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评价

原标题:百科全书:五四学人对《金瓶梅》的评价

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唱主角,他们看到小说对民众精神的强大感染力量,并把小说看成是“开通民智”的工具,极力抬高小说的社会功能。

对于《金瓶梅》的评价普遍看好,几乎没有论者把它视为“淫书”,相反,则纷纷强调它的“戒淫”意义,如黄小配就说:有《金瓶梅》出,而西北淫浇之风,渐知畏忌,盖其感人者深耳。

他们从新的观点出发,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下等社会的小说,是为痛社会之混浊而作。梦生在《小说丛话》中说:《金瓶梅》乃一最佳最美之小说,以其笔墨写下等社会、下等人物,无一不酷似故。若以《金瓶梅》为不正经,则大误。《金瓶梅》乃以惩劝世人、针贬恶俗之书。若以《金瓶梅》为导淫,则大误。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鼓吹打倒旧礼教、旧制度,提倡科学和民主,掀起了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以“五四”为中心,把它的发生、发展、高潮以及高潮过去之后的低谷看成是一个整体,那么“五四”时代应该从1915年到1927年。

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倡小说革命,不少人从社会角度重新评价《金瓶梅》。胡适认为,今日中国人所谓男女情爱,尚全是兽性的肉欲。今日一面正宜力排《金瓶梅》一类之书。

但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在承认《金瓶梅》有消极作用的同时,认为:《金瓶梅》一书,断不可与一切专谈淫狠之书同日而语。此书为一种骄奢淫佚、不知礼义廉耻之腐败社会写照;若抛弃一切世俗见解,专用文学的眼光去观察,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

对于《金瓶梅》的人物评价,也多从道德方面进行批判。对潘金莲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感情,点出其淫妇性质。梦生在《小说丛话》中说:写潘金莲恶,写王婆尤恶。金莲虽淫秽,犹自无毒夫心肠,非王婆唆恶不及此,老虔婆真咄咄可畏哉!要知天下即今酿成伤风坏俗、毁伦灭理之事者,皆此老虔婆类也;作者写春梅俱以特笔写之,故绝不写其淫逸。写淫逸最甚者,莫甚于金莲,作者深恶而痛绝之,比之狗彘不若也。

冥非在他的《古今小说评林》中说:《金瓶梅》一书,丑秽不可言状,今观其书,不过为奸夫西门庆、淫妇潘金莲,延长数年之生命,以畅遂其淫欲而已;《金瓶梅》以前,未有淫书,作者诚足为作淫书者之始祖矣。但其他之淫书,其所写之淫书,其所写之若男若女,无论如何污秽龌龊,决不至如西门庆、潘金莲之甚。

对于李瓶儿,解弢在《小说话》中指出:《金瓶》无一正人,《红楼》亦无一正人,其人物之逼肖者,为尤二姐之与李瓶儿。解弢拿李瓶儿与尤二姐相比,可见,他对李瓶儿的遭遇有同情之意。

现代学者对《金瓶梅》的评价,是在总结前人的认识成果的基础上起步的,其突出特点在于能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运用辨证的观点、现代小说的眼光及其科学的方法,对《金瓶梅》及金、瓶、梅形象做出社会的、历史的科学评价。

这一时期,《金瓶梅》研究涉及到的问题有:《金瓶梅》的作者及其社会历史背景;成书年代、流传及其版本;作者的思想倾向及其《金瓶梅》的思想深度、认识价值、历史价值;《金瓶梅》的艺术特征及其成就;《金瓶梅》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金瓶梅》中的人物;《金瓶梅》中的戏曲活动及其民间风俗;《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比较研究等等。

这完全是现代学者从事《金瓶梅》研究的新课题,鲁迅、郑振铎、吴晗、姚灵犀、三行、阿丁等人都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代表着现代中国《金瓶梅》研究的新水平,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金瓶梅》研究工作者,并给他们以启示。

鲁迅先生是现代金学的第一人。他早期受近代改良主义小说理论的影响,后来吸收了近代小说理论中进步的合理的成分,逐步以唯物的科学的文艺理论分析我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评价古代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

鲁迅把现代中国的《金瓶梅》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站在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现代小说的观念,对《金瓶梅》的成败得失,做出了客观、公允而具体的评析,对其思想意义和文学价值做出了社会的、历史的评价,推动中国的《金瓶梅》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鲁迅对《金瓶梅》研究的独到之处,是把这部小说放到整个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去考察它的地位和存在价值。他认为《金瓶梅》的题材特征是记人事,描摹世情,见其炎凉。它既不同于《三国演义》以描摹历史故事为题材,又不同于《水浒传》以描摹英雄传奇为题材,《西游记》以描摹神魔故事为题材。《金瓶梅》的突出贡献,即在于它取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以反映那个世俗社会为宗旨,描写世情,尽其情伪,揭示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人情世态。并且强调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

《金瓶梅》在刻画人物方面,鲁迅认为《金瓶梅》既不像《三国演义》那样专写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又不像《水浒传》那样专写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也不像《西游记》那样专写神仙妖魔,而是写当时社会中的活生生的各色人物,特别是“市井俗人”,作为“市井俗人”的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都是重要人物。

《金瓶梅》并非是纯客观地展现西门庆和他妻妾们的淫乱,而是通过对西门庆人生历程的淋漓描写,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根源。一部《金瓶梅》展现了十六世纪中国封建主义之将死,资本主义已萌芽的风情浮世绘。

郑振铎作为一个独立思考的文史学家,也表现出对《金瓶梅》独到的鉴赏力,他的见解对后来的学人,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金瓶梅》的出现,可谓中国小说的发展的极峰;只有《金瓶梅》却彻头彻尾是一部近代期的产品。不论其思想,其事实,以及描写方法,全都是近代的。在始终未尽超脱过古旧的中世传奇式的许多小说中,《金瓶梅》实是一部可诧异的伟大的写实小说。它不是一部传奇,实是一部名不愧实的最合于现代意义的小说。

郑振铎将中国古代的长篇小说,以《金瓶梅》为转折,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在它以前的作品基本上是中世纪式的、古典式的小说,《金瓶梅》才是严格的近代期的小说,这个观点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金瓶梅》最本质的特征,从而肯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贡献。

他还进一步指出,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并且,《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郑振铎对《金瓶梅》的评价,某些提法可能有拔高之处,但就其总体而言,也是符合中国小说发展史的事实的。他的评论高屋建瓴,超越前人,可以说代表了现代中国《金瓶梅》评论的较高的水平。

继鲁迅、郑振铎之后,现代学者中对《金瓶梅》做出深刻评价的,还不乏其人,亦不乏其独到的见解。阿丁和李辰冬都肯定了《金瓶梅》的现实主义。阿丁指出:《金瓶梅》之意识,实是反抗的、积极的。它的中心思想在于讽世,在于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他描写上至朝廷下至奴婢的腐败,他描写人情的险恶,世态的炎凉。如其说《水浒》是反抗现实的小说,《儒林外史》是暴露智识阶级的丑态,《红楼》为描写人情的杰作,那么我可说《金瓶梅》一书是兼而有之的。或者还可说《金瓶梅》是更深刻更现实的代言者。因为《金瓶梅》在思想上说,它是一部暴露资产阶级的社会小说;在实质上说,它是一部描写琐细的家庭小说;而在文学上说,则是最平淡无奇的一部写实小说,人情小说。

李辰冬也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写实派的真正杰作。我们读了他后,知道了明末清初的人情风俗、言语文字、更知道了那时候的家庭状况和妇女心理,连带着又知道了那时的社会的一切。等于我们读了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和左拉的《卢贡一马卡尔家族》二书,知道了法国十九世纪的一切一样。这就是说,《金瓶梅》是相当于《人间喜剧》那样伟大的,反映一个时代全貌的百科全书式的优秀作品。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的,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的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更多的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反响,使人从本文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如果把《金瓶梅》比作一部管弦乐谱,那么五四时期的读者是在与明清完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弹奏这部伟大的乐曲,演奏出完全不同的乐章。

这一时期的接受思维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东学西渐”、“洋为中用”之风盛行,广大知识分子从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中汲取精神的营养,作为改造国民精神的思想武器。“五四”新文化运动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反传统、反礼教、主张个性解放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特点之一。“反帝和反封建”、“启蒙和救亡”是时代的双重主题。经历过新文化洗礼的广大先进知识分子们抛弃了传统的道德批判、主观直感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用新的时代观念和价值准则来理解《金瓶梅》及金、瓶、梅形象。

撰稿/海英【读史品生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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