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如果企业激励制度做得不好,勤快人就会变成懒人|“致知100人”29期

原标题:田国强:如果企业激励制度做得不好,勤快人就会变成懒人|“致知100人”29期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29期(点击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田国强至今已担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一职长达16年,是国内担任经院院长时间最长的教授之一。他在上财所进行的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被称为“田国强模式”。

1983年,田国强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是改革开放后该校经济学系招收的第一个中国大陆留学生,并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教授。1990年,田国强成功拿到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经济学系终身教职,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北美的华人经济学者中获得终身教职的第一人。

到美国留学后,田国强对中美间巨大的经济差距感受颇深,专业为计量经济学的他逐渐对时政、社会和人文科学等方面产生兴趣,开始结合国外的经济与社会模式思考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体制转型的问题。

改革开放掀起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作为关键领域,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奠定了后来市场体系形成的基础。在接受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的联合访谈时,田国强表示,产权改革和价格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但二者并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最根本的改革是早期松绑放权的举措。

1993年,田国强和一批留美学者共同出版了《市场经济普及丛书》。该丛书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推动了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和发展。2014年,田国强以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获得第十六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经济环境还较远。”田国强说,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是搞对了激励,朝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方向迈进。

田国强认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经济体系的建立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现代经济体系运行规律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因此他一直在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

“强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在资源、制度、技术、人才和话语权五方面展开,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和人才及话语权的竞争。”他说,原创性的经济学研究能很好地抢占国际学术话语权。为此,他推动上财引进了100多位海归教师,并在国内开先河建立了常任轨(tenure track)制度,配套以先进的学术机制,给年轻学者充分的舞台和空间。

上海财经大学学术国际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使其从籍籍无名变为亚洲一流,但田国强对此并不满足:他只给自己这些年的工作打了及格分。“我本来希望,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上财打造成真正的世界名牌大学,现在看来还需要更多时间。”他说,“我给自己打及格分,也是告诉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骄傲自满。”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兼高等研究院院长 田国强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于80年代到美国留学,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当时是有什么契机吗?

田国强:1983年,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留学,跟随经济学家奇普曼学习计量经济学。我很快体会到中美的经济差距。我很震撼,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富有?同时,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中国这么贫穷?因此,我很早就立志用现代经济学来研究中国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当我开始准备博士论文时,经济学家赫维茨教授的机制设计理论这门课引发了我的研究兴趣,因为机制设计理论的思路所针对的是市场失灵、转型经济等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转型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缺位和过位问题,正好可以应用到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之中。

赫维茨教授曾多次访问社科院,他当时非常关心中国改革。所以,我决定选择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者赫维茨教授作为我的博士论文导师。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回国后你和一批留美学者共同编辑了《市场经济普及丛书》,编写这套从书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田国强:当时在美留学的一批人都加入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该学会的宗旨是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我们认为中国即将迎来又一次的经济改革大潮。

中国当时明确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但国内对市场经济的概念还不太清楚。我们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学知识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于是我们组织了一批代表中国在海外留学最高水平的一批经济学人,包括作者和编委包括易纲、海闻、林毅夫、樊纲等人,从宏观、微观、企业组织、国际贸易和计量数据等领域进行丛书写作,比较通俗地介绍了市场经济。

田国强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2006年会暨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发言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留美经济学会对我国经济改革的推进有何作用?

田国强:我觉得非常重要。许多中国留美经济学的会长和会员都在为中国改革献计献策,非常严肃认真地在研究中国的改革问题。

在中国很多重大改革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员有效发挥了其前瞻性的自身优势。在政策还未制定出来时,我们就开始研究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由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主办的年会在国内学术会议中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认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秘诀是搞对了激励。应如何理解这个观点?

田国强:经济环境不是一种理想状态,而是充分考虑到客观现实和优势条件,以及如何解决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

中国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根本原因是搞对了激励,朝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方向演进。

在我看来,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信息激励和效率的问题。首先,制度和改革不是去改变人性,人性基本上是无法改变的,因此制度设计者需要顺应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性,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个体通常会争取自身的利益。同时,在现实中,信息是不对称的,那么如何调动积极性以此形成激励便成为改革的关键问题。

中国深化改革调动了老百姓发家致富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话非常深刻:“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他讲的是两类极端情况,更普遍的情况是激励制度做不好,勤快人变成了懒人。

田国强与博士指导老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维茨教授、硕士指导老师林少宫教授、周济院士(后任教育部部长)于华中科技大学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现在大家对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存在较大争议,你如何看待这两方面的分歧?

田国强:新结构经济学对这一轮经济下滑的原因归结为周期性、外部性原因,而我认为是结构性、体制性的。所以,我认为结构性改革是更为至关重要的。这是我跟林毅夫教授争论的一个焦点。

林毅夫教授强调的是事事有为的“有为政府”,而我则坚持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治理模式,因为一味地强调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已经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没有建立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会引起经济下滑。想要真正搞好市场经济,就必须划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只有定位恰当的有限政府,也就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才能导致有效的市场!林毅夫教授将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看成了两个完全独立的维度是有很大问题的,因为市场是否有效的根本决定绝对因素是在于政府的恰当定位选择。

中国当前提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但是我并不认为应像新结构经济学强调的那样,强调政府和国企的主体地位。

毫无疑问,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究和保护产权等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在未来推动市场更加有效、公平和法治的进程中,政府也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以接近10%的速度增长,其新的根本重要因素就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结果。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未来中国经济改革能达到的一个最大的共识是什么?

田国强:改革开放的关键是市场化改革。根据研究,任何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走向发达国家都要经历三个阶段。

一、要素驱动。过去四十年,中国依靠劳动力等资源要素和资本要素的红利驱动,使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其中,民营经济在产值和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效率驱动。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民营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当前国内外的经济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还是要依靠市场化改革。

三、创新驱动。从全球来看,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大公司基本上都是民营企业。因为技术性研究有风险,成功率不到5%,很少有国企董事长和总经理敢于冒风险,拿着国家资本去创新。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以前出版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你提出中国改革需要采取“明道、树势、优术、抓时”四位一体的方法。你能否简单地解释一下或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田国强:我认为可以从回顾改革、理解改革、求解改革和深化改革四个方面来阐释中国的改革进程。

如何实现中国长治久安的发展?如何让中国经济得到高质量的良性发展?如何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推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认为仅仅只靠短期的经济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短期问题往往可能和长远目标不一致,只注重解决短期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会使政策陷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中。

因此,在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时,需要有一个较长的历史时间概念。理论逻辑非常重要,实践认知也很重要,所以必须要“明道”,知道什么制度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我觉得答案是市场经济。很多人到现在还在争议,改革到底是让政府或市场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认为答案是起到维护和服务作用的有限政府。

其实,十九大报告文件对此给出了非常准确的描述。报告中提出了有关“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建设目标,同时还提到了“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两段话基本对应了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的行为特征,并明确地点出了政府应回归到维护和服务性的基本职能上来。

第二个是“势”。中国一定要建立起一种态势,形成凝聚力和共识。中国政府的执行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势”。

第三个是“术”。中国的改革最主要的就是解决过去那种抑制老百姓积极性的僵化计划经济体制问题,同时改革会牵涉利益关系调整,事关社会稳定,那我们便需要“优术”,需要科学性和严谨性。

第四个是“时”。改革也需讲究时机。如果许多改革在20年前便开始做,和现在改革所面临的压力会有很大不同,比如房产税、遗产税等的征收。虽然经济学家没有这么大的前瞻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学界没有这方面的研究。

在学术上,我们必须要具备前瞻性、思想性、科学性、严谨性、现实性、针对性。

田国强赠书给本科教师与指导学生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十多年来一直在上财进行改革,上财的改革是否是你的学术思想在教育领域的一个实验?

田国强:的确。我出国后很快意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都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和商学方面的理论和人才。

强国之间的竞争一定是在资源、制度、技术、人才和话语权五方面展开,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和话语权的竞争。

上财每年会花费大量资金引进海归教师,希望培养出更多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我们要做增量改革,让学生和老师实现合力。

我们在思考,如何让老师实实在在地去做研究和教学?如何真正为国家、社会和行业提供国家栋梁、社会领袖和行业精英?如何在约束条件下进行有效激励?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话题。

教育改革之后,上财从一个非常小的专业性学校不断提升。不同于以往211和985名校的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策略,我们认为人才最重要,而培养高质量的创新型人才则必须要有好的老师。这是我们每年花费大量资金引进海归教师的原因。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在上财经济学院担任院长已经十六个年头了,基本上是当经院院长时间最久的教授。你给自己这些年在上财的工作打多少分?

田国强:打六十分吧。我即将离任,应该给自己一个基本结论了。

虽然这十六年内我做了一些事,但如果现在回头来做,可能有些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加成熟。我本来希望,用十多年的时间将上财经济学院打造成真正的世界名牌大学,现在看来还需要更多时间。不过,这已不是我要去考虑的范畴的事情了。

我给自己打及格分,也是告诉自己,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骄傲自满。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只有时刻看到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的差别,才能不断地激励自己成长。

我已经把我最美好的年华都用到了研究中国问题和经济学教育的改革中。我自认为对得住这个时代,也对得住知识分子的道统。

(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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