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清 文 人 | 至 愛 雅 玩

原标题:明 清 文 人 | 至 愛 雅 玩

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藏书楼,满目缥缃的秘境里,书橱疏阔,边上一张书案,一架大理石屏虚空而立。黑白分明的石面上,一只苍猿正望月吐纳,云气升起在深山翠谷,山脚下,一线白浪珠玉飞溅,远远望去石屏似乎染了一层雾气……大理石屏,真是令人着迷的一件物事。

明清士人重宋元古画,而大理石屏,以天然画石嵌装为屏具,滇南万里而来,在明代属贵重珍罕之物,即使将其视作一种家具,以大理石屏的“无用之用”,大约也只能算“玩物”、“清供”,虽低调,却更为矜贵。一座黄花梨镶黝黯乌木山水纹面的大案,主人可能只为摆放一座石屏。

江山万里,浓缩一屏,皴擦点染,黑白分明,白云从石头内部升起,东方神秘美学的境界,物化为文人书斋日常之器。纤尘不染的空间里,画境随着光线发生微妙变化,那是故意打磨得微微凹凸不平的云母质颗粒在闪烁,汉代宫廷里云母屏风的奢豪,竟然十足书卷气。

宋代文人开始赏玩天然画石,并将其当作文房雅玩,欧阳修、苏轼等人钟爱为砚台遮风的“石屏”,可惜,他们都不曾见到出自点苍山的大理石。

“米家山水”在天然奇石上完美呈现、不可思议的象形之美,属于李日华、文震亨的时代。李日华看到了点苍大理石“与阴阳通”的玄妙,岂止江山如画。

真赏斋内、绛云楼头、凝霞阁里、味水轩中……大理石屏与三代古铜器、古砚、成窑、宋版并重,“时玩”、“摹古”之物,俨然晋唐墨宝,匹敌汉玉隋珠,与古董奇珍相抗。云南与中原交通险阻,大理石屏名贵几埒宋元古画,寻常人家等闲无处可寻。

成化年间,吴中顾元庆,将宋代林洪《文房图赞》总结的十八件器物照“文房十友”架构重新排序,第一次将“端友”,亦即石屏,赫然列为“十友”之首!

至此,大理石屏取代了林洪文房排序第一的“毛中书”(笔),在诸多书斋器物中,被提升至最高等级。古人著述,必用毛笔,也是书房中最核心之物,在文房器物中,笔列名居首,林洪的考量非常准确,其所隐喻的“书写”—“著述”功能,至顾元庆时代,一转而为书斋清赏石屏,推重其隐喻的“观看”—“观想”意蕴,文人没有完全放弃“秉笔直书”,但乐于遥看“江山如画”,其中况味,意味深长。

与明代宫廷、官署之内陈设的大型座屏不同,大理石屏多为插屏,陈设桌案几间,没有视觉遮挡或分割空间的“实用功能”,纯粹以美示人,恰因这“无用之用”,赋予大理石屏超迈脱俗的位置,卓然自立。

澹然冰雪姿,讵能混流俗。

明代文献中大理石屏消费、馈赠记录,其中多数来自江南地区显宦、文士,这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明代中期以来,漕运顺畅,江南经济繁荣,书画收藏大热,世风奢华。南、北两京高官,江南文士,能从距离中原万里之遥的云南,获得一具被慧眼选出的上等“石屏”,并获得为之品评题铭的机会,事关受赠人的地位,是世俗身份与文化权力获得的双重肯定。

如英国学者柯律格所述,在明代人们通过对奢侈玩物的获得追求“身份认知”。《金瓶梅》中西门庆不惜重金从显宦旧家购买大理石屏,恰印证了这一观点。拥有这一最新被创造出来的“时玩”,馈赠与获得,皆可彰显彼此风雅与地位。世论严嵩贪鄙,《天水冰山录》抄家账册有数量众多的大理石屏,属不得折价变卖、必须缴入内库之物。

文人爱石,岂止一米颠?张岱见一奇石,大呼“岂有此理”。爱石成癖如张岱,遍查其诗文著述,斋中多奇石、怪木、竹器、珍奇,且多有铭记,独不见大理石屏,此亦一咄咄怪事!张宗子不及见之,亦一大恨事耳!

《明代大理石屏考》,在浩瀚明代文献中钩稽索隐,举凡引征明人诗文集、选集、别集、全集,包括奏议、信札、题跋、碑铭等文字,还有涉及大理石、大理石屏资料百余种,阐述了大理石屏在明代物质文明史框架下的演变过程。并尝试在其作为家具、文房陈设品的物质层面之外,进而诠释大理石屏作为“贡物”“商品”“礼物”的社会学意义,以及以“云山意象”作为审美核心的大理石屏所象征、承载的士人品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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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编:朵庆彦(汲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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