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人外教爱海淀:靠着白皮囊,一个月挣10万

原标题:白人外教爱海淀:靠着白皮囊,一个月挣10万

据说,每五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学英语。每五个在华外国人里,就有一个在教英语。于是,僧多粥少就难以避免了。外教在哪儿都成了香饽饽。即使在北京这样有数十万外国常住人口的一线城市也不例外。

32岁的波兰人阿烈也是一个在北京工作的外教。来华八年,母语是波兰语的他中文能力从张口结舌混成了油腔滑调。但英文能力按波兰的标准B2很多年了,依然没有什么长进,大概相当于英语六级。当然,在北京当外教是够用了。他很享受在北京的生活。以至于这些年和其它很多旅华日久、乐不思欧的老外一样,总共只回国三次。

“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来北京;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可以送他来北京。”阿烈这样总结自己对北京的观感。

在很多外国人眼里,去流着奶和蜜的当代中国,在大城市里镀金淘金已经成为人生最实惠的选择。

阿烈租住在通州某个知名休闲楼盘。附近有好几个双语幼儿园,他每周轮轴转着去上课。在幼儿园里教咿咿呀呀的小朋友说些简单的单词、做几个基础的对话,每月的收入就足够覆盖他的基础开销。

“什么是双语幼儿园?有了我,他们才是双语幼儿园!

这话听着狂了点,却也是事实。双语幼儿园的最大卖点无一例外都在于:小朋友回到家里,告诉父母“今天有个外国老师来教我说英语”。父母听到这话,就确信自己的钱没白花。

阿烈还有机会向家长推销自己,让对方以不菲的价格给孩子开小灶:每周两次一小时的口语练习。地点往往就在幼儿园附近的咖啡馆里,连咖啡点心都包了。

“我手里随时有四五个孩子。”阿烈很得意。

每小时收费200-400不等,据说这是外教的平均费率。无论如何,靠教英文足以养活这个单身汉,让他惬意地活在北京。时间久了,阿烈对中国家长的心理揣摩越发捻熟。

“你要知道,很多人在意的是那种范儿:孩子和我这个外国人坐在一起说着英文,拍下来发到朋友圈里,有面子!

在营造虚荣心的关键词里,很多稍有能力的家长确实把“孩子的私人外教”与自己的“发型师”、“私教”、“阿姨”等量齐观。

人们想象不出,阿烈之前去英国旅行,稍微复杂的对话就需要当地朋友的帮忙。他也知道自己的大舌头波兰口音不太标准。即便如此,家长依然要求开小灶时由他教孩子朗读《哈利・波特》。

“他们对英文水平高低没有概念。大部分家长看到英文就害怕,完全托付给老师是普遍心理。

阿烈有个塞尔维亚朋友阿库也当外教。不过,人家收入比阿烈高不少。因为阿库主要混海淀、昌平的外教圈子。那边码农钞票多,普遍更舍得往教育上砸钱。

阿烈偏爱通州的主要原因是离CBD、三里屯之类的时尚街区比较近。海淀、昌平他也去过,印象始终不好:

“感觉像另外一座城市”。

他很清楚,作为外国人,住在北京东边比西边要舒服得多。想到这,他时常为阿库不方便“进城”感到惋惜。不过,他也羡慕人家赚钱更多。

“我们想自己开个英语培训班。让其他老外为我们打工,赚更多的钱。”阿库有点小野心,创业的主意是阿库出的。他还说:

“地区文化不一样,海淀昌平创业气息比朝阳通州浓。

不久,两位斯拉夫老乡又找了个波多黎各的留学生老同学阿洛,三人一合计,移师昌平的上奤路附近某小区租个复式。这个地点紧临海淀和昌平的几个科技园区和重点中小学。既住宿又办公,也不办任何手续,纯老外的培训班就开张了。

他们印了宣传册,对自己进行包装。分明经验上以教幼儿园为主,到了宣传册里摇身一变:

“毕业于美国XX大学,持有教育管理学硕士学位。

“通过X、Y、Z等各种高端语言教育认证。

“K12英语教育资深专家。

阿烈曾担心中国家长看不懂什么叫“K12”,想换成“幼儿园到高中”。

“绝不要用中国本土化的概念!那样没档次!”阿库嗤之以鼻,执意用上这个表达。

他们丝毫不担心别人质疑其资质。其实也没有权威机构可以核查这些描述的真实性。基本上,大多数中国家长看见这几位“国际友人”的白人面孔,疑虑就已经消了大半。价格又比其他正规机构低了三分之一。虽然采取非常原始的扫街发宣传册方式,好在地段选得好,附近不少码农就图上课地点离家近。因此,他们的销售也进行得不错。开张半个多月,接触了不下三百人,从中招到二十多个学生。这个业绩足够让他们暂时站住脚了。

曾经有个比较懂行的家长为了讲价,故意提出要看他们的教师资格证。百密一疏,他们连假证都没准备。为了稳住家长不到处散播,私底下给了比较大的折扣。其实,有没有TEFL/TESOL资格证根本不是那位家长的核心关注。她那隐含的要求就两条:第一、划算的价格找个“孩子的私人外教”;第二、必须是个白人。

按理说,波多黎各作为美国的领地,花着美金说着英语,国旗和美国都差不多,那位阿洛才是三个人中唯一以英语为母语的理想老师。然而他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肤色较深、头发也有些卷,所以看上去没有阿烈和阿库那么符合“白人”的要求。面对中国家长时,阿洛有些郁闷。甚至有家长在试讲时当着他面提出“换个母语老师”。然而当阿烈与阿库出现时,他们又忘记了“母语老师”的要求。

“他们到底有没有常识?我的英语发音才是最地道、最标准的!”阿洛多次抱怨。

时间久了,阿洛无可奈何开始专注教案和课程设计。三个人的分工便成了两个非母语的白人负责销售与授课,真正的母语使用者默默躲在后台。

他们经常出没发传单的区域本有严格的物业管理,保安们通常会毫不客气地驱逐发传单、扫码做活动的中国人。不过阿烈盲打莽撞进了那片区域却未被驱赶。发传单几乎是这群外教唯一的销售手段。走运的是,至少在起步阶段,一次也没被驱逐。

“保安看到我们还会微笑。有时候还会用英文问候。他们好像很享受与外国人说几句英语的感觉。”阿烈耸耸肩,解释不了这种现象。

就这样发展了一阵子,收入明显比自己之前单干涨了不少。三个合伙人觉得有必要扩大招生。于是又在同一小区租了一套大三居,把免房租入住的条件作为“底薪”,费尽各种力气,招揽了几个母语白人老师。其中三位分别来自:爱尔兰、美国、加拿大。还有半个“母语老师”来自巴基斯坦。他外表看着确实就是白人模样,发色甚至还带点金色。阿烈力排众议招他入伙。他掂量过:其实人家比自己和阿库要“母语”多了。毕竟英语也是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

幸运的是,这位南亚出身的老师口音不算重,稍微岗前培训调整一下,绝对拿得出手。不过,这几位母语白人老师不如阿烈他们,都没有正经的教学资质,连经验都少得可怜。他们加入团队,只是纯粹的打工角色。底薪就是免费住那套大三居,再按课时结算工资。当然,从家长那里收到的学费,阿烈他们要拿走一半。

无论如何,七个外教中有三个半母语老师,这样的师资不算弱了。果然,他们的生意比之前又有进展,半年多已经累计招了将近一百个学员。其中既有面临幼升小的幼儿园大班娃娃、小升初想进重点中学英语实验班的五年级小学生,还有几位为了出国旅游、留学深造以及不明理由的成人学员。

其中一个小学生的妈妈可能比较闲,显得格外热心,时常主动义务来给阿烈帮忙做些辅助工作。时间一长,俨然辅导员的姿态。她的英文并不溜,可特别喜欢和阿烈英文对话,偶尔独处时气氛尴尬。阿烈没有乱想乱动。人家义务劳动的实惠已经享受到了。

生活和教学都在自己的出租屋里,他们没有其他外教容易出现的旷课、迟到、早退之类的现象。这些其实也是很多家长和学生最大的诟病之一。加上几个白人还算用心,大体上反馈都还挺满意。

顺风顺水地折腾了一年,大家都对现状挺满意,阿烈的团队相当稳定。直到某天晚上,三个合伙人拎着水果去大三居犒劳老师。除了美国老师在卧室打电话,其他人都坐在客厅里吃水果闲聊。

突然,阿烈听到几句听着很像波兰语的声音从美国老师的房间飘出来。等后者出来吃水果时,阿烈忍不住用波兰语试探地问他是不是会说波兰语。美国老师略微怔了一下,耸了耸肩,喃喃地承认自己几年前刚拿到美国绿卡,自己其实是来自乌克兰西部的第一代移民。

“这么说你不是美国人?”阿烈继续质问。他知道乌克兰西部人说的话与波兰语近似。

“那又怎样呢?你不也是非母语老师吗?”乌克兰人争锋相对。

“可我们是按母语老师的费率标准支付工资给你!而且对外也一直拿你作为主打的师资!”阿库和阿洛也加入了质疑。

他们这时才留意到,这个老师的口音仔细辨析,确实还是能听出一丝斯拉夫味儿。

更可怕的事还在后面。阿烈想起对方提供的简历里留的是“穆勒”这个德国姓!团队所有的老师都只是口述自己的履历与背景,彼此都没有查验过任何文件与证件。他们只在乎对方是不是“白人老师”。

一个乌克兰人为什么用德国姓?他继续追问对方。难道连简历都是假的?

乌克兰人彻底沉默了。他低下头沉吟许久。忽然猛地站起身冲进卧室,吓得其它人不知所措。过了几分钟,乌克兰人拎着自己的行李,头也不回地摔门走了。留下一屋子错愕的前同事。

就这样,团队第一次出现人员流失。经过这一出,三个合伙人委婉地提出看看其余三位老师的证件。好在大家比较通情达理,爽快地满足了小团队的“合规要求”。细看之下,每个人都撒了点小谎,不过至少国籍和名字都是真的。

不知为何,自那以后不久,团队开始不稳定起来。

首先是波多黎各的阿洛提出散伙,自己要去望京另起炉灶,加拿大老师愿意追随。这样一来,只剩下阿烈、阿洛,还有爱尔兰与巴基斯坦老师了。学生还是那么多,逐渐有些力不从心。

他们觉得有必要重建团队,又开始照着以前的方式招揽新老师。其实渠道也很有限。基本就是北京老外的几个论坛和微信群里发发广告,或者托人到处问问。当然,他们“隐晦”地限定了老师的肤色:

“最好是英语母语者,其次是欧洲人”。

潜台词就是:你最好是个白人老师。

这确实已经成了他们的招牌和特色了。奇怪的是,以前这样广撒网几次总会找到人。这回煎熬了很久也没有符合要求的老师上门。最后为了应付教学任务,勉强找到两个菲律宾人充数。可这样一来,自己的特色、家长学生眼里的优势就丧失了。渐渐地,有些学生不爱来了。收入一下降,士气也下降,队伍更不好带了。又这样苦熬了半年,阿烈和阿库都觉得难以为继,没有必要再维持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是非与竞争。

他们散伙后才意识到,原来是有人在散播他们的谣言,说他们克扣老师工资,还暴力威胁老师。外教圈子就那么大,谁也没有能力与动力求证真伪,能躲自然躲着他们。

师资对于他们来讲就是核心竞争力。显然造他们谣的人攻击到要害了。然而具体是谁却没有线索。阿烈猜是那个乌克兰人报复他们。阿库则隐约回忆起,昌平海淀交界地区还有几个后来者模仿他们。码农再多、孩子再多,真正愿意掏银子上课的毕竟有限。这回轮到外教们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了。无力做加法壮大自己争夺更多客源,有的人自然会做减法,背后捅刀子挤掉竞争者。

阿库的分析得到了阿烈的附议。两人咽不下这口气。纵然已经歇业不干了,也要让始作俑者吃点苦头。无法确定报复对象,索性把那个区域的几个工作室都列为目标。

“相信我,他们大多数都没有任何教学资质和合法手续。跟我们当初一样。”阿烈他们的报复手法很简单,直接给教育部门和工商部门写举报信。效果立竿见影。他们很快发现那几家后来的竞争者也先后关门。老师们估计也都四散各处想辙谋生。

“要不要收编?”阿库曾经动过东山再起的心思,想联系这些突然失业的外教。

经过这近两年的折腾,阿烈心理上有些倦怠了。最初的那种闯劲和激情消退殆尽。他有点想念通州了。在北京西北部生活的这段日子里,他去东部三里屯快乐玩耍的机会屈指可数。

终于,阿烈重新回到通州,依然在之前那个小区里过起了单身生活。一切安顿好后,他尝试着周知以前的雇主和学生家长,表达自己想重操旧业的意图。

但时过境迁,两年对于北京这样快速流变升腾的地方足够改变许多事情。原先争着抢着给他优渥待遇的几家双语幼儿园对他态度冷淡。即便有愿意接收的也很勉强,借口现在国家规定必须由母语人士担任外教,肯给的费率非常低。而那些学生家长虽然仍旧追捧外教,可母语外教、在线教学都多了起来,性价比也更合适。如今在北京,外教之间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阿烈作为非母语白人外教的稀缺性早已大幅度降。如今他的积蓄不多,一下子断了炊,自己也有点懵。

又熬了一阵,阿烈侥幸在一家波兰企业驻华代表处谋了份打杂的差事,业余又开始当翻译,为中波两国商务人士提供口译和笔译服务。他感慨,来中国这么些年,总算找到让自己内心安稳的饭碗。

“也许,现在我更有资格说这句话: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北京;如果你恨一个人,也可以送他去北京。

“无论如何,你在这里可以淘到金子。我曾经舀到过一小勺。”虽然这几年一路跌宕起伏,但是他“不打算离开中国”的信念很笃定。他已经离不开中国了。

策划 Editor|罗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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