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清运动中显赫一时的李定国为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原标题:抗清运动中显赫一时的李定国为何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由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领,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由綦江出发,进入贵州,攻破遵义、乌江,定番等地,在少数民族的支援下,一举攻占贵阳,当年四月,大西军挥师直驱云南,五月占领昆明,势力由贵州扩大到了云南境内。

拿下昆明之后,大西军东、西、南、北四面分兵占领了整个云南。然后迅速回师贵州,接受贵州巡抚的投降,又分兵占据了四川、湖南、广西的部分地区,形成了以云、贵两省为中心,包括四川西南部,湖南西部和广西部分地区在内的农民抗清基地。

不久,四位将军在云贵称王,拥立孙可望为首领,模仿朝廷,下设六卿,以“兴朝”为年号,建立农民政权,各族农民纷纷加入大西军,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迅速提高,并在西南地区建立了巩固的抗清防线

顺治六年,大西军经过反复慎重考虑,提出了对永历小朝廷实行“联合恢剿”的策略。当时清军向广西地区发起进攻,形势紧迫,小朝廷最后不得不接受大西军的建议,“合师北拒”。大西军接受永历的年号,并把永历帝及小朝廷从南宁接到了贵州的安隆。大西军安抚了明朝这个后顾之忧后,开始领导西南地区军民掀起了一个新的抗清高潮。

顺治九年,大西军决定北伐抗清,兵分两路,一路由李定国率领共8万多人,取道贵州,出湖广,由武冈、全州,直趋桂林,进逼广东肇庆;另一路由刘文秀率领共6万多人,有滇东出四川叙州,下重庆,取成都、汉中直逼关中,并决定大西军统帅部由云南一移驻贵州,主帅孙可望居中策应指挥。为了严肃军纪,也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起义军提出“五不”原则,“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杀耕牛,五不抢财货”,这些举措使得大西军在战争初期势如破竹,接连取得胜利。

在保宁一战,由于刘文秀轻敌麻痹,致使被围困的吴三桂能够突围逃出,错过了铲除吴三桂的最佳时机。而另一路李定国部则稳扎稳打,不断团结西南苗族、瑶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人民,连克重镇,再转攻广西、破桂林,迫使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而后在杭州大战中又击毙敬谨亲王尼堪,取得辉煌的胜利。

然而在大好形势下,农民军内部却发生了矛盾。孙可望在胜利面前滋长了个人野心,昼思夜想称王称帝,南明官员趁机挑拨他和李定国的矛盾,而孙可望也害怕李定国抗清功劳太大,日后难以控制,于是就想方设法阻挠李定国军队的抗清斗争。

李定国在桂林大捷后进军湖南,孙可望密令冯双礼违反预先议定的战略部署,擅自调动部队,使李定国在杭州陷入孤军作战的困境,然而他没想到的是,李定国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在杭州击败了清军主力。李定国察觉出孙可望的敌意,为了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放弃了在湖南战场上有力的反攻时机,率军退往广西,转向广东。但是二人的矛盾使大西军面临着分裂的严重危机。

顺治十三年,李定国在清军的压力下,从广西撤退,由于长期缺少有力的支持,在经过连年征战后,李定国部只剩下7000余人。幸好驻守田州的关有才部在李定国的劝说下,投靠李定国,这才顺利打通了向西的撤退之路。三月,李定国抢先奔至贵州安隆,迎永历帝前往昆明。这时孙可望的军队,还在贵州东部,留守昆明的军队都归附了李定国。桂王政权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李定国还想争取与孙可望和解,请刘文秀写血书给孙可望,又派白文选到贵州进行调解。孙可望眼看废帝自立的阴谋破裂,而后又被李定国抢了先机,十分恼火,他扣留白文选,决心挑起战端,李定国和解的愿望彻底成为泡影。

顺治十四年九月,孙可望以“清君侧”为名调兵十万,渡过盘江、进攻昆明。大西军的内部战火被点燃。虽然李定国兵少将微,但是孙可望主动挑起了这场内战并不得人心,其手下部将在战前纷纷倒戈,孙可望大败,无奈之下只好投降了清朝。起先,清朝封他为王爵,后来在狩猎中,以错射为名将他射死,无耻的孙可望最终落了个死不瞑目。

孙可望降清后,不但泄露了大西军的全部机密,连云南的地理详图也作为屈膝礼品,献给了清军,使清军对大西军的情况了如指掌。顺治十五年五月,清军分三路进攻贵州,李定国寡不敌众全线溃败。

顺治十六年正月,清军贡献昆明后桂王逃亡缅甸,李定国退至孟艮,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康熙元年,吴三桂在缅甸俘获桂王,后以弓弦绞死,同年七月,李定国在得知消息后,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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