味的脏话,效果一定屡试不爽。我一开骂,大家都能被我逗乐,夸我有女侠的风范——也说明在场的都是铁哥们儿。抑或是身上什么地方疼得紧了,心烦意乱得很,这时用下流的幽默为自己打打气,同样也告诫别人不要惹我动武。我二十出头刚搬到法国的时候,有一天夜里被流氓堵截在回家路上,眼见一只手要伸进我裙子底下去。我张口要骂退他——那阵子我压根还没研习过法语的脏话,结果出口竟然出奇地老练,最后我能吓走街头流氓,其实全凭短短几个星期法国电视节目的耳濡目染。

我这个人并非有什么特别之处。虽说总有个别人坚称自己口不沾污,但如果真要逼到紧要关头,几乎每个人都能爆发出脏话的潜能(确实有极少数的脑卒中患者不具备爆脏字的能力——他们的案例可供我们做有关情绪和大脑结构的研究)。根据我们目前的认识,女性骂脏话不如男性频繁,这倒确有其事,不过两性在此处的差距正逐年递减。我们还了解到,网络上的左倾民众比右倾者更爱骂脏话;以及,骂脏话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词汇水平。

进入正题,有时您会看到我把骂脏话行为分为两种类型:指向型(propositional swearing)和非指向型(non-propositional swearing)。这是科学和语言学上都喜欢用的分类法。指向型的脏话主要由大脑左半球进行酝酿,其构词、声韵、语义都出自有意的考量;非指向型的脏话则多源于大脑的情绪区域,是应激状态下不经意的流露和爆发。有些人会大而化之地理解成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左半球,非指向型脏话对应大脑右半球——这是不恰当的。脑内结构协作开展与脏话相关的行为,其过程相当复杂难测,我们的研究也只不过是毛皮而已。

我们许多人平日志向高洁,有意地规避脏话,然而时不时地仍能被激出一两个不中听的字眼。但是一旦进入研究环境,往往研究的是指向型的脏话。不是我们心系职业道德,不忍心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激到狗急跳墙,口吐污秽——仅仅是使人有意地骂脏话,更易取得配合罢了。

为脏话正名

人人都看到脏话的不登大雅之堂,却不晓得它还有那么多细致的可取之处——只要骂得恰当,粗俗的语言也能演绎出风趣、滑稽、放荡、侮辱等不同的意味;不论亲口说还是听到他人骂脏话,都关联到我们自身一系列奇妙的体脑反应;言语上的不检点,能帮助我们应对疼痛、减缓压力,更能促进同事间的关系,甚至有助于语言的学习。

除人类之外,其他的猿、猴之属同样具有各自独特的骂脏话行为,而且这些“非人类”脏话的作用还挺他妈大的——据此我们可以推测:脏话属于最早的语言形式之一。

经常听到有人说:真正的大人物和智者不说脏话,说脏话的人不是词汇贫乏,就是缺乏文化修养。我可以很确定地告诉您:脏话不光能骂出大智慧、大气场,连在日常的社交和情绪活动中也缺它不可。我们研究心理和社会科学少不了脏话,而且要是告诉您我们怎么研究的、研究出来哪些成果——哇靠,您铁定要大吃一惊!

脏话一旦咸鱼翻身,我个人以为定是天大的福音——不仅是从言论自由的原则上这样讲,更是因为骂脏话行为原本就是为我们个人和全体人类服务的。我们以脏话太过激烈为由,理所当然地想要将其淡化。但是科学研究的结论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倾听脏话,因为“败絮”之中往往暗藏玄机。总而言之,我虽不鼓励人们把脏话整天挂在嘴上,但是以后再面对这些语言中的奇葩时,务必请您他妈的放尊重点!

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说脏话不好、不文明。在地球上有人类居住的绝大部分地区,说脏话都是一种禁忌行为。

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依然会忍不住说脏话,那句“忍不住爆粗口”就是明证。

为什么我们明知说脏话是禁忌行为,却依然忍不住做这件事?

说脏话是人类的本能吗?

人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脏话?

一般我们会在什么时候说脏话?

男人和女人说的脏话有何不同?

说脏话,对我们有什么益处?

以上这些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这本书中找到答案。作者埃玛 · 伯恩作为一名科研领域的特立独行者,以极高的热情、非正统的研究方式对“说脏话”这个不正经的话题展开了有趣的研究。她结合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知识,研究了脏话进化的历史,以及说脏话对于我们身体及精神方面的影响,让人耳目一新。

打开这本书,欢迎进入脏话的神奇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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