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俄国照相馆

原标题:老上海的俄国照相馆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上海的俄国照相馆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上海刚刚出现来自俄罗斯帝国的移民社团。

最早的俄国照相馆

高伯赞照相公司(Kobza Art Studio)是最早的俄国照相馆之一,1925年由西伯利亚人叶甫根尼·高伯赞(Evgeny Kobza)创立,开在南京路的商业街上。作为公认的摄影艺术权威,高伯赞经常举办公开讲座,报纸纷纷发表他的讲座摘要。高伯赞是国际摄影协会会员,曾多次担任当地摄影艺术比赛评委。照相公司工作人员还为报纸提供上海外国人社团的各种社会和体育活动照片,例如郊外骑马狩猎、赛马、体育比赛等。

上海摄影领域的俄国先行者是鄂木斯克人阿纳托利·约泽福维奇(Anatoly Yozefovich)。1920年,他就在上海北部的百老汇路开了一家名为“Josepho & Co”的照相馆。那里有很多俄国人店铺。虽然使用5x7英寸底片进行室内摄影、显影、冲印为约泽福维奇带来不菲的收入,但他一直对发明付费自动照相装置念念不忘。约泽福维奇在鄂木斯克时就有这个想法,但革命和内战使这个想法搁置了起来。在上海工作两年后,他放弃了自己的照相馆前往纽约,把在上海的全部积蓄用于制造自动照相亭。1925年,西伯利亚人约泽福维奇注册了照相亭专利,此后享誉世界,自动照相亭今天仍在使用。

尽管最重要的大师离去了,但Josepho & Co照相馆仍是俄国摄影人才的大熔炉。著名摄影师鲍里斯·柳布林(Boris Lyublin)、奥斯卡·西波尔(Oscar Seepol)和谢苗·利弗施茨(Semen Lifshits)都是从那里成长起来的,他们陆续成为上海最著名的摄影师。除了拍摄肖像照外,照相馆还经营照相设备,为摄影爱好者提供显影剂和冲印材料。

事业蒸蒸日上

1929年,可能是模仿著名的Josepho & Co,来自哈尔滨的著名摄影师鲍里斯·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在南京路开了一家名称相仿的照相馆“Joseffo Photo Studio”。一开始,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摄影作品不仅出现在外国报纸上,还被中国杂志采用,例如《今代妇女》。但1936年波多尔斯基遭到“重创”,照相馆的易燃照相材料起火,整座办公楼被烧。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所有储存的材料和工作成果都在灭火过程中被水浸泡。波多尔斯基的照相馆只能关门了。

山姆·山石梯(Sam Sanzetti)原名谢苗·利弗施茨,生于敖德萨,是上海最成功的俄国企业家之一,拥有4家照相馆。1922年,他来到上海,19岁在南京路开了第一家照相馆。上海资产阶级的浪漫肖像照、手工描绘的烟焦色彩成为山石梯照相馆的名片和真正的时代符号。上海人喜欢这种风格,因为它体现了对好莱坞的向往。上世纪30年代中期是西方电影发行业在上海的巅峰时期,本地电影工业也一派繁荣。

1933年,举办首届“上海电影皇后”(Shanghai Movie Queen)选美比赛,冠军可以前往好莱坞。本地照相馆为选手提供免费照相服务,她们的照片被悬挂在主要电影院的休息处,由观众投票。山石梯照相馆、波多尔斯基的Joseffo照相馆、奥斯卡·西波尔的Bann’s Studio照相馆及其他俄国人和外国人开的照相馆都参加了比赛。冠军是来自莫斯科的侨民尼娜·巴尔萨莫娃(Nina Barsamova)。她戴着一顶巨大的夏日帽子,在镜头前摆出可爱的姿势。

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的大部分俄侨住在法租界,许多新照相馆开在那里。1931年,来自沈阳的格奥尔吉·别尔金(Georgy Belkin)在霞飞路开了一家小照相馆。不久,他被《回声晚报》(Evening Echo)录用,但继续在家接订单。他用镜头拍下各种俄国传统节日的宴席场面以及法租界东正教堂的礼拜仪式。乔奇·奥扎吉扬(George Odjagyan)的乔奇照相馆(George Photo Studio)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照相馆之一,其分馆之一设在茂名南路最体面的南昌大厦里。

山姆·山石梯的合作伙伴之一列昂尼德·斯克维尔斯基(Leonid Skvirsky)也逐渐独立,开办了自己的上海美术照相馆(Skvirsky Studio)。凭着出众的天赋和人脉,他逐渐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摄影师。与山石梯的圆润和小资风格不同,斯克维尔斯基的人物照片充满戏剧性的姿势、复杂的光线和实验性的拍摄角度。斯克维尔斯基周旋于上海的上流社会,为当地名流和著名政客拍照。1937年,他被专程邀请到南京郊区,为蒋介石夫妇拍摄正式的肖像照。

艰难的日占时期

斯克维尔斯基与自己的一位固定模特——美国人卢拉·汤普森(Lulah Thompson)结了婚。日本占领上海后他们去了亚特兰大,在那里成功延续了自己的事业。

1937年以后,时局非常艰难。很快,中国区和外国租界都被军国主义者控制。这意味着通货膨胀、失业和商品短缺。对上海的照相馆来说,唯一一个好消息就是无国籍的俄国侨民被勒令紧急办理身份证件,照相馆门口因此排起长队。日本占领时期,中国游击队员开展地下斗争,当地照相馆的显影室经常成为抗日志士的秘密聚会地点。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上海俄侨陆续离开,有些摄影师回到苏联,有些去了西方。1949年后,照相馆被新政府收归国有,例如乔奇·奥扎吉扬的乔奇照相馆成为人民照相馆,至今在上海仍赫赫有名。照相馆主人去了澳大利亚的伯伍德,过去的名声帮助他延续了照相事业。他在移民杂志上的广告中写道:上海肖像摄影艺术家乔奇拍摄各种色调和色彩的肖像照。1957年,山姆·山石梯从上海移居以色列。他的行李箱里装满了摄影作品,有2万多张。但他远未带走所有作品,其创作的肖像照至今仍保存在上海人的家族相册中。

上海的许多摄影师是从哈尔滨迁居来的,包括为数不多的女摄影师之一卓雅·日丹诺娃(Zoia Ghdanova)。她1929年在静安寺路开了瑞泰照相馆。很快,日丹诺娃让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加入照相生意,全家人都在谢苗·利弗施茨的山石梯照相馆(Sanzetti & Co)工作。日丹诺娃很快就把利弗施茨排挤出去,并且诉讼赢得了名称“Sanzetti”的使用权。仅一年后,利弗施茨打官司夺回了自己的名字,日丹诺娃则用“Celesta”开了一家自己的照相馆。

本文刊载自《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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