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遵守周礼,是愚蠢至极,还是仁义精神?

原标题: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遵守周礼,是愚蠢至极,还是仁义精神?

春秋时期正处于西周与战国两个时代的转折点,周王室衰弱走向瓦解,面对中原四分五裂的格局,出现南北征战的局面。这是逐渐礼崩乐坏的时代,人心叵测,野心勃勃。

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之一,他身上既有英明决策流芳百世,又有迂腐顽固的思想作祟导,最终一代霸业悲剧收场。

宋襄公“让国”之美背后的守旧思想

宋襄公“让国”之举倍受褒扬,公元前652年,宋桓公病重之际,急召(兹父)宋襄公及目夷(子鱼)至殿嘱托身后之事:

“宋公疾,大子兹父固请曰:‘目夷长,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鱼。子鱼辞,曰:‘能一国让,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顺’,遂走而退。”

宋襄公是嫡长子,按照道理来说继承国君是应该的事情,但是宋襄公却以目夷年长且仁义为由而让出了国君之为,直到目夷坚决推辞而作罢。

宋襄公通过“让国”一事,在时代中凸显出来,春秋混战不断,皇子王孙时刻为皇位这块蛋糕弑父杀兄,拉帮结党无情争夺。而宋襄公的“宽容、礼让、大度”这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事在当时令众人大吃一惊,宋襄公的胸怀之大更是成为佳话。

让国之美,在宋襄公的角度有怎样的阐释?宋襄公出身于殷商贵族,西周那一套礼乐之教对宋襄公耳濡目染。在宋襄公的思想里,依然保留着那一套传统观念。

可是,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专政与皇权成为人们争夺的重点,不再实行“礼让”制度。理想主义制度逐渐被血淋淋的现实社会取代。

宋襄公并不能敏锐察觉,即使改变,依然认为周室礼教主宰这一切。“井底之蛙”形容此刻的宋襄公再不为过。此时的宋襄公沉浸于自我蒙蔽之中,仍未醒来。

泓水之战中突显宋襄公之“迂”与“愚”

影响宋襄公霸业走向的,绝非宋襄公口头的让国,而是操起武器实战,如果说宋襄公的“让国”并没有突显宋襄公的守旧的弱点,仅仅是他高尚的一面。那么,从泓水之战起,宋襄公的路彻底走偏。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战火频繁的时代,人们对自身所需追求得更加直接,权利成为拉开战争的胜利品。因此,战争不再是礼乐制度中军事礼节的“摆设”,作战手法和谋略逐渐变得五花八门。

可以说,只要能过最快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其中,军事谋略成为战争中重要的指导。一些先进的作战观念得以凸显,如:远程奔袭、迂回包抄、歼灭战、伏击战、“半渡而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避实就虚等等。

识时务者为俊杰,不但有明争——实力的抗衡,更有暗斗——技巧取胜。春秋之战是血淋淋的,礼节已经被践踏无视。

大环境如此,领袖应该具备随机应变的实力,把握战机。根据《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泓水。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

面对敌军有利战机,子鱼两次请求出战都被驳回。宋襄公一定要等到敌军站好队伍才作战,否则就是不道义的事情,足以见得旧思想观念对宋襄公的禁锢。

宋襄公在危急关头,依旧秉持“不鼓不成列”的信条,依然“以礼待人”,发扬礼乐指教足以见其“迂腐”。作战是宋军本就出于人少的劣势,领导者更应该趁敌军队伍未整时先发制人,趁其不备袭之,用最小损失将敌军打个措手不及,成功方能几率大增。

子鱼两次提醒宋襄公,可见子鱼有审时度势的远见。宋襄公没能分清场合和局势,沉浸在高尚思想中。可是在权力争夺中,根本无人在意是否仁义,包括楚军在内。

泓水之战因为宋襄公思想顽固一败涂地。

史论纵横说

春秋时代的外交政策双线并行。一是由空有虚名的周王室实行周礼,封有能力者为侯伯。二是现实中的外交:战争、贸易等用一系列条件换取自身所需。

此外,一国国力是否强盛也决定着国家在众国家的地位。宋襄公却想用周王室的礼仪制约别的国家,达到自己称霸的目的。这是可笑的。宋襄公一直是周礼的追从者,不但对自身定位十分迷茫,更妄想用这样的旧制度约束他人,他的妄想软弱无力,最终被淘汰。

时代变了,宋襄公却没变。宋襄公的仁义绝对不是真的仁义,他接受的周室礼教与新时代格格不入,仁义在新时代下演变成了迂腐。他保守的思想与社会快速的发展产生了冲突,宋襄公不能够纵观大局,发现自身问题,一错再错,酿成了悲剧的发生。

仁义还是愚蠢,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阐释。宋襄公的悲剧印证了这一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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