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念 | 刘力: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2)——工作与友情

原标题:碎念 | 刘力: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晴(2)——工作与友情

回首,也无风雨也无情(2)

刘力/

写罢上一篇文章,感觉有些意犹未尽,于是便想着再写一篇,写写自己的工作,谈谈自己的生活,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篇文章。

——题记

20007月,在西安的人才市场上兜兜转转,其实我是非常希望能够去商洛中学任教的,毕竟那里是我的母校,是我高中时代的发源地,更是我大学梦想的所在地。

然而整整一个多月的等待,当时的校长却怎么也给不了我明确的说法,虽然在此期间,我也曾经想着靠关系进入商洛师专或者干脆抱着试一试的念头,进行了商州师范的试讲,但这些大都并未能如愿牢靠。左思右想之下,我最终无奈听从了父亲的安排,匆匆赶上丹凤中学招聘的末班,成了那年进入丹凤中学的最后一个人。

当年,一同进入丹凤中学的共有七个人,我、杨仪、杨涛、李金刚、忽丽霞、惠继新和魏功堂,里面只有忽丽霞一个女同志,也算得上是锦上添花了。现如今,依然还坚守在丹中就只剩我、杨涛、李金刚和惠继新了,真所谓世事难料,造化弄人,谁能承想岁月更迭,时光流逝所造就的缘分常常也会曲终人散呢。

自然,有失必会有得。甫一进入这里,我就意识到了社会生存的艰难,一个小小的学校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小社会。这里生存着一大批优秀但却又似乎常常牢骚满腹的老师们,却也生活着一些斗志昂扬的积极乐观寻求突围的年轻人。我很幸运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了周树奇,他是一个生物老师,当时刚好在语文办公室对面,没事的时候就喜欢串门子,我也经常会和他私下聊天,在他的影响下,我再一次鼓起勇气,决定上陕师大的教育硕士了。在陕师大买了教育学心理学的相关资料,又从书店买了英语星火记忆的单词表,整整一年,因为是从头再学,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我和杨仪每天除了上课生活外,更多的时间都钻在了书本里,我们都梦想着走周树奇的路子,能够突破自己的天地。第一年,我们鼓足勇气想去报考,结果教育局卡壳,坚决不让我们去报名,最终告吹;第二年换了局长,我们再去,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我和杨仪也最终如愿以偿上了陕师大的教育硕士,杨仪也更是一鼓作气,第二年干脆报了统招的研究生,并最终晚一年毕业,然后直接去了珠海,而我则最终还是在苦苦寻找再次踏入商洛中学无望的情况下,只能再次回到了丹中,从此几乎就断了离开的念想。

在这十多年间,我目睹了丹中从平房朝着高楼的转变,更见证了丹中人员的更迭迁变,也耳闻过一些教师喋血奋斗的事迹,甚至直接参与过年轻老师莅临绝症的苦楚与艰辛后最终去世后的悲凉。我更是在一次次好多熟悉同事回头恋恋不舍之中读懂了他们凄怆的心情,然而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远去,孤独却又决绝。

我并不是没有心动过,但最终还是因为父亲和母亲的病无奈地选择了退缩。我总想着,自己已经在这里工作这么长时间,到一个新环境中能否适应,自己的个性会带来多大的麻烦,父母又该如何安置等等。我想了好多好多。毕竟,在高中教育中混迹多年,却也并未能成为什么万众瞩目的名师,也更缺少什么光环笼罩,我依然故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一个虽然满腹经纶但却总被很多人视之为呆板不懂人情世故的可怜虫,没有太多的交际圈,也不擅长与更多的陌生人交流,这些都成为了我教书生涯中的短板。而那种我行我素的牛脾气也常迫使我做出一些特别的但最终却总因为胆怯而稍加调整的行为来,比如我的教案几乎从来就是一个摆设,我上课根本上是不需要教案的,即使那些补充的也常常只是自己课堂上已经随性增补的内容而已。于是最初手写教案的时候,我的教案就极为简单,好几次被领导当面批评,而后似乎依然改观不大,最终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我的教案自然也很难得到优秀档次。我的成绩也常因为自己个人的自负和对学生的无比宽容,最终大多在与他人的比较中败北。

然而,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在这里成为一个教师,一个时刻把目光关注到教育本身,尤其是读书上来的教师。为了鼓励学生们读书,我按照教材为学生编写课外阅读书,我更为他们编写高中议论文写作指导方面的书,甚至在后来,我还自告奋勇去为学生们编写了《雏凤》杂志。我总希望他们能够在我的引领下,多读书,多写作,成为我所认为的佼佼者。

就这样,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也结识了一些比较谈得来的学生朋友。比如第一届学生中的王东、王乐、阮晓莉、王俊、张丹春、贾燕、李娜、刘沛博、宋丹波等,后来还有我的好几个语文科代表,如罗兰欣、李梦珂,还有叶梦、张瑜、刘菁园、张茜、顾军、田宁宁、钟涛等,学生太多,老师的脑容量有限,真的是记不全了。甚至偶尔,走在路上,冷不丁窜出一个人,叫一声“老师好”,半天竟然难以反应,甚至还狐疑半天,这是那一届的学生呢?这颇有些让人尴尬,但却后又坦然,毕竟偶然的相遇其实也许就是平静湖面上投下的一粒石子,于平淡无奇的日子来讲,被人记起,总还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于是,常常我会因为一些学生的鼓励而兴奋,也会因为一些学生的祝福而高兴,更会因为学生的常常关心而感动,甚至会因为学生一句难得的问候而激动不已。上半年,我曾经带过一个多月的文科班学生张愚浩微信告知我,希望我能够参加他们班上的毕业典礼拍照,我最终经不起他和另外一个女同学王思雨的热情邀约,还是答应了。而我更没想到的是他们把原来教过他们的另外一个语文老师周盈超也叫了来,这种已经久违的感恩,在我来讲已经多年未遇,于是乎,我更感觉到如此幸运,能够被人记得并一直留存在记忆中,总是非常出彩的一件事。他远比得到领导的几句夸赞或者得到他人无关痛痒的几句恭维要来的真实得多。

这到底让我想起了刘沛博的事情,在另外一篇《最好的礼物》一文中我就曾经说过这件事,在此自然也不想再罗嗦,也许老师们并不是贪图学生的一饭之情或者上门拜访的物品馈赠,老师们更多孜孜以求的其实只是学生的有心,偶尔之间,还能想起有过这么一位老师,或者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还能够记得老师的一些教育方式,又或者是见面的时候,还可以轻轻道一声“老师好”,这就够了,真的够了。

再说回上研究生的事情。

我在2000年刚冒头的时候,前往宝鸡中学参加2000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那一次我希望考的是陕师大的古典文学研究生。然而最终却只考了307分,那年的分数线是320分,我与陕师大第二次插肩而过(第一次是保送考试,陕师大要求语数外三科全A,而我只有两科为A)。更不幸的是,就在我考试的前一天晚上,那个疼爱我了一辈子的爷爷去世了。那天晚上,我似乎很焦急,我总觉得好像家里出什么事了,我在IC卡电话上反复拨打我家的电话,却一直打不通,似乎已经拨到六个电话的时候,我才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父亲的声音,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我根本没能发现任何端倪。

第二天刚考结束,我立刻登上了宝鸡发往西安的火车,下车后,我又立刻坐上回商州的班车,之前因为跟父亲说过,我想去商州表达一下对表姑的感激。然而赶到表姑家,却是半天根本没人。于是我最终打电话给父亲,这时候父亲的语气很强硬,他让我立刻坐车回家。我打一辆出租车,直接赶到312国道口,刚好碰上一个去往商南的客车,于是就回了丹凤。我在花庙那里跟家里又打了一个电话,最终父亲和母亲一起来接了我。已经走到村口的时候,暗夜里父亲幽幽地说:你爷老了。我当时唰的眼泪就夺眶而出。而后在灵堂前,我再次跪倒在地,我是多么混账的一个孙子,竟然从来不知道爷爷早已经先我而去了。他曾经开玩笑地说:我能吃上我孙子用工资买的糖就心满意足了。可是孙子还没能毕业,爷爷却早已经在大雪纷纷的日子里,把自己坐落成了一块永远的墓碑。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爷爷了,那个要强、坚韧、清白、孤独的老人走了,走在了孙子即将毕业的前夕。我却又并没能报之以好的考研成绩,这是更让我伤心的事情。

于是,我选择了重新战斗,我不想因此就放弃了自己的考研决心,于是乎,我最终还是报了陕师大的教育硕士,决心靠着自己的去完成研究生梦想。最终我成功了,那年我教育学考了71分,心理学考了76分,英语好像考了56分,总分超过了陕师大规定的150分的总成绩,而且各科也都达到了35分以上,可算得上一个比较好的成绩。20043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带着自己的行李来到了陕师大校本部,开始我的研究生生活。

我们属于2003级教育硕士,那年恰逢陕师大建校60周年纪念,学校举办了很多报告会,我们每次去听报告的时候,那些陕师大的本科生还以为我们是教师,都争着给我们让座,这让我们的虚荣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而最让人讨厌的还是第二学期,陕师大就催着我们搬到新校区,瓶瓶罐罐拿了一大堆,坐着拥挤的600路公交车,最终还是在诅咒中来到新校区。不过最为幸运的还是在这里住宿时接触到的三个其他系的研究生,小曹小王还有小齐(似乎,记得不太清了),原来老校区宿舍六人一间,到这里四人一间,自然价格上从原来的600元涨到了1200元,饭菜质量似乎也并没有老校区那里好。然而这里面积广阔,特别适合锻炼,一到下午,三三两两的学生就到了西边的操场上活动活动筋骨,锻炼锻炼腰身。

然而,作为住校生的我们,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但毕竟还是因为远离亲人而在周末就会陷入孤独寂寞。读书自然可以消解掉一部分愁闷,但当心闲下来的时候,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就只能通过收音机来打发了。在高校里,那个时候,非常流行收音机。上宝鸡文理学院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打开收音机,就能听到宝鸡音乐台准时早上六点播放的经典老歌,我也更能在午夜0点听收音机里传来的动听音乐和配着淡淡音乐飘来的优美文字,偶尔我投出去的文章也能够在里面播出,这真是一件幸运而幸福的事情。

在西安,除了音乐台和新闻台以外,我还喜欢听秦腔广播,我特别钟情于陕西戏曲中的眉户戏和商洛花鼓,甚至是比较新潮的秦腔,我也是可以静下心来听的,听得多了,却唱不上来几句,就常常在青海来的几个小伙伴面前丢丑。他们常常在自己人面前叽叽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但在我们这里却能够说非常流畅的普通话,这让我比较神奇,而且那里面有一个教历史还是化学的老师似乎特别喜欢我讲《水浒》和《红楼梦》,他一直认为我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这倒是没有想到的事情。

我们每周有自己的专业课,自然也会有公共课,上公共课都挤在一个大教室里,大抵课程有英语、科学共产主义、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等,里面最有意思的还是上英语的王老先生,他特别主张养生要静养,他并不主张运动,他常说一动不如一静;还有那个教授科学社会主义的老师,声如洪钟,上课的时候就常常喜欢谈一些时事政治方面的趣闻,引得我一阵阵思考。上专业课自然有许多地方可去,但因为我们语文学科总共有60多个人,也得用一个大教室,我最佩服的还是一个教授唐文学的老师,颇有古代侠士风范,声音洪亮,仿佛连那头白发也跟着舞动。然而我们更多的接触的还是李景阳老师,他圆脸盘,温和中带着善意的笑容,常常能平静地坐下来,尊重各位同学的意见,也非常善于启发大家发问,但我是一个向来提不出太多问题的人,于是在很多时候我都成了听众。

我们班有两个班长,男班长自然就是来自宁夏固原的杨杰,女班长是来自新疆的徐玲。杨杰是自来熟,跟谁他也能搭上话,本来就少年老成,自然把方方面面都弄得出色,甚至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外国文学的那位老师一直抢着希望他能够靠自己的博士,我当时也许心中都有点嫉妒了呢,呵呵。徐玲则似乎常常显得焦虑,脸上总挂着寒霜,但她基本上接人待物也算不错,在班上人缘也说得过去,毕竟更多的东西,我只能站得远远地,这并不是我所能关注得到的。班里因为都是成年人,甚至有些还拖家带口,自然众口难调,难免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但总体上我也算得上是明哲保身,并未能接触到实质性的伤害。那时的张听放倒是一个很善于做人师的人,他也似乎很能和其他人沟通,而且我常常能够从他那里接触到一些关于玄之又玄的气功练习的奥妙法门,这道算得上是在枯燥的校园生活中难得的休闲了。偶尔我也去师大附中,那里有在宝鸡文理学院政法系接触到的马新怀,当时还似乎总因为有同上文理喜欢文学的一点情缘,倒是也相谈甚欢。自然接触更多的还是西安工作的两个公务员同学,一个省纪委的杨江伟,一个省政府的鲁旭刚,有一次我还直接跟着鲁旭刚去了省政府他的宿舍过夜,第二天早上直接在省政府的食堂吃了顿饭,也算得上有了一个比较浅俗的炫耀的资本了吧!杨江伟则多是在外面,请我吃西安的米线或其他的小吃,我第一次知道了盖浇饭,第一次认识到原来米线还可以那样做。而后我上西安来,总免不了打扰杨江伟,我也曾在他租住的房子里住过好几天。这些都是大学时代衍生出来的同学情分。在我是永远的记忆。

去年去北京,一直想着干件事,那就是到李永利那里去,最终赶巧,我们未能订下去上海的火车,于是硬着头皮钻进永利已经为我们一家安排好的滴滴快车,最终一直到了他所在的村子,永利一身高士的打扮,留着髭须,仙风道骨的家人也更加让人觉得到了一处不得了的世外人家。租住用来进行国学教学的房子屋里屋外都贴着永利亲自撰写的对联和条幅,屋子里有断续传出的国学诵读声和艾草熏香的味道。他家的三个女儿都很聪明,也都跟着诵读国学经典。他老婆也颇有一颗佛心,面上带着善意,非常周到热情地招呼着我们,我也仿佛感觉自己始终就融入在这家的氛围里,这里似乎也就是另外一个家。

已经远去的这些记忆,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也总能在闲暇里,每每想到这些,心头莫名涌动着种种的感念,总觉得他们就在我的字里行间流转腾挪,始终存活在我的脑海深处。只要有一根线牵拉,他们就一下子跑出来,成为我的时间光线里最明亮动人的风景。

——2019.9.4凌晨于家中

作者简介:刘力,20世纪70年代末生于陕西丹凤,中学语文教师,兼任本地杂志特邀编辑。能进行各种文体写作。曾就读于丹凤,商州,宝鸡和西安。现已发表各类文章数百篇,获奖数十篇。辑有《梦中的秋千》《凝望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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