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规划师的城市︱ 城市如何自我规划与设计

原标题:没有规划师的城市︱ 城市如何自我规划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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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le

Mobility

| 9月26日期

原文/ Nolan Gray翻译/ 原雅捷

编辑/ 众山小校核/ 众山小

文献/ 孙萌排版/ 涂梅婷

一览导读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规划是什么样子的?规划师与市场以及用户需求之间如何找到平衡?对话Alain Bertaud,听听他在也门、中国和苏联做城市规划的经历,以及他对住房、规划、市场、城市管理等问题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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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图一、雅加达市中心中央纺织品市场,穿梭如织的购物者们在购买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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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师Alain Bertaud的新书《无需设计的秩序》认为,是市场的力量在真正地设计城市,而不是城市规划的愿景。

Alain Bertaud第一次在1970年驾驶路虎穿越萨那(世界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之一)正在城市化的郊区。自此他就赢得了“规划界Indiana Jones”的美誉。

但Bertaud丰富的人生履历又像阿甘正传一般。他在纽约规划局和世界银行等地的工作让他经历了近代城市史的关键时期。他会娓娓道来上世纪60年代末如何与黑豹党联络东哈莱姆,80年代初在中国北京与规划者们的合作,以及90年代初如何在苏联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创建全新的城市土地市场。

如今,Bertaud在纽约大学Marron城市发展研究所做高级研究员。他的新书《无需设计的秩序:市场如何塑造城市》(麻省理工出版社)认为,城市规划者和城市经济学家应相互学习。最近,我与他讨论了市场如何塑造城市,旧金山如何向雅加达学习提高住房可负担性,以及城市规划者如何应对巴黎燃油税抗议活动等。对话已被浓缩和编辑。

图二、《无需设计的秩序:市场如何塑造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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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开头有一张70年代您在也门做城市规划者的照片,那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我1970年开始在也门做了三年的城市规划者。我在萨那。正式工作是为政府提供建议并为联合国撰写报告。但由于萨那当时每年的增速很快,我真正的工作很快变成了帮助规划和记录足够的街道,以便人们能够在城市扩张的同时轻松到达城市。

我开着路虎去小镇边缘和土地所有者交谈。我们讨论街道的走向,以便每个人能在更大范围内沿着地块线到达并使用街道路网。讨论的核心是街道的宽度。街道越宽,人们失去的土地越多。但他们也知道,更宽的街道可以带给他们更高的土地价值。所以,我们一边聊,我一边在地上画标记。我们会在一小时内得出结论,街道就这样从田野中拓印并规划出来了。

图三、规划界的Indiana Jones’ 在也门工作 (来自《秩序无需设计》Alain Bertaud)

这是目前为止我在也门做过的最有用的事:通过让萨那劳动力市场发挥作用的方式,来增加土地供应。这将允许更多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达城市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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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您将城市描述为劳动力市场,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从规划者同仁的文件中感受到,他们把城市当做是迪士尼乐园或Club Med(地中海俱乐部酒店)。城市是劳动力市场。人们为了找工作进入城市。企业搬到昂贵的城市,因为他们更可能找到所需的员工和专家。如果城市很吸引人,那只是锦上添花。

这是我80年代初在中国工作时学到的。那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还没有劳动力市场。人们在国有工厂工作一辈子。工厂在隔壁提供住房。国有工厂一成不变。在员工和雇主之前存在着巨大的不匹配,大家很难得到更好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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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你讲述的很多有趣的故事都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比如苏联、中国、越南等。在这类城市中工作是什么样的呢?

每个规划者或建筑师的梦想都是不受市场限制,去有效分配土地的用途和密度,就像设计别墅一样。

然而我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价格的指导,你最终只会依赖于规范。例如,中国政府决定每个家庭必须每天有一小时的光照。所以为场地插入冬至日太阳的高度、维度和角度,就可公式化地得出允许的住宅密度。

这并不是个完全愚蠢的想法!如果没有价格指导土地利用,你不得不靠这样的奇怪的方式。你试图找到看起来科学的东西。北京冬至日的太阳高度角是很科学的,但给全国住宅都设定这样的日照标准并不科学。

图四、来自《无需设计的秩序》Alain Bertaud

苏联也类似。国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城市密度。起重机排成一排,用起重机的跨度去决定建筑间距。随着经济的改善,苏联出现了电梯,建筑变得越来越高。高层建筑并不是反映于高需求,只反映于当下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苏联的高层和高密度出现在郊区,而低层出现在市中心。

没有价格就无法准确预测需求。居民不用给市场支付房租,这意味着国家的开发商缺乏资源和信号去建设更多的房子。我们曾经一度用香烟包数估计房子的租金!为了回应住房短缺,你最终得划分公寓,每个家庭一间房,四至五个家庭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这当然不是城市规划者们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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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您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住房可负担性。这是如今许多美国大城市面临的难题。纽约能像雅加达这样的城市学习什么呢?

印尼的当地居民会在小型城市飞地Kampungs中设定最低的住宅标准。城市不去干预,只是把基础设施连起来。实际操作中,多数kampungs允许建很多小型单元房,在房屋尺寸和与就业中心的距离方面,给了更多人选择。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居民需要赚钱,需要找更好的工作,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买得起离工作近的房子。

市长本质上是一个名誉看门人。随着城市有机地变化,他或她的首要工就是保持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质量。

另一方面,西方城市通常要求最低水平的住房消费,要求公寓很大并且提供路边停车等设施。这些法规意图是好的,例如他们意识到了拥挤并坚持采用更大的单元房。但是除非国家能为负担不起这样水平住宅的每个人提供免费的或有补助的单元房,否则这样的法规只会逼人远离就业中心,并使他们的状况更糟。

好比食物,你不能要求每个人每天吃2000卡路里来解决饥荒。这太荒谬了。你必须引入更多食物。同样,像旧金山这样的城市必须增加建筑面积的供应,并让消费者决定单元房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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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本书后面,您区分了愿景和指标。为什么您更喜欢指标?

市政府经常有两三个口号,但却无法量化他们。例如,“让城市更宜居”。这当然没错,每个人都想要更“宜居”的城市!但是,没有指标反映这个目标,那就是空谈。

大家可能会讨厌我这么说,但市长基本上就是个名誉看门人,去保持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的质量。“愿景”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市长的真正工作应该围绕自下而上生出的指标。

举个这种实用管理的例子(虽然很奇怪),中国人支持珠三角的发展时,放弃了同心圆的思维模式,开始考虑城市群。由于高科技和出口贸易的发展,城市群自发地发展起来。中国人的态度是:“没事,这是一个新的城市化形式,我们要支持它。”如今,6500万人生活在珠三角,城市规划者们正在帮助并支持区域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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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所以,如果城市变化主要是自下而上的现象,那您如何看待城市规划者们的角色?

城市规划可以发挥重要作用。除了火灾和安全的管理外,城市规划者们应该少关注人们在自己地块和公寓里做什么,多关注街道和公园这类公共空间的管理。

由于城市规划者处理的是用地和密度,他们应该密切关注相关趋势,以便了解什么正在发生。例如,过去三十年里,纽约的家庭规模急剧下降。城市规划者应意识到这一点,并应对城市的刻板来适应人口变化。

通过使现有的系统适应新兴趋势,城市规划者可在城市可移动性的领域发挥更积极作用。可移动性是住房可负担性的关键。城市交通的改善使得更多的土地可用于住房,因此,低收入人群可以居住在他们能负担且可达性又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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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您参与过法国的规划。从规划的视角,您怎么看最近的巴黎燃油税抗议活动呢?

巴黎给人的印象是市中心的历史名城,这里有密集的地铁网络,为250万人服务。而巴黎大都会区有1100万人。近四分之三的通行是从郊区到郊区。郊区的地铁和火车系统并不能支持这么多的人口。在那工作的大多数人不得不开车上班。

现在,骚乱已经变得荒谬。但我理解为什么人们会生气。燃油税占天然气价格的一半以上。征收碳税完全合法,但政府本应该在决策前完成城市规划师应该做的事情:问问自己“谁将为这一政策变化付出代价?这项税收谁首当其冲?”它将由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的人支付——他们已经在交通上花费了很多钱。

政府的第一反应是,“哦,我们在公共交通上投入更多钱!”但这并不解决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在农村地区挨家挨户跑的护士,燃油税的增加将带走你收入的一大部分,并且没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解决你的问题。要进入巴黎多位于郊区的劳动力市场,并找到一份好工作,很多人必须开车20或30公里。他们非常依赖于个人汽车。

在我的书中,我谈了很多关于收入分配曲线的内容。每当城市规划者决策时,他们都应问问:谁会买单?

我们作为独立的专业志愿者团体,秉承专业理想与价值观,不依托任何机构,信守非盈利原则,帮助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我们关注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城市交通、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量化城市与大数据。至今我们已经拥有遍布全球近400名志愿者网络,并推送1800篇专业微文。作为微信公众号平台最大的线上专业志愿者平台,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并欢迎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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