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史 | 揭秘1973年被周总理派到英国进修的第一批Doctors !​

原标题:医史 | 揭秘1973年被周总理派到英国进修的第一批Doctors !​

1966年秋,一场疯狂的名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中华大地,不仅国民经济濒临瘫痪,科技也陷入了停滞、甚至倒退的境地。这种可怕的状况引起当时为国为民日夜操劳的周恩来总理的忧虑,1972年8月10日,已经确诊患上膀胱癌的周总理在北京召开了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试图扭转中国科学技术事业面临的困境。据说,周总理在会上提出要从中国科学院和全国重点高等院校选派一批科技工作人员到西方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以解国家燃眉之急。

1972年主持我国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国务院科教组选择了英国作为新中国建国后第一批60名科技进修生派往的国家。

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获得了其中的3个名额,即刁云程、程振起和我。我做梦也未曾想过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留学,这与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反帝、反修、反资本主义的教育格格不入。

一、出国前的准备

我们这些从全国各地选派的60个人于1973年4月初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报到,按入学英语测试成绩分成快、中、慢三个班。我被分在中班,学习内容主要是英语口语听和说。我从初中到大学,学的都是俄语,只在大学三年级,作为第二外语,学了一年的英语,主要为培养英文科技文献的阅读能力服务。

6月初,第一批出国名单宣布,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孙曼霁、吴祖泽,上海瑞金医院胸外科的张世泽大夫和我成为赴英的首批访问学者(Scholarship),大使馆称我们为“进修生”。按当时的国家规定,我们每人得到600元的置装费,包括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和一件呢大衣。我当时的月工资是56元,这笔置装费真可谓不菲。科教组安排我们在专门制作出国服装的“红都”置装。

与此同时,由语言学院帮我们办理赴英的公务护照和签证。这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在我的出国批件上,签字的有关领导竟然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和公安部一位副部长的名字,足见当时出国审批程序之严格。

二、临行前的出国教育和英国驻华大使的宴请

我们一行四人定在1973年7月中旬赴英,行前要接受两天出国学习班的教育,主要是牢固思想:我们出国的首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宣传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然后才是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让我们意外的是,临行前3天,时任大不列颠王国驻华大使的艾惕思爵士(Sir John Addis)在英国大使馆亲自宴请我们四位赴英的访问学者。这位大使会说中文,亲切和蔼,宴会前与我们作了亲切的交谈,询问了我们各自的专业。艾惕思大使的使馆宴请说明了英国政府当时对中英科技交流的重视,不知道在我们之前或之后是否还有任何国家驻华大使宴请我国留学人员的例子。

三、飞往伦敦:两个英镑

1973年,我国还没有任何飞往欧洲的航线,我们一行四人只得搭乘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航班,经停卡拉奇、开罗、罗马飞往伦敦。出发前,科教组管外事的同志交给我们四人两张1英镑的纸币,作为旅途中急需时使用。

我们由首都机场(即现在的首都机场T1航站楼)起飞时已近傍晚,深夜飞抵卡拉奇,由巴航安排在卡拉奇机场旅馆住宿一夜。第二天一早,巴航的工作人员带我们去机场餐厅用早餐,餐厅很大,早餐由餐厅服务员一一送上。就在我们四人用完早餐起身离开,准备前往登机时,才知道就餐的旅客须向餐厅服务员支付一定数量的小费。这下难住了我们,如果把唯一的2个英镑付了小费,以后遇到付费厕所可怎么办?不付小费,又有损我们泱泱大国的脸面。正当我们一筹莫展之际,离我们桌子不远也在就餐的几位我国驻巴基斯坦武官处的军官发现了我们的窘境,伸出了援手,让我们先走,由他们为我们付小费。我们当时真是感激不尽,还是祖国的同胞好啊。

四、进实验室前的最后英语补习

在北京语言学院两个月的英语学习对于即将独立走进英国大学实验室的我们毕竟还是短了点,我们到达伦敦后,使馆文化参赞处立刻安排我们去伦敦东北方向80公里的古城科切斯特(Colchest)的一所语言学校补习英语。

科切斯特是公元一世纪罗马人征服英格兰岛所建立的第一座罗马古城。1973年7月中旬我们到达科切斯特的第一天,当地报纸就刊登了一条消息:“四位中国Doctor来到科切斯特!”我至今尚不能断定他们指的是四位医生还是四位博士?那年,除了我32岁,资历最浅,孙曼霁和张世泽分别是42岁和43岁,吴祖泽是38岁,他们三位被英国人称为博士也完全受之无愧。

我驻英使馆把我们安排在一所教外国人英语的语言学校,我们四人自成一班,每天与老师或彼此之间练习英语对话。学校把我们安排在两个英国家庭,与他们“同吃同住”,以增加我们与英国人接触和交谈的机会。

五、走进实验室,开始新生活

8月下旬,回到伦敦,除吴祖泽要去曼切斯特的帕特森肿瘤研究所从事造血干细胞的研究外,我们其余三人均在伦敦,孙曼霁去伦敦大学精神病研究所,张世泽去了伦敦著名的哈默史密斯医院(Hammersmith Hospital)胸外科,我则去了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 Medical College,英国人亲切地叫它巴茨"Barts")物理系。我的导师是该系主任罗特布拉特(Joseph Rotblat)教授,他1908年生于波兰华沙,1939年到利物浦大学,在因发现中子而获得193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指导下研究原子爆炸的可能性,随后跟随查德威克参加了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1973年秋我来到巴茨时,他已经65岁。由于我们是在一个一切服从国家分配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不懂得慕名而去的西方求职规则,当罗特布拉特教授问我为什么要来他这里工作时,我告诉他是我们研究所安排的。这一回答似乎让他非常吃惊,加之我对他以及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的研究工作一无所知,显然他是不满意的。好在我们是通过英国提供教育机会与促进文化交流的国际机构“英国文化教育协会(British Council)”资助和安排的,他并没有为难我。他指定了系里唯一一位高级讲师拉沃尔(S. Lavell)做我的直接指导老师,给我的研究题目是“直线加速器电子束能量的量热法测定”,并参加放射生物学研究生班的全部课程学习,每月向他汇报一次工作。由于我的勤奋和努力,得到了他的好感,建立了很好的个人关系。由于70年代初的中国还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加之“文化大革命”,我们对外部世界既不关心又不了解,对英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更是一无所知,国内通过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替我联系的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和放射生物学系虽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是英国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单位,但70年代已经开始衰落。当时,英国大学传统上每一学科只有一位教授,英国的professor,字面上跟美国和中国的教授没有区别,含义却和美国的不一样,其难度比美国的高很多,数目也少很多。在英国,professor是一个系里面资历最深,学术地位最高的人。教授底下设两个高级职位,一个叫Reader,相当于美国和中国的教授,但在该系的教授退休或去世之前是不能成为教授的。另一个则是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相当于副教授,他们之下才是讲师、助教和研究生。系里的Reader是一位生物学家诺尔曼·坎姆博(Norman Kamber),他是一位热心助人的学者,对我很友好。他知道我的难处后,帮我联系了英国著名辐射物理学家、电离室空腔理论的奠基人,伦敦理工学院(The 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数学物理系主任的柏林(T. E. Burlin)教授,学习微剂量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又帮我联系了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格瑞实验室(Cancer Research Campaign Gray Laboratory),使我得以在这所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短暂工作和学习了3个月。就这样,我成为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注册和学习辐射物理、又在格瑞实验室和伦敦理工学院物理系进修的中国访问学者

六、在格瑞实验室度过的难忘岁月

1974年的3月,我终于通过格瑞实验室物理部的主任巴里·迈克尔(Barry D. Michael)博士进入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放射生物学研究机构进修。在这个实验室里有一台范德格拉夫高压静电加速器,产生4MeV的离子束,在格瑞的指导下,杰克·博阿格(Jack Boag)利用这台加速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脉冲辐解装置(Pulse Radiolysis),并首次发现了脉冲辐射在水中产生的水合电子。我在巴里·迈克尔的帮助下,了解脉冲辐解装置的结构、组成、控制离子脉冲发射的控制系统和瞬态辐解产物的光学探测系统,参与巴里·迈克尔和化学部负责人皮特.沃德曼(P. Wardman)博士对各种放射增敏剂溶液辐解产生的瞬态产物的观察和分析,感到非常有收获,使我对辐射在生物系统引起的原初化学反应过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此,我还趁我在格瑞实验室工作期间可以请教许多知名辐射化学家的有利时机,系统地自学了辐射化学和快速反应动力学。

在格瑞实验室的经历帮助我在1978年科学的春天来到中国大地后仅用两年时间建成了国内首台用于研究蛋白质和核酸光解原初产物的微秒级闪光光解装置(Flash photolysis)。虽然在格瑞实验室只工作了短短的3个月,格瑞实验室却把我看作格瑞实验室的访问学者,我1975年春离开英国后的33年中,他们每年都将实验室的年报寄给我,直到2008年格瑞实验室合并到英国牛津大学成为该校的放射肿瘤研究所(Oxford Institute for Radiation Oncology)。

七、学习“微剂量学”的理论和实验方法

在坎姆博教授的帮助下,我拜访了当时已是伦敦理工学院副院长的柏林教授,在去见他之前,我仔细阅读了他在阿蒂克斯(Frank H. Attix)和罗奇(William C. Roesch)1968年主编的《辐射剂量学》(Radiation Dosimetry)一书中撰写的第八章“空腔理论(Cavity-Chamber Theory)”,他非常慷慨地答应我在他实验室的一台圆柱形空气正比计数管上进行模拟生物组织微小体积内电离粒子能量沉积分布的实验研究。伦敦理工学院离我居住的国际学生大厦(International Students House)很近,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只要与管理实验室的技术员事先联系好,我就以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的“主业”与伦敦理工学院的“副业”之间安排好我的工作日程

我在柏林教授处间隙性地工作了不到3个月,通过改变计数管里的空气压力模拟不同大小的微观体积,获得了钴-60伽马射线在不同微观体积内能量沉积的统计分布,写出了实验报告,交给了柏林教授。80年代初,我曾在卫生部北京工业卫生实验所举办的全国性微剂量学学习班上讲解微剂量学的概念和它与辐射生物效应的关系,就是得益于在柏林教授处工作时得到的感悟。

八、在英国留学期间的一些难忘记忆

1973年秋,使馆为我们在伦敦的三位进修生安排了一次去海格特公墓Highgate Cemetery拜谒革命导师马克思墓的活动,与我们同去的有当时的英国左翼记者格林(Phillics. Green)夫妇。格林先生是英国著名的记者和制片人,从上世纪60年代起,访问过中国不下15次,早在1960年就专访过周恩来总理。1979年文革结束后,他又访问中国,并受到华国锋主席的接见。(这两次专访的视频还在国家档案馆保存)

孙曼霁(后左2)、张世泽(后右1)、作者(后左1)、格林(后右2)、格林夫人(前右2)、使馆岳老师(前右1)和两位小留学生。

1973年10月以后,60人的赴英进修生中,又有一些同伴们陆续到达英国,我们所的刁云程和程振起也到达了剑桥大学。1974年早春,我去剑桥看望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一睹闻名世界的剑桥大学的风采。

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楼前的合影,从右至左,分别是程振起、刁云程、赵忠贤、本人和两位记不起姓名的旅英同学。

九、后 记

我虽然在英国只待了1年零8个月,但是学到了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是我从一个学物理的年轻人向研究生物学蜕变的开始,英国许多有成就的放射生物学家都有物理学的背景,它增强了我转向生物学的信心,这可能是我留学英国最大的收获。在英国期间,认识了不少知名的科学家,这让我受益匪浅。我特别要提一下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塞罗缪医学院物理系的导师罗特布拉特教授,他当年已经66岁,有许多社会活动,未能亲自指导我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但是他给了我很大的自由度,让我在课题研究外有足够的时间学习和参与辐射化学和微剂量学的研究实践。我当时并不太了解他,只听说他是一位反对核武器的社会活动家。直到上世纪末,才知道他因为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1970)共同发起、并由他领导组织了帕格沃什科学与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and World Affairs)获得了1995年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当我回忆起45年前的留学经历时,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出国留学已经从少数公派,变成了每年几十万人的自费留学,国家行为的派遣变成了青年人普遍享有的求学权利。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富强,中国人民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接触世界先进科技、先进文明的机会,必将加快中国的前进步伐。

撰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来源:知识分子

从古到今,海外进修的磨练,最终都会成为医学前进道路上最关键的铺路石,中国医学是因为一代代医学人才的开拓进取才有的迅猛发展,只有依靠经年累月的思考探索,坐上十年冷板凳才能运用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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