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频繁诈降为何总能成功?绝非朝廷愚蠢,而是迫不得已

原标题:张献忠频繁诈降为何总能成功?绝非朝廷愚蠢,而是迫不得已

说起明末流寇,最有意思的莫过于张献忠了。怎么个有意思法?来看看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当年明月是这样说的。

我曾经在图书馆翻过半个月的史料,查询张献忠先生投降的相关问题,我知道他是经常投降的,但我不知道,他能经常到这个份上。

简单地说,他的投降次数,用一只手,是数不过来的,两只手都未必,而且他投降的频率也很高。有一次,从投降到再反,只用了十几天。

这是难能可贵的。一般说来,投降之后,也得履行个程序,吃个饭,洗个澡,找个地方定居,以上工作全部忙完,至少也得个把月。但张先生效率之高,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咂舌。——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很有意思吧?如此反复的投降必然是诈降,可张献忠一再玩诈降的手段,却屡屡得手,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过脑子的说法就是:因为张献忠太聪明啦,或者说太狡诈啦,明末的官兵都没有脑子,太好骗啦!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只要我们睁开眼睛仔细看看现实,就会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张献忠每一次诈降,都能保持完整编制,这说明张献忠在诈降时,并没有处于绝对劣势之中。这一点很好理解:如果明军处于优势,对于张献忠自然是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可明军每一次接受张献忠的诈降,都没能收编他的部队,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按说,张献忠只是反贼,明军却是中央军,实力应该强很多,他们为什么不“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张献忠打个损兵折将,再进行彻底收编呢?

原因也非常简单,明军虽然是中央军,但每次的优势却并不明显,甚至占不了优势。这一点没有直接证据,但从事情经过来反推,就能得出这种结论。

在明末的各种奏报中,提及张献忠的反复诈降,官僚们总是强调自己上当受骗,从而错失了重创张献忠的机会。

如果只有一次两次,那我觉得这种说辞还有一定可信度,可十多次反复诈降,还说上当受骗,那就有点小瞧天下英雄了。

崇祯六年十一月(公元1633年),明朝官员轻信了流寇一次大规模诈降。当时共有六十一位流寇首脑向明朝官员投降,这次诈降的规模,恐怕比车厢峡还要大。

这次诈降引发的后果也是非常惊人的,被称为“渑池渡”。通过这次诈降,流寇开始越过黄河,大规模地进入河南、山西、四川、湖广和安徽,流寇之祸从西北局部问题,演变成大明的心腹之患。

如果孤立地看,“渑池渡”肯定是有可信度的。可问题是:类似的情况一再发生,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陈奇瑜的“渑池渡”,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了。

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五省总督陈奇瑜进驰均州,把李自成和张献忠等众多流寇包围在车箱峡中,眼看就要全歼这些流寇。但很可惜,陈奇瑜轻信了这些流寇的诈降,所以错失了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机会。

大明中央政府刚被流寇骗过,而且还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事情仅仅过去几个月,陈奇瑜就再次轻信流寇的大规模诈降,这可能吗?难道陈奇瑜没有脑子?

退一万步说,就算陈奇瑜真的没有脑子,可大明中央政府看到陈奇瑜的报告之后,居然还同意了他的做法,难道整个大明上层的决策者都没有脑子?

在陈奇瑜接受诈降后的几个月,张献忠就闯入凤阳,把朱明皇室的祖坟给刨了,整个大明上下一片哭声。

从表面上看,大明对张献忠真谓用心良苦、痴情不悔:“渑池渡”诈降时有张献忠,车箱峡诈降时有张献忠,刨朱明皇室祖坟时有张献忠,在杨嗣昌十面埋伏的时候,张献忠高呼一声“我要投降”,大明照样接纳张献忠的投降,并准许他保持独立武装和编制。

一桩桩一件件,岂不是太奇怪了?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大明中央政府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尽管他们明知道张献忠根本不可信,却又不得不相信。

所谓官兵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轻信敌人才接受诈降的说法,纯粹是官僚集团哄骗皇帝的说辞。崇祯皇帝听得多了,自然也明白是怎么回事。

明白归明白,崇祯皇帝还是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崇祯皇帝下严令:有杀错,无放过。那么等到事情办砸之后,官僚自然会把责任推给崇祯皇帝。

温顺的兔子急了还知道咬人,更何况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流寇呢?要是流寇以拼命的姿态火并明军,我估计明军是讨不了好的,因为这支官僚化的军队,根本不具备打硬仗的素质。

到了那个时候,剿匪工作只会越来越被动。后世书生肯定会空口白话地说:“都怪崇祯皇帝过于残暴,不懂圣人之道,才导致流寇之乱无法平息。”

再者,流寇肆虐,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官兵剿匪,其实也是为了混口饭吃。如果崇祯皇帝一道命令,就能使双方扔下饭碗开始火并,那也把崇祯皇帝说得太了不起了,他要是有这种本事,明末困局何至于沦落到无可收拾的地步呢?

当官兵和流寇开始玩潜规则和无间道的时候,根本就不是谁下命令的问题,装睡的人是无法叫醒的,一心一意玩默契的双方也是很容易达成共识的。

当时民间流传的话是:“寇过如梳,兵过如栉。”从这个角度来看,官兵和流寇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拿着武器上战场的原因也是大同小异的。

如果大明中央政府真能把政府军扩编几十上百万,流寇肯定会立刻消失,转而报名参军为政府效力。

只可惜,大明中央政府穷得连现有军队都快养不起了,不但经常克扣,而且经常欠饷。渐渐地,招兵的渠道越来越少,许多吃不饱饭的壮丁只能去当流寇。

官兵与流寇之间之所以要经常打仗,是因为官兵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杀一批或招降一批流寇,否则就无法向大明中央政府和崇祯皇帝交差。

官兵与流寇之间打仗的全部动力就在这里,而这种动力实在不足以推动官兵与流寇玩命。换言之,官兵只希望与流寇交战保住饭碗,而不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玩命。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才使得明末的流寇剿不胜剿。

从政绩来看,洪承畴的剿匪工作是干得最出色的,在陕西大获成功。可就在洪承畴剿匪成功的背后,是山西、湖广、河南和河北遍布流寇,因为流寇惹不起洪承畴,只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洪承畴因此被称为名将,官职也一升再升,但大明的流寇危机却愈演愈烈。

难道洪承畴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难道大明中央政府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知道,但知道又能怎样呢?

我不想苛责洪承畴,也不想苛责任何一个立志于剿匪的官员或将领,因为这是根上烂,治标不治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些所谓的“名将”或“名臣”,只是在做无用功而已。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要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那无论是剿还是抚,都只能把流寇和饥民赶得到处跑,却根本无法扭转形势。

每当剿匪取得巨大进展时,往往就是匪患越来越大的前兆。

剿寇统帅的成功,不过是官兵默许流寇到别的省份去抢劫而已;剿寇统帅的成功,不过是官兵接受流寇诈降而已;剿寇统帅的成功,不过是从几十万流寇中,砍下几百个人头而已。

这种扬汤止沸的成功,永远只能停留在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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