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从隆盛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原标题:大唐帝国从隆盛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至今令人向往不已。它的社会繁荣富庶,它的文化辉煌灿烂,它的武功强盛无匹。如此强大的帝国也难逃衰落、灭亡的结局。那么,大唐帝国从隆盛走向衰败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唐代隆盛的制度原因

唐代隆盛的原因,可于其制度之健全合理中求得答案。按唐制渊源于隋,隋则承北朝余绪兼及南朝梁、陈之典章制度,至唐太宗时斟酌损益,制定完善,使其健全合理。其最重要者有四:

第一是“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是稳定繁荣社会经济的基础,它是由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发展而成的。男子年十八以上者,授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于年满六十归还政府,二十亩为永业田,永远持有。每丁岁纳粟二石,是租;随其乡之所产,岁纳绫绢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是调;每岁为政府服役二十日,不役者,每日纳绢三尺,是庸。加役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均免。另定有灾害时减免租庸调的办法。这个制度使田纳租,户输调,身服役,负担均分,而且达到了轻徭薄赋的目的,例如口分田八十亩,只纳二石,等于四十分之一。

第二是府兵制。隋文帝已为府兵制树立规模,唐初略有更张而已。其制是分全国为六百三十四折冲府(府的数目,有许多不同的记载),关中,亦即首都附近设二百六十一府。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有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由折冲都尉统率。府兵从均田制下的农民中遴选,年二十入选,六十退役,平时种田,冬季由折冲都尉教习阵战,所有武器、用具、粮食均由府兵自备。身为府兵者,租庸调全免除。到长安当宿卫一个月称为“番上”,按距长安之距离定之,五百里为五番,五百里以外六番,千里七番,一千里以外八番,两千里十番,两千里以外十二番。

府兵制有三大优点:(一)政府不耗巨额糈饷以养兵;(二)府兵均殷重农民充任,武器自备,故军纪较佳,武器操练纯熟,战斗力强;(三)无人能拥兵自重形成割据。故唐初百余年,国威远播而库帑不耗竭,军力强大而无军阀。

第三是三省制,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举凡国家军政,均由中书舍人草拟,由中书令及侍郎审订之,咨送至门下省。门下省的主要职掌为对中书省所咨送来之诏令策敕进行审订,若门下省不同意中书省之拟议,可以“封驳”,即驳回重拟之意,如同意,即咨送尚书省。尚书省按门下咨送诏敕之性质,分别由六部尚书主理,六部尚书则下达其诏敕与执掌有关之九卿(寺),由九寺分别负责执行,并将执行之经过,限期向有关之尚书报告。

三省制是集体领导,有抑制平衡的功能,使大政考虑较周详,奸人不易弄权,皇帝耳目一新,避免偏信独断,实大有裨益于政治之清明。

第四是科举制。隋炀帝是中国科举制的创始人,唐代将这一制度发展完备。

唐代取士之类别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由天子自诏者曰制举。乡贡每年举行一次,任何人均可投牒自进,设立的科目很多,诸如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登科之后如欲为官,尚须经过吏部的“释褐试”,中试后方可任官。平民任官,不仅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局面,而且平民从此可以凭本领而获得崇高的社会地位。

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与科举制,是唐代辉煌文化的四大柱石。

安史之乱:唐由极盛而始衰的转折点

按唐制,郡县之上设十道按察使(唐玄宗时增至十五道),监督郡县行政;边疆设六都护府,设大都督,主军事。唐高宗初年,大都督带使持节,即授以全权印信;至唐睿宗二年(711)始有节度使之官名。初任此职者多为厚重名臣,且不久任。唐玄宗时期,政府在陇右、河东、河西、朔方等地置节度使,统管数州军民财政,专制一方之土地人民甲兵。

宰相李林甫嫌同列以军功受尊崇,与己争权,乃请任用胡将,由是诸镇节度使多由胡人充任,镇兵将亦杂有胡人。唐室原出北朝,胡化很深,太宗即曾说胡人亦人也,何必分彼此。

安禄山本杂胡(父胡母突厥),玄宗于742年任之为平卢节度使,旋即兼范阳节度使、河东节度使,使今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等地均受其统治,拥兵十八万之众。

玄宗四十二年(754)正月,宰相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试召之,必不来”,安禄山闻命即至,玄宗由是益亲信安禄山。据说安禄山以唐玄宗待之厚,欲其死后始叛,杨国忠数次奏安禄山将反,唐玄宗不听,杨国忠乃数次设法刺激安禄山,“欲其速反以取信于上”。玄宗四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遂反。

后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部将史思明杀庆绪,史思明复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安史之乱前后长达八年之久(755—762)。经此一乱,社会破坏惨重,肃宗时全国人口已锐减至三百九十三万户,几乎减少了三分之二,一百余年来所滋养出的繁荣随风而逝。

唐代衰亡的制度原因

历代的政治,就像一支庞大的交响乐队,有三大要素:乐章、指挥者、伴奏者。唐初四大制度(租庸调制、府兵制、三省制与科举制)是乐章,唐太宗是挥舞指挥棒的人,房玄龄、杜如晦、李勣等是演奏不同乐器的乐师。他们根据美好的乐章,奏出了千古赞赏的绝妙佳曲——贞观之治。唐太宗逝世后,承继他的指挥人虽远不如他,但只要能按着旋律演奏,一样清音悦耳,嘹亮不绝。指挥与伴奏均在迭更,只要乐章不变,整个唐代仍然循康庄富强之道前进。一到乐章改变,才出现鼓噪杂乱的音响,令人掩耳。

唐初四大制度自武则天、韦后以迄玄宗,已逐渐腐蚀转化,至安史之乱后,租庸调与府兵制已彻底被改变,三省制与科举制则已变质,弊窦丛生,失却创制本意。柱石腐溃,大厦焉得不倾覆。

租庸调制不仅按耕地、户口与人丁合理分配负担,并有为民置产的命意,实行此制,必须严密调查户籍。唐高祖时即规定每年一制“计账”,即预计下一年的徭役之数,以为庸之张本;另规定每三年一制户籍册,以为租调之根据。户籍册上尚须绘当事人之相貌形状(类似今之照片),以免奸欺。

但到唐高宗晚年,由于计账户籍失实,农民负担不均,赋役苛重,因此农民逃亡、户籍隐漏的情况日益严重。同时,土地兼并之风亦盛。失掉土地的农民,沦为庄田的雇农或佃农,佃农所纳田租,十倍二十倍于租庸调制。

府兵制亦逐渐变质。唐初为府兵者租庸调全免,故人多乐为之,亦颇受尊重。唐高宗以后,天下承平,府兵不受重视,将领亦视之为厮养,役使如奴仆,府兵地位低落,农民甚至自残肢体以避之。

玄宗时代,均田制崩溃,府兵制失其依据,已至名存实亡的境地。玄宗十二年(723),宰相张说以番上之府兵羸弱,且逃亡殆尽,乃请用募兵方式,征集拱卫京师之宿卫。安史之乱起,征募之兵皆不战而溃,代而兴者为“禁兵”。

禁军为直属皇帝的武装力量,李隆基曾凭借万骑禁军平定韦后。禁军共有左右十军。唐德宗信任宦官,让宦官统率禁军,宦官用以挟制朝政。

三省制在政治上有抑制平衡与集思广益的功能,但主要靠皇帝英明,能选才任贤。唐玄宗晚年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之人,他们滥用亲近,普施官禄以收买人心,中央地方官吏日渐增加,做官成为发财之道。朝廷官僚充斥,阶职繁多,加以唐制中央集权,地方官权位低微,形成重内轻外情形,致使内外政治腐化懈弛。

科举制亦发展出偏差。唐代科举之项目很多,常设者有明经、进士等八科。玄宗晚年,进士科已只重诗赋。进士甚受朝野尊崇,这是促成唐代文学兴盛的主要原因。但这一批以声韵辞章为学,吟诗作赋为务之进士,一旦为官,酬觞吟和,风流自赏,不懂政事,也不屑于理政事。科举制为百姓开进仕之途,但遴选出的是一批飘逸浮华的文士,使政治败坏。

唐代衰亡的三个新兴因素

安史之乱后,有三大新兴的因素出现,即藩镇、宦官与朋党。 这三股势力,交互激荡,终于使唐朝走向覆亡之途,中华世界遂由殷庶康庄而逐渐沦入凋零残破。

藩镇是安史之乱的祸源,固非始于安史之乱。唯此事变之后,藩镇变本加厉,根基加深,范围更广,为祸更剧。节度使本由唐初抚驭边疆外族之六都护府演化而来。玄宗时的节度使,除剑南及岭南而外,其余均在西北、东北边境。玄宗时期中央权势显赫,各节度使均极驯服。安史之乱时,唐肃宗亟欲收复两京(长安、洛阳),未用李泌之策,直捣安史之巢穴,反封其降将为藩镇。故安史之乱虽平,藩镇之祸未已。

藩镇之范围逐渐扩大,遍及全国各地,最后连长安附近亦有藩镇。同华节度使周智光欲扩大封地,历数大臣过失,且曰:“此去长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长安城。至于挟天子令诸侯,唯周智光能之。”藩镇如此专横跋扈,原因有三:

一、宦官专权。唐肃宗以后,宦官李辅国参与军事,权势日大,逐渐掌握藩镇黜陟之大权。皇帝常派遣宦官为“监军”,监督藩镇将领的军事行动。监军不谙军事,但权力大。战胜则宦官急忙向皇帝报捷邀功,战败则宦官对主将百端凌辱。若干忠于朝廷的藩镇,在宦官的淫威之下,自怀二心,藩镇的离心力自日益增加,朝廷讨伐无功,只有“赦之”之一法。如此发展下去,服从中央反可能殒身,实际独立或叛逆则未必获罪。由制裁到姑息,中央完全失去统驭地方的能力。

二、自禁军代替府兵与骑而成为皇帝的唯一武力后,禁军之权,全操在宦官手中。宦官唯借以作威作福,真正作战,则见敌即溃,成为掳掠的主力。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只有江南八道,仅有一百四十万户百姓。养兵之粮糈缺乏,也是禁军战斗力弱的原因,故一有叛乱,只有用听命的藩镇去讨伐叛逆,这些藩镇亦不过利用机会,扩张一己之地盘而已,如此相反相成,藩镇之祸亦愈演愈烈。

三、藩镇总制领域的军政财权。唐德宗初行两税制时,藩镇尚需向中央输三分之一的税收。此后藩镇逐渐抗命,聚敛所得,完全擅自支配。更进而自立名目,征收赋税。藩镇独占盐铁之利,甚至自铸钱币,以增加财源,称霸一方,这与中央之府库耗竭,“赏赉不时,士卒有怨言”适成对照。藩镇经济力量充实,故能养兵以自固,亦能网罗人才为己用。

藩镇是一批有权无识之武夫,他们生活奢靡,只知穷民间财富以自享用,朘削百姓以养军队。所以,农村经济破产,百业萧条。

唐代的第二个祸源是宦官权势之高涨,远超过后汉。唐代宦官干预朝政弄权,始于唐肃宗时之李辅国。唐肃宗崩后,李辅国为中书令,是以宦官拜宰相矣!宦官因统率禁军,藩镇多出身禁军,中央要职亦多其门下,故终唐之势,宦官权势不衰,朝臣敢有稍露反对之意者,辄遭屠戮。宦官不仅对朝臣,对皇帝亦任意废立弑杀。自唐穆宗以后八代皇帝,八十余年间,为宦官所立者七位,两帝被弑(如连唐宪宗在内,则是三帝),一帝(唐昭宗)被幽。在朝廷用人行政完全受制于宦官后,朝政日益腐化,贪权纳贿之风盛行,百姓更深受其巧取豪夺之苦。

使得唐代衰亡的最后一个因素是朋党。唐文宗(826—840在位)尝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足见唐代朝廷党争之剧烈。所谓朋党,实即豪门世族与进士出身两者之间的冲突。科举制打破了世族垄断政治的传统,平民竞进而皆有入仕之机会。官场职位虽多,仍无法餍足求仕者之众,由是结党自固、排挤异己之事自然发生。

出身豪门世族者流,由于家世关系,多数有教养。关陇大世家,均承北朝余绪而重视儒术,故多务实而轻浮华,而且从小耳濡目染,对实际政治较有认知。他们虽也热衷政治,但由于教育及家世关系,不至于不择手段和只求高官厚禄。

进士则“重艺文,习奢靡”,他们猎取高官厚禄不择手段,阿谀逢迎权贵,尤其是宦官和藩镇,且无所不用其极。这类人士,自为阀阅出身的世族所不齿。

一般所谓“牛李党争”的解释是牛僧孺与李德裕朋党争权,实误。李,是指李宗闵。牛僧孺与李宗闵两位进士出身的人,依附宦官,排除异己,党同伐异,“使牛、李权势赫于天下”,他们最想打击的是世族李德裕(同时也是进士)。牛李党“纷纭排陷,垂四十年”(大致是809—849年),中间经历六位皇帝。士大夫勾结宦官,揽权倾轧的结果,朝政自是败坏。

唐玄宗以后,盛唐立国的支柱开始腐蚀变质,加上藩镇、宦官、朋党的无情摧残,大厦已摇摇欲坠。民变再掀起狂风暴雨,唐代倾覆的命运便来临了。

【摘自:《中华史纲》 李定一/著 重庆出版社(华章同人)】

图书信息

书 名:《中华史纲》

作 者:李定一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书 号:978-7-229-13410-5

出版日期:2019年6月

定 价:98.00元

★ 华语世界公认的中国通史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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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华史纲》是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李定一创作的中国通史杰作,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记叙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变迁。

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中华历史划分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创始与发展、新陈代谢、定型、发展和没落六个时期,以司马迁式的典雅简练文笔,对几千年的史事进行了浓淡分明的叙述,虽为史纲,但“简得其当”。

对于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者皆能从独特的角度阐发新颖的见解。如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看待大禹治水对于中华文明的重要性;于后汉士人只知有家庭、朋友、师生的士风中,探讨东汉末年分裂格局形成的时代因素;从北魏孝文帝的教养背景中去探寻他力行“汉化”的原因;于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中断里寻找鸦片战争爆发的缘由等。此外,对于一些似有定论的“史实”,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王莽篡汉、五胡乱华、大运河的修建等,他都根据翔实的史料做出了可能更符合历史情境的分析与判断。如此等等,至足彰显他独特的思辨史观、高远的历史格局和浓厚的文化情怀,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学会思考和品味历史的意蕴。

作者简介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专精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

1938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毕业后由钱穆先生推荐,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研究部担任研究助理。

1946年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韦伯斯特曾经指导费正清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向)。求学期间,于伦敦、巴黎与罗马教廷所藏图书档案中多方探求史料,奠定了其日后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独具一格的基础。

1953年整理一百五十余万字中国近代史手稿,抽绎要义,以精辟的论史方式显现多年史学研究心得,完成《中国近代史》一书。此书颇受史学界重视,英译本于1970年出版。

1955年成为台湾大学历史系专任教授。为保存前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与知名学者包遵彭、吴相湘等共同编辑《中国近代史论丛》两辑十八册。

1956年获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奖学金,前往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并指导该校中国近代史博士班学生的学术研究,且开始注意近代中美外交史问题。

1960年,《中美外交史》(第一册)出版。

1963年,应钱穆先生邀请,赴香港任教,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历史学系系主任,1966至1968年兼任文学院院长,与严耕望、全汉昇、牟润孙、罗香林等知名学者一起,为香港史学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1969年后定居加拿大。曾于1971年至1972年到杜鲁门总统图书馆阅读中美外交档案。

1976年,应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之聘,返回台湾任教。

1978年,修订出版《中美早期外交史》。

1986年,从构思到完成历时三十余年之久的《中华史纲》出版。

李定一强调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即对历史要秉持客观、持平的态度。作为教授,他是学生眼中“有个性的历史学家”,他讲的课是学生追捧的名师之课;作为历史作家,他用慧眼考察史事,使一般读者均能获得巨大启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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