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8年前,一个奇人死了,留下一部举国皆知的奇书

原标题:378年前,一个奇人死了,留下一部举国皆知的奇书

文章转载自:最爱历史

1924年6月,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和队友出发攀登珠峰,再也没有下来。

此前,他已经失败过几次,但还能活着回来。这次没有奇迹。

记者曾经不停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攀登珠峰呢?

其实,他们想问的是,攀登珠峰有什么意义,值得你用命去博?

马洛里被逼急了,说了一句禅味十足的话:

因为山就在那里。

▲他是本文的主角:徐霞客

1587年,徐霞客来到这个世界。

江阴徐家是望族,不仅有钱,还都有才。传到徐霞客的高祖徐经这一代,徐经的身份,首先是江南才子,然后才是“富N代”。

1499年,改变了唐伯虎命运的那桩科场大案,也改变了徐经的命运。

那年,他与唐伯虎结伴北上应试,带着仆从和优伶,一路走一路炫富,引人侧目,招人嫉妒。会试期间,有人弹劾主考官程敏政,说他卖题给了徐、唐二人。

这桩科场大案,真相扑朔迷离。朝廷的处置却很简单粗暴:真实情况无关紧要,平息事端才是上策。

于是,所有嫌疑人,不管原告被告,都遭到了惩罚。

徐经和唐伯虎这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稀里糊涂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经历苦痛之后,唐伯虎走上游戏人间的路子,徐经则变成执着的上访户。

徐经的余生再也未能走出这桩科场大案的阴影。他改名“大纵”,给自己的文集命名为《贲感集》,终生郁郁寡欢,四处奔走,自证清白,年仅35岁就客死翻案途中。

他的整个家族,对待科举的态度,在此后几代人中产生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黑色记忆。

徐家传到了徐霞客的父亲徐有勉。

徐有勉颇有才学,但厌弃科举,一生不入仕途,为园自隐。友人劝他买个官衔功名,他一脸不屑地说:“田野水木之乐甚适也,何必为官?

在当时,科举入仕仍是世俗成功的唯一通道。无数人枯坐寒窗挤破头,就为了金榜题名,好封妻荫子、光宗耀祖。

但越是功利,就越把人异化了。跟现在一样,大家都奔着世俗的成功而去,只想着怎么赚更多钱,怎么往上爬,结果把人的本性都丢失了。

只有极少数人还在小心翼翼地守护人之本性。

早年的徐霞客对父亲的本性流露,印象深刻。

徐有勉也曾预言,徐霞客一生“可以尽吾志,不愿富贵也”。尽管他去世的时候,还未看到徐霞客怎么折腾人生,但他的预感不会错的。

徐霞客幼年时,表现出了跟高祖徐经一样的才气,但他跟父亲一样从不热衷科举。

这个无意于世俗成功的小孩,从未受到来自父母与家族的压力,一心想着走遍天下,做个我行我素的旅行家。

历史真的很神奇。当年的科场大案,几代人之后,竟然结出了如此奇怪而夺目的果实。

徐霞客生活的年代,在历史学上特意被分段标示为“晚明”。

晚明曾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声,虽然政治黑暗,但商品经济发达,社会思潮活跃。

当时的大众旅游风气之盛,跟现在有得一拼。

每逢春秋佳日或传统节日,著名景点乌央乌央都是人头。泰山、普陀、九华、峨眉等名山胜地,游人如云,香火如炽。

与徐霞客同时代的旅游达人张岱说,在旅游旺季,去泰山旅游观光的人成千上万,泰安的旅店“客单数千”,入山者最高峰一天两万人。渡海朝圣普陀的香客游人也很多,大殿里里外外坐了数千男女,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这就逼得那些有逼格的人必须调整出游策略,以便避开人挤人的旅游高峰期以及热门景点。

段位稍低的,就错峰出游,或者选择游览热门景点的冷门区域。段位再高一些,就做个驴友,专挑未开发景点,不去凑别人的热闹。

徐霞客的旅游,也经历过一个咖位不断进阶的修炼过程。

他早年立下壮游天下的远大志向,与当时社会的旅游风尚不无关系。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这是他的豪言壮语。

不过,他是个孝子,母亲王孺人尚在世,故有心而不敢远游。

这时候,王孺人——江阴小镇上一名普通的妇女,表现出了很潮很时尚的一面。

她支持儿子,有钱在手,说走就走。她告诫儿子,男儿志在四方,不要做“藩中雉”“辕下驹”,世界那么大,你该去看看。她宽慰儿子,不用挂念我,我很好。

当徐霞客出门远游,她专门为儿子做了“远游冠”,“以壮其行色”。

不仅如此,王孺人的新潮还表现在,她可能创立了自己的织布品牌。她织出来的布质地精好,被称为“徐家布”,不仅畅销本乡,而且远销苏州等地,博得了“素丝见名门”之誉。

徐家在两代人不事科举的情况下,仍能维持富足的生活水平,王孺人功不可没。

1624年,八十高龄的王孺人为了减轻儿子出游时对自己的挂念,还特地陪同儿子游览了宜兴。她一路故意走在儿子前面。

两年后,王孺人去世。

可以说,没有王孺人的开明与支持,就没有那个以行走为业的徐霞客。

学者夏咸淳在《论明代徐霞客现象》一文中指出,晚明的三种文化心态:

好奇—对于异域异物的兴趣和热望

贵生—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崇实—对于实学实事的重视和推崇

好奇—对于异域异物的兴趣和热望

贵生—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热爱

崇实—对于实学实事的重视和推崇

融合在一起,强有力地驱动着许多学者文人,将热情、精力、智慧乃至生命倾注于自然山川的游历和考察,从而产生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山水文学家和地理学家(二者往往兼于一身)。

因为徐霞客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所以他把这种情况命名为“徐霞客现象”。

现代攀登珠峰的人不要命,一般都会把遗书准备好,当时热爱旅游的人也有一股搏命的精神。

年长徐霞客大约20岁的袁宏道在攀登华山时,险些失足丧命,却没有后怕之意,反而吟道:“算来清泉白石死,差胜儿啼女唤时。

人总有一死,或死于床第之间,妻儿在一旁哭哭啼啼,或死于远游途中,长眠清泉白石之间。袁宏道希望是后者。

在徐霞客30余年的旅游经历中,西南之游是最为艰苦卓绝的一次。他为这次出游谋划了很多年,一直担心再不出发就年老力衰去不了了。

1636年10月,终于打点行装出发,他已经50岁。

此行,他只携带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除了暖身的衣服和盘缠外,没有准备任何防身的武器。他的远游冠中,藏着母亲生前给他的礼物——一把银簪。母亲在他首次旅行时,将此银簪缝于帽中,以备不测之用。

他随身的考察工具极为简朴,一支笔,一个指南针,却肩负着丰富的书籍,都是一些派得上用场的地理资料。

最后,他不得不怀揣朋友们的引荐信,以便在危难的时候向地方官求助,或筹措路费。

和他一同出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仆人兼导游顾仆,另一个是和尚静闻。

静闻是要到云南鸡足山朝圣的。顾仆可能背着一把铲子,用徐霞客的话说,随时随地可以埋葬他的身躯。

徐霞客在启程之前已作好遇难捐躯的思想准备。在写给大名士陈继儒的信里,他说,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死在这片“绝域”,做一个“游魂”我也愿意。

旅程的艰险,确实“对得起”他的思想准备:三次遭遇强盗,四次绝粮。

一路下来,他练就了贝爷一般的荒野求生能力,可以几天不吃饭,都没问题。

在湘江的船上,一伙强盗趁着月色来打劫。徐霞客跳江逃生,丧失了随身的财物,仅剩一裤一袜。静闻为了保护血写的经书,死守船中,身负重伤。顾仆也受了伤。

尽管备受打击,徐霞客没有考虑返程。他的方向不会变。

最终,静闻死在路上。徐霞客带着他的骨灰和经书,直奔鸡足山,完成了这名风雨同路人的遗愿。

在云南保山漫游时,有人要到江苏,问徐霞客要不要帮他带家书回去。

徐霞客犹豫许久,婉言谢绝了。他说:“浮沉之身,恐家人已认为无定河边物;若书至家中,知身犹在,又恐身反不在也……”

不过,当晚,他为此失眠了,还是写了一封家书。

对他来说,死亡是每天可能邂逅的东西。所以,是死是生,都是两可,无从预知自己能否看到明天的太阳。

1640年,这次万里远游以一场致命的疾病结束。

徐霞客感染了足疾,双脚尽废。一帮人用滑竿,把他抬回了江阴。

1641年,徐霞客溘然长逝。

徐霞客在世的时候,他的朋友圈已经公认他是奇人怪咖。

曾任宰辅的文震孟说:“霞客生平无他事,无他嗜,日遑遑游行天下名山。自五岳之外,若匡庐、罗浮、峨眉、嵾岭,足迹殆遍。真古今第一奇人也。

当时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也说,徐霞客是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是千古奇书。

晚明旅游之风那么盛,登山不怕死的也不少,为什么只有徐霞客游成了“奇人”?

最根本的原因是,徐霞客跟其他任何一个旅游者,都不一样!

他是一个“三无人员”:无编制,无职业,无功利心。

袁宏道经常在游记里把自己描写成离经叛道的怪杰,但他与徐霞客的距离,至少差了一个王士性。

这三人,都是晚明最著名的旅游达人,但除了晚辈徐霞客,其他两人都有编制。他们的旅游,在当时被称为“宦游”,就是借着外地做官或公务考察之机,顺便旅游。

徐霞客不一样。他是个字面意义上的“无业游民”,为了旅游而旅游。或者说,他的职业就是旅游,他的人生就是旅游,为旅游而活,活着为了旅游。

这样的职业旅行家,在传统中国社会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他比其他任何旅游者走得更远,也更专业,更卖命。

清朝文人潘耒评价他,说“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他途穷不忧,行误不悔,多次遇盗,几度绝粮,但仍孜孜不倦去探索大自然的未知领域,瞑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

他摆脱了视游山玩水为陶冶情操之道的传统模式,赋予了旅游更具科学探索与冒险精神的内涵。

他征服过的地方,往往是渔人樵夫都很少抵达的荒郊,或是猿猴飞鸟深藏其中的山壑。

他白天旅行探险,晚上伏灯写作,有时甚至就着破壁枯树,燃脂拾穗,走笔为记。

他以客观严谨的态度,每天忠实记录下当天的行走路线,沿途所见的山川风貌与风土人情,以及他的心得体会。

他写游记,压根儿不是为了发表。早期是写给母亲看,让母亲可以“卧游”,对儿子走过的名山大川如身临其境。后来,写着写着,写成了习惯,或许就把写日记当成了自己与自己的对话而已。

他生前并未发表任何游记。死后他的朋友替他整理日记文稿,但很多内容已经散佚了。

他所做的一切,纯粹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好奇心。除此之外,他没有什么功利心,也没想什么实用价值。

也正因此,他才不会变得短视,而使得自己的人生与文字在几个世纪之后仍然散发着理性的光辉。

相比之下,那些斤斤计较于当下的人和事,早已沦为历史的尘埃。

很多人喜欢拿徐霞客和陶渊明做比较,因为他们都绝迹官场、不计功名、钟情山水。

最爱君认为,徐霞客跟陶渊明也完全不一样。

徐霞客的经历与选择,实际上突破了传统的隐居守节处世模式,标志着一种新人生观的养成。

他开辟了另一种人生行走的模式,将超脱世俗的路子指向了务实求真的具有科学曙光的方向,避免自己成为陶渊明的复制品。

而陶渊明的隐居,是先秦历史典故中早就建构起来的传统。陶并没有任何独创性在里面。

面对徐霞客这样的怪咖,我们几乎无法作出合乎社会规范的评价。不管是晚明的规范,还是现在的规范,似乎都容纳不了这样一个人。

我们现在把徐霞客捧得那么高,无非看中了人家游记中体现的科学精神。

但这个东西,徐霞客本人并不在乎。他的游记流传下来,本身就带有偶然性。

如果他的游记失传了,我们还会把他捧得这么高吗?

我想,肯定不会。

我们会说他不求上进啦,荒废时光啦,社会寄生虫啦……总之,有一百零一个理由来否定他。

清代纪晓岚评价徐霞客时,显然遇到了类似困境。他在《四库全书总目》给予《徐霞客游记》较高的评价,说“其书为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篇,可补充地理之学”。

但他对徐霞客的人生选择并不赞赏,所以对徐霞客的旅游动机进行了揣测和批评,说徐霞客“耽奇嗜僻,刻意远游”。

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就是说,徐霞客性情怪僻,惯于标新立异,处心积虑地游走他方并沉溺于其中,有沽名钓誉之嫌。

这种调调,很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普遍心理:你的行为超出了我的想象,所以是可疑的。

我们质疑有钱人的慷慨,你为什么捐这么多钱,不就是图个名声吗?我们质疑没钱人的苦难,你为什么表演贫穷,不就是想获取爱心款吗?……

我们质疑商人,质疑明星,质疑老人,质疑小孩,质疑一切。质疑到最后,无非就是被标准答案限制了想象力。

在一个功利的社会,做什么事,都要追寻一下意义。而意义的定义权,牢牢把控在集体手里。

徐霞客觉得他的活法很有意义。对不起,我们集体觉得你没意义,你就没意义。

但,总有一些超越世俗的无意义的事情,总有一种纯粹的内心需求,孤悬着,没人理解。

人生的标准化,是从标准答案开始的。你应该活成什么样子,什么时候应该干什么事,这些都被认为有标准答案。每个人都要对照标准答案作答。

徐霞客,你跑题了,只能被归入“千古奇人”。这可能是赞赏,但更多表达的是不认同: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人。

殊不知:没有意义,有时正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致敬,不为意义而活的徐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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