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永定丨长征路上的戴镜元

原标题:红色永定丨长征路上的戴镜元

长征路上的戴镜元

胡大新

在戴镜元家客厅的窗台上,摆放着一个工艺品盘子,上面刻着16个大字:“无形战线,无名英雄,无私奉献,无尚光荣。”这是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部送给离休后的戴镜元——在无形战线上默默奉献了几十年的无名英雄的纪念品。

戴镜元,永定岐岭乡竹联村戴屋自然村人,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某部原部长。他9岁加入共青团,10岁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震撼八闽的永定农民武装暴动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并先后担任共青团永定县、龙岩县、连城县县委书记和中共连城县委代理书记。14岁那年年底,他直接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点名调到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1933年春被调到中革军委(即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某局工作,他任研究员、参谋、党支部书记,负责全局的保卫保密和党务等工作。从此,他在这个特殊的岗位上整整战斗了半个多世纪,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记述的仅仅是他在长征路上的几个片断。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中央主力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作为中央中枢机关的一员,戴镜元也随同中革军委机关踏上了漫漫征途。当时,中革军委机关的代号为红星纵队,又称中革军委纵队,某局参加长征的指战员被编为该纵队的第四分队,分队长(局长)曾希圣,副队长(副局长)钱壮飞,戴镜元任分队党支部书记、参谋,跟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一道行动,为党中央、中革军委做好情报保障工作。为了确保每天24小时工作不停顿,第四分队采取歇与不歇两梯队工作制,即把人员分成两个梯队,前面一个梯队行军时,后面一个梯队工作;后面一个梯队行军时,前面一个梯队就工作。两个梯队交替工作,交替行军。有时战斗任务紧张,特别是在一些重大战役期间,他们分成三四个梯队工作、行军。因此,红军长征走了二万五千里,某局的指战员工作了二万五千里。

长征路上,由于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红军任何时候都可能遇到敌人,甚至大批敌机的狂轰滥炸,随时可能流血牺牲。在红军强渡湘江那几天,敌机特别猖狂,飞得很低,有时候低到从树梢上擦过去。敌机来了,戴镜元及其战友们就迅速离开道路隐蔽起来。他们白天工作,黑夜行军,有时正工作着,敌机扔下炸弹,把房子炸塌了,瓦砾、泥土把人、文件、机器都埋住了,他们立即爬起来,把机器上的泥土擦干净,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继续工作,始终保证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随时掌握不断变化的敌情,并同各个方面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

渡湘江那天,戴镜元及其战友们正沿着湘桂公路前进时,敌机又来了。他们头戴树叶编的“防空帽”往路边一蹲,迅速隐蔽起来。突然一颗炸弹落在戴镜元不远处,“轰”的一声,泥土劈头盖脸把他埋了。那一瞬间,他什么知觉都没有了。过了片刻,他从土堆里爬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又继续前进。渡过湘江后,他已经极度疲劳,但还得继续工作。有时困倦极了,脑子里迷迷糊糊的,他就用冷水浇浇头,使脑子清醒一些;有时实在太想睡了,他就用纸条往鼻孔里捅一捅,打个喷嚏,精神又振奋起来,继续工作。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直接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高度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争取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长征路上大范围的迂回,大踏步的前进。同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战役计划,当时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国民党黔军在打鼓新场筑有坚固的工事,又有国民党川军从旁策应,滇军将很快于12日赶到打鼓新场与黔军会合,而我军12日才能到达打鼓新场,在此情况下,如果硬啃这块骨头,我军将会遭受严重损失,甚至可能蒙受灭顶之灾。于是,打还是不打成了这次会议激烈争论的焦点。

在这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戴镜元及其战友于当晚11时获取了国民党滇军、川军和黔军的行动情况,并立即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报告了这一重要敌情,证明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两个小时后,即次日凌晨2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连夜再次召开会议,会议首先通报了敌军行动的最新情况。在事实面前,与会议人员—致同意毛泽东放弃发起打鼓新场战役的意见。此时,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戴镜元及其战友以出色的工作,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此后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江等战役、战斗中,又是戴镜元及其战友在没有桌椅就以石头代替的工作条件下,不断获取国民党军的行动情况,因而红军能够知己知彼,采取声东击西、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跳出了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在红军巧渡金沙江之前,戴镜元及其战友摸清了敌情,并准确地推算出了敌军抵达金沙江畔的时间,从而使红军得以在敌军到达之前有条不紊地渡过了金沙江。

在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河之后,当天晚上要翻越一座大山。下山时,天下着大雨,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根本找不到山路。戴镜元和第四分队前梯队顺着山势往下摸索前行,不久就分散了。戴镜元走着走着,发现眼前似有一条灰白色的“山路”,便一脚踩下去,“扑咚”一声,他掉进了水田里,弄得浑身又是泥浆又是水。这时他才明白,这是一片梯田,梯田的水微微泛白,好像一条大路。

为了赶路,他没有更多的考虑,爬起来继续往下走,刚走几步,又掉落到下一块梯田里,就这样一连爬起掉落了五六次。梯田脚下有一条小路,紧靠附近的一个村子,他终于走出梯田踏上了小路。他和战友们陆续前进,汇集齐后天还没亮,尽管又累又困,但不能惊醒熟睡的群众,便驻在一个破庙里。为了及时掌握情况,他顾不得全身都是泥水,就和战友们一起投入了紧张的工作。长途跋涉的行军,废寝忘食的工作,缺少睡眠,他们疲惫不堪,行军时经常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靠倒在路旁的树上,甚至有的掉进了土坑或水田里,惊醒以后急忙起来赶上队伍,继续前进。

由贵州兴仁、兴义地区向云南西进时,有一天凌晨5时,戴镜元就开始沿着一条无名小河行军。那天天气酷热,大家喉咙发干,出发时随身带的水早已喝光,总想找点冷水喝。可是总司令部事先通知这条河水有毒,喝了会得粗脖子病,他们嘴唇裂开了也不能喝河里的水,硬是忍着饥渴,一连翻了10多座山,终于来到—个村子。村子里的土豪家有很多烧酒,能喝酒的人就以酒代水来解渴,边走边喝。

戴镜元不会喝酒,可是实在太渴了,见别人喝便也喝了两口。谁知走不多远,他的头就晕沉起来,独自一人靠着树干坐下歇歇,一会儿就呼呼的睡着了。忽然,他觉得有人摇了他一下,睁眼一看,旁边站着周恩来及其两个警卫员。他很不好意思的站起来,但脑子里还是迷迷糊糊的,喉咙干得更难受。周恩来锐利的眼光早就看出他喝过了酒,他便老老实实地把酒后醉睡在树下的情况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不但没有责备他,还把自己骑的马让给他骑。

周恩来慈祥地说:“上马吧,好好骑着,我们一起走。”周恩来担心他摔下来,要警卫员牵着马跟着走。戴镜元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下午6点多钟,他到达了宿营地,就立刻投入了工作,一直到次日天亮。

戴镜元和第四分队前梯队随中央领导渡过金沙江后,立即在江畔架线工作。江畔没有房子,只有五六个小洞,洞里狭窄,而且很潮湿,顶上还不断滴水。毛泽东在一个石洞里指挥着后面几万部队渡江。戴镜元他们的石洞与毛泽东的石洞紧挨着,他们把电台搬进石洞里,大部分人则在大岩下面工作,每个人拣一块石头做为凳子,把稍大的石头作为办公桌子。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戴镜元和深夜值班的战友都十分疲劳,但他们重任在肩,根本不可能休息。他们坚持工作,有时手里握着毛笔正在写字,“瞌睡虫”袭来,一眨眼就打盹,便立即到江边用冷水浸头,清醒一下,而后继续紧张工作。每当获得最新的重要敌情,戴镜元必须亲自将情报送给毛泽东。后梯队赶来办完交接班手续后,戴镜元他们才到江边洗脸洗脚,就躺在沙滩上睡着了。这时,红军仍在继续渡江,毛泽东对敌情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却一直摸不清红军的行动意图。中央红军靠6条破船、经过9天9夜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红军胜利渡江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2个纵队和滇军1个纵队才赶到江边,他们连红军的影子也没见到。

1935年6月17日清晨,戴镜元及其战友随中革军委纵队开始翻越海拔数千米的雪山——夹金山,出发前,他们都喝了一些辣椒水,然后拄着棍子一步一步地攀登。越往上走,路越窄越陡,空气越稀薄,雪也越来越深。他们冒着狂风和满天飞舞的大雪,终于爬上了山顶。下山时,大家连滚带爬、“坐飞机”似的向山下奔跑。山脚下的积雪不像山上那么厚,戴镜元往下滑时双脚被荆棘刺伤,左脚拇指骨被石头碰破,鲜血直流,包扎以后仍发炎化脓。红军总司令朱德闻讯,要戴镜元去干部连治疗。他在干部连经过10天的治疗,左脚拇指不再化脓,但仍疼痛,他就返回第四分队继续工作,并且与战友们一起又接连翻越了4座大山。

过草地的第三天晚上,倾盆大雨下个不停。戴镜元与几位同事戴着斗笠,把包袱垫块小油布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彻夜工作在帐篷里。雨水哗哗地从帐篷直往里边灌,顺着斗笠边缘向身上流。戴镜元弯着身子抄写着,全身都湿透了。他脚底下的雨水湍流,积成了小河洼,双脚长时间浸泡在泥水里,十分寒冷。到了后半夜,气温更低,他的手脚被冻得发麻,毛笔也被冻凝固了。当时所用的纸很粗糙,不能使用铅笔书写,每写一个字他得把毛笔伸到嘴里边呵一口热气,一不小心手一哆嗦就会把毛笔捅到嘴上或脸上,弄得满嘴满脸乌黑。一夜间,他和战友们都成了满脸黑胡子的张飞、李逵。经过7天7夜的草地生活,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他们终于胜利跨过了茫茫的水草地。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主力红军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结束了历时一年零9天、纵横11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次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3 大主力在陕北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在整个长征过程中,戴镜元及其战友们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取国民党军调动等情报,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及时提供准确情报,并且有效地做好保密工作,使国民党的“围剿”军队始终也没能够摸清红军的确切军事动向,他们扎实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中央制定各项方针政策起到了巨大作用,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贡献。他们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每当回忆长征岁月,戴镜元的脑海中总会浮现出这样一段小插曲:他们每次到了宿营地后都要架设天线,开展收发报工作。有一天下午,他们正在架天线时,远处一名战士手里拿着东西奔跑过来,边跑边喊:“毛主席让我给你们送母鸡来了。”原来是前方同志把打土豪缴来的几只母鸡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却把两只鸡送来慰劳他们了。

戴镜元所在的中革军委某局在长征路上出色的工作,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毛泽东赞誉他们是“长征路上走路的灯笼。”事实证明,这盏“灯笼”不仅照亮了长征路,而且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也放射出了灿烂的光芒。

(本文系笔者根据采访戴镜元的记录整理而成,经戴镜元亲自审定。

主编:邱颂桥

监制:马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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