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政协|费福泉:做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时,我正年轻

原标题:我与政协|费福泉:做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时,我正年轻

视频拍摄、剪辑:张雷(06:09)

【编者按】

一个活得精彩的人、一名政协委员,这两种标签在他们身上合二为一。

历时数月,政协头条采访11名上海市政协委员,涵盖第一届到第十三届。他们的人生颇有传奇色彩:有人做过学生地下党,有人为《梁祝》作曲,有“台湾的女儿”,有从南洋毅然回国的富家公子……

人民政协成立70年来,委员们为国建言、为民履职,家国情怀在他们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们亦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无数中国人奋斗的缩影,从他们的故事中,可见一个崛起时代所富有的忠诚、执着、进取与坚定。

费福泉,1927年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二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秘书长、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专职副主任。

作为第一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中的年轻人、当时妈妈眼中的小囡,费福泉如今已92岁了。

他曾是名学生地下党,呼吸过抗日战争上空的凝重空气,在国民党眼皮底下说服了一批批学生,如今,他吃一顿早饭就会稍感气喘。曾抽掉六根肋骨治愈的肺病,有了复发迹象。

他的足迹曾遍布上海,虹口、闸北、杨浦……在烈日暴雨下走过学校、工厂,拉起了一个个学生、工人队伍,现在这双脚只能从家门口走到静安公园,半小时后回家,荷花池也不敢走了。

只有手和眼睛还顽强地作战着。

16岁时,他曾用这双手,蘸着米汤水在航空信纸上写下了入党申请书;18岁时,这双手在隐秘的小屋中印刷革命传单。前阵子他写了篇纪念烈士的文章,再誊写一遍已感吃力。

最近他两次提笔给记者写信,其中一封写满了两页纸,更正补充口述中的不及之处,字迹清晰有力,末尾写上“编安”,一段“又,及”写在一张胶囊说明书背后,贴在信的反面。

费老的双眼,见过陈毅老总在上海政协大会上作形势报告、读过十年统战资料,数年前做了白内障手术后不能久视,在上下午各一小时的有限阅读时间内,他浏览《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通读《环球时报》,关注《联合时报》的文史版。

已不太会有人知道费福泉,这名曾经四川北路片区的学生领袖,年轻的上海青联秘书长,28岁的首届上海政协委员——一同念之江大学的同学牺牲了,那些德高望重的同辈走了,大女儿也去世了,剩下的大多朋友已“出不了门了”。

步入人生的第92个年头,这名曾经坚强的革命者仍在关心政协如何给青年更广阔的视野、上海跻身世界卓越城市、国家起用无党派人士这些宏大议题,仿佛当年那个斗志昂扬的青年,唯有信中流露出的一句感慨显露出岁月无情:“时间过得真快啊!”

第一届上海政协

已没多少健在的人,亲眼目睹过第一届上海政协大会的样子了。

1955年5月12-15日,上海市政协一届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正式成立。

1916年生的金融巨子荣毅仁,1908年生的翻译家傅雷,1900年出生的中国话剧拓荒者熊佛西,都是时任政协委员之一。

这些当时的风云人物也许未必知道,在这次会议上,还坐着一名长着娃娃脸、笑眯眯的28岁年轻人,作为上海市民主青年联合会(市青联)的5名代表之一,成为首届政协委员。

费福泉回忆,当选政协委员,最开心的是相依为命的姆妈(母亲)。那时家中很穷,母亲给人帮佣,社会地位很低,“姆妈想不到,眼中的穷小囡,竟有了这样光荣的任务。”

那朵当选时别在身上的大红花,被母亲挂在了毛主席像下面,表明这份光荣是党、毛主席给的。

而费福泉自己,除了开心还有惶恐——那时身边都是德高望重一时之人选,比如1956年成立的18个工作组,丰子恺是美术组组长,周谷城是高等教育组副组长,董寅初是华侨组副组长……

而自己只是因为做青年统战工作才能当选,资历、年龄都很青涩,费老哈哈笑着回忆:“当时我年纪小,小朋友啊,对伐?”

政协的一切对费福泉来说都是崭新的。这个统战工作的“初生牛犊”就这样走了进去,兴奋地观察着陌生的一切。

那是费福泉第一次见到陈毅、陈丕显等领导人,党对政协的重视令他印象深刻。他回忆,每次大会首日,上海最高领导人都会来作报告,有针对性地讲解国际国内大势。

“极其解渴!”费老说,在那个获取信息获取并不容易的年代,一场场报告解了委员们对政策形势的渴。

“政协是中国特色,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在费老看来,这个特色的意思是,政治是民主的,有什么事大家一起来解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真正做到团结一致。

学生地下党

如此年轻即当选首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并不像费老自谦地那样“全是工作需要”,他本身就是当年上海学生地下党的缩影。

1927年4月,费福泉出生在在上海日本势力范围内。父亲在他儿时病故,抗日战争后家道中落,妈妈去做了工人与帮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15岁的费福泉在苏州中学念初二,在已入党的级长带动下,头一次读到了鲁迅的杂文,矛盾的小说,听了许多新四军奋勇抗日的事迹,革命的种子就此埋下。

当年秋天,高三学长吴增亮专门找到他,介绍7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次大规模学生爱国运动,“对我震动很大,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

那时两名年轻人都还不会想到——几十年后吴增亮会成为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费福泉也将在政协度过充实的岁月。

自此之后,费福泉成为组织发展对象,开启了他频繁辗转上海各校,开展学生地下运动的生涯。

从南洋中学、辑椝中学(现市东中学)到市立中学、第十民众学校,从中学党小组长,到男中区委委员,再到北四川路区委委员,费福泉曾在乔石指导下学会了地下党工作;和同伴利用救济失学义卖彻底打开学生工作局面,还联系到了工人群众,填补了煤气厂沪东区与杨树浦区工人党员的空白。

说话笑眯眯,儿时被左邻右舍称为“糯米团子”的费福泉,也没少干过“提脑袋”的事。

当时上海地下党员都有一个数字编号,党员之间使用多种“暗语”,比如,送馄饨上门就表示你要撤退,在报上登寻人启事,则是通知这人注意要出事了。

1943年费福泉入党时,写的报告是“隐形”的。他用钢笔蘸着米汤水写在薄薄的航空信纸上,米汤水中有淀粉,写完用酒精一擦,字就显现出来。

第一次写经验不足,米汤水沉淀,写出来都是水。第二遍再写,他把纸铺在玻璃板上,用削尖的铅笔头蘸着米汤水写,写完夹在柳公权、颜鲁公的字帖中送出去,才算成功。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为迎接粟裕的新四军进上海,他与同伴躲在香烟厂的小房子中刻快报,夜里刻完,天蒙蒙亮到提篮桥贴标语。后来新四军暂缓入沪,在南京路上的抗战大游行中,见到蒋介石被列入四大伟人,费福泉气得眼泪直流。

如今仿佛塌了半边的左肩,也是那时肺病留下的烙印。

在民众学校任校长时,他常去另一所学校的校长家开会,校长有肺病,“可能是那时被染上了。”

潜伏的病在解放后爆发,费福泉高烧不退,空气针已无法缩小肺部空洞,在组织安排下,华山医院一名大专家亲自操刀,两次手术拿掉6根肋骨,这才重获新生。

大学同学在宁波解放前2个月牺牲

“你们写写薛家德吧。”在采访中,费福泉几次提及这个名字,这一名字也常出现在他的回忆文章中。

1945年日本投降,费福泉被派往之江大学念书,结识了同班同学薛家德。一年后之江大学迁址浙江,费福泉又为养家辍学,两人就此分别。

之后,由于国民党的迫害,在浙江开展民众运动的薛家德化名朱敏,多次来上海住在费福泉家中,头戴罗宋帽,身穿棉长袍,一副跑单帮的小商人打扮。

当时费福泉正在刻印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家德立即一字不漏地背诵了中共中央当时颁发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全文,真是惊人的聪慧!”

1949年上海解放,费福泉却收到了薛家德牺牲的消息。

当年2月,薛家德因挂念一名困难老太的粮食问题,悄悄潜回村中,遇到巡逻中的浙江保安队,被捕入狱,随后与两名烈士在宁波活埋。

两个多月后,宁波迎来解放。人们从监狱的墙角挖出来一片香烟纸,那纸上是薛家德用已经枪伤化脓了的手写下的遗书:“革命本来是必须牺牲的,能够为革命而牺牲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因此,十余天来,我们在监牢内的心情始终是平静的。我们尽情而高声地唱歌……别为我们担心,我们视死如归的心情,相信你们总能了解的。”

关于遗书报道的影印文件,如今珍藏在费福泉家中,采访中他几度感慨,“当时他才20岁,比我还小两岁,如今我92岁,他也90岁了。”

与统战结缘

解放后,费福泉由于战时地下工作出色,进入团市委与市青联,开始与统战结缘。

起初任团市委组织干部科科长时,他年仅22岁。

“老费为人蛮正的。”曾经的青联伙伴,94岁的上海市政协原副秘书长陶敏之回忆,“他人非常聪明仔细,文字上扣起字眼来吃他不消,事情经过容不得半点歪曲,不会无中生有弄别人。”

当时青联还有一种氛围,即人心赤忱,关系融洽。

“说起来不坍台(丢人)。”陶敏之说,解放后她的丈夫想去香港,她拦到厂内,拦到公安局都劝不回,只得找费福泉商量,“他现在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你看怎么办?”

“老费说,你这种做法不对,对家庭没好处,对两人感情也没好处,你要好好说优点缺点,帮助提高思想认识。”随后陶的丈夫去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三个月就变了,之后成为先进工作者。

从党内工作转型统战,费福泉也有压力。1953年,组织上要他任团市委统战部部长,他一听就懵了。

那时毛泽东指示青年统一战线要搞工商、科技、少数民族、华侨、社会青年五方面工作,费福泉没想到,自己肩上要扛起这么重大的责任,为此“掉了5斤肉”。

然而至1956年秋,他已是团市委常委、团市委统战部部长、市青联副主席,其间作为青年统战工作代表,成为首届上海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

1959年,32岁的费福泉从青年团“毕业”,被调任到市政府外事办,文革中被“隔离”,这一离开政协,就是23年。

重返政协 甲子已过初心依旧

再回政协,费福泉已从“小兵、小委员”成为了一名“老统战”。

1982年,费福泉回到上海政协,不久后进入文史资料委员会,做统战工作资料汇编。这项繁杂庞大的任务整整做了10年,每年出一本厚厚的《统战史料工作选辑》。

他还搜集全国和上海政协资料,协助当时的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完成了上海统一战线大事记。最后在文史委专职副主任的任上离休。

一代人终将老去,但总有人正年轻。到了这个年岁,费福泉仍惦记政协和统战工作。

“现在的委员都年轻了。”说起青年委员,老人升高了语调。当年他两次进入政协,最大收获就是丰沛了自己的人生,现在仍自豪于自己的决定。他寄语青年委员,不要局限在自己的界别、专业,要思考怎么做到广博又专业,充分了解党的历史、政协历史,这样才能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独树一帜的见地。

“与各界交朋友也是艺术。”他还建议年轻的委员利用好政协平台,和各界人士打交道。他与不少挚友都相识于政协与青联,不少是党外人士。有些人定居美国,出了书还想到要送他一本。这些老人至今有机会见面,“当然大多数已经走掉了,或者走不出家门了。”

与文史资料打了十多年交道,现在是否还会再动动笔?老人家笑着摆手,“出不出力气了。”

不过,他仍每天关注着上海这座城市,“经常看到上海高速发展的新闻,噢哟,又高兴又觉得青年担子很重。”说到这里老人家的眼里微微闪光,这种心情,或许与64年前首次走进政协那个年轻人有些相似吧。

政协头条记者 张奂雅 徐晓阳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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