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化”还是“汉化”?盛世大唐真的完成了华夏文明大一统了吗?

原标题:“胡化”还是“汉化”?盛世大唐真的完成了华夏文明大一统了吗?

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陈寅恪

唐朝能开创如此盛世,与其背后的胡汉融合密不可分;但是,李唐王朝的覆灭,也与此密切相连。

从某种角度讲,李唐王朝,成也“胡汉”,败也“胡汉”

一、李唐皇室的胡汉基因

唐朝李氏皇族这一脉,往上追溯可到西汉时期,其先祖李暠乃西汉飞将军李广的后裔,并曾在河西走廊一带建立西凉国(公元400年)——凉州一带,自古就是胡汉杂居之地,所以,李氏族人至此还是不是100%的汉人血统已经很难说了。

李暠的第六世孙,也就是李渊之祖父李虎,是一名战功赫赫的将领,与宇文泰一起拥立元宝炬为帝,建立西魏政权,后被封为西魏八柱国之一,赐姓大野氏

宇文泰是鲜卑人,虽未称帝,但实际上就是西魏的真正掌权者。

在政治上,宇文泰采用了汉人制度,但文化上,他却大力推行胡化政策,不仅把鲜卑皇族的元氏改回拓跋氏,也让汉人官员改姓鲜卑姓氏,李虎就是一个例子。

在此大环境影响下,李虎事实上已变成一名胡化的汉人

不久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废西魏恭帝,建立北周,继续推行胡化运动,并因此形成胡汉相结合的关陇集团,而北周的这一胡化运动并未随着政权覆灭而停止,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中唐时期。

直到杨坚建立隋朝,朝廷才转变政策,推行汉化,李家这才渐渐脱去了鲜卑的外衣。

不过,李氏家族并未彻底摆脱胡文化的影响,因为李渊的母亲,是有“中国第一岳父”之称的独孤信之女,独孤信是鲜卑人,也是八柱国之一,所以,李渊至少混有1/2的鲜卑血统

李渊的妻子窦氏——即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其实是宇文泰的外孙女,也至少混有1/2的鲜卑血统,这么一算,李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从血统上算,至少也有1/4的鲜卑血统,而太宗皇帝的妻子——长孙皇后也是汉化的胡人,可以想见,胡文化对李氏家族的影响一定不小。

因此,从时代背景和家族渊源上看,李唐王朝最初的几代皇帝,都是在胡汉两大文化相互影响的复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换句话说,他们是胡汉文化深度融合的成果

不过,他们虽然身上留有胡人的血液,行事作风也或多或少有一些胡人的影子,但从本质上讲,李唐皇室依然视自己为汉人,以华夏汉文明为文化正统

然而,尽管唐朝的统治阶层立场鲜明,但由于种种原因,当时中国北方胡化之风是愈演愈烈。

二、河朔胡化

汉人故地中,胡化最为严重的可能要数河朔一带了,河朔,在当时泛指黄河以北地区。为此,后世史学家还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河朔胡化”。

这其实也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知道,两晋时期的“五胡乱华”,使中国北方一带,包括原来的汉文化之中心——中原一带全部沦陷,汉文化圈被挤压到长江以南地区。

虽然到了北魏孝文帝时,朝廷推行了汉化政策,但真正受此影响比较大的是贵族阶层,底层的广大平民仍保持着浓厚的胡人风俗。

所以,从公元前316年(西晋灭亡)算起,到隋朝建立(公元581年)为止,北方地区被胡化了近300年

从现在往回倒推300年,就是清康熙年间——可以想象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之程度!

古语也说:夷入夏则夏,夏入夷则夷

可见不仅胡人会被汉化,汉人也会被胡化,就看哪边势更大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五胡乱华入主中原的情形就有点类似于雅利安人入侵古印度,如果长此以往,如果没有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以及南方苟延残喘的汉人势力保留了一些火种,华夏文明也许如古印度一样在游牧文明的入侵下毁灭了。

从史书记载也可知,河朔地区,不仅在突厥匈奴等游牧民族复兴强盛之时惨遭入侵蹂躏,即使等到他们残败衰微以后中原王朝也仍然继续吸纳四处逃散的各族胡人入驻

久而久之,当地汉人百姓深受胡风影响,风俗也由汉转胡,河朔一带,在唐朝之前,其实已变成混杂多种民族的胡化地区。

到了唐朝,唐太宗招安了以颉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部众后,把他们安置到了朔方一带(今宁夏区域),之后,又接纳了契丹、奚等胡人部落,他们在此繁衍生息,人口不断激增。

而朝廷对其采取的是宽松的羁縻政策,最后的结果,就是当地的汉人继续被胡化其程度甚至比唐以前更严重。

三、盛世下的危机

后人常常赞叹大唐兼容并蓄的气度与海纳百川的胸襟,无比羡慕当时万国来朝的盛况,也以其展现出的强大文化吸收与融合能力为豪。

盛世之下其实暗藏危机,阳光之下也有阴影。

《新唐书》里直接就称:“天下视河朔若夷狄然。”河朔地区,早已不复东汉、魏晋时期的面貌,在唐人眼里变成了夷狄之地。

高度胡化的结果,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祸根

太宗皇帝曾以为强大的汉文化能自动吸收和同化胡文化,所以自信地推行“华夷如一”的政策:

迁入唐朝境内的胡人部族几乎是全权自治,也不怎么需要向中央政府交税纳贡,更别提进行汉化教育——大唐天子显然比周天子还要心大,也不怕重蹈东周的覆辙?

果然,太宗还在世时,归降的突厥人反了,但除了镇压,唐王朝显然没有想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唯一能想到的可能就是“以胡制胡”——中央王朝派去的历任节度使,无一例外都是胡汉混血或者干脆就是胡人。

日积月累,当地胡人风俗早已积重难返,朝廷的指令在这里如一纸空文,中央王朝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的苦果,唐玄宗最清楚。

四、文化层的分化

“安史之乱”后,大唐地盘不仅急剧缩小,政府对地方的威信与掌控力更是急剧下降。

从文化经济层面上看,当时全国上下其实形成两大文化相峙的局面——一边是以胡文化为主藩镇割据的河朔地区,一边是以汉文化为主拥护皇室的关中及东南地区

如果再进行细分,你会发现此时的中国分布着三大文化圈:一个是高度胡化的河北(黄河以北)地区;一个是胡汉融合的关中地区;一个是保持着相对纯粹汉文化的东南地区

文化,相当于一个民族的根与灵魂,河北地区汉文化的逐渐消失,也成为了五代十国以后,辽、金、西夏等国的崛起的必要条件。

可见,从五胡乱华开始,胡文化入侵的危机其实一直没有消失,大唐也并未真正完成胡汉文化的全面融合,唐朝皇帝的“天可汗”只是西域各部族在强大武力下的被迫臣服,而不是文化上的真正认同。

虽然,对大唐真的心悦诚服的胡人确实不少,“安史之乱”也不应该归结于胡汉矛盾,但我们也得承认,大唐“胡汉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显然不太成功,这也为两宋灭国留下了隐患。

但无论如何,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使其在无数次濒临灭亡的危机时刻重焕生机。

一个王朝无法完成的事业,那就几代王朝来完成,一代人完成不了的事,就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来努力。

华夏文明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与毅力,历史,已说明一切。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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