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醒世姻缘传》的版本特色

原标题:大连《醒世姻缘传》的版本特色

作者:李永泉(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大连图书馆藏《醒世姻缘传》“十行本”(以下简称“大连十行本”)在《醒世姻缘传》诸多版本中独树一帜,具有重要价值。

《醒世姻缘传》的刻本系统虽然复杂,但大体可分为“十行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和“十二行本”(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五字)两种。又因为十行本弁语署“辛丑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十二行本弁语署“戊子清和望后午夜醉中书”,故又分别称为“辛丑序本”和“戊子序本”。大连图书馆分别藏有十行本和十二行本,尤以十行本价值最高。

“大连十行本”两函二十册,缺封面,无刊刻年代,卷首“弁语”缺第一叶,第五十回缺末叶(十二叶),第一百回缺最后两叶(十三、十四叶)。正文半叶十行,行二十五字,无格,左右单边,钤有“大谷光瑞藏书”“旅大市图书馆藏书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等印章。2000年大连出版社影印出版《大连图书馆藏孤稀本明清小说丛刊》,第46种即为“大连十行本”。此本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刻书年代早。

“大连十行本”被公认为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其刊刻年代,可通过避讳大致推断。“大连十行本”避康熙讳较多,据李国庆比对,“此本25个‘玄’字中16个缺末笔,相比同德堂本避8处、戊子本避5处、庚午本避4处,是避的最严谨的”(《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3期),可知此本不早于康熙朝。

“大连十行本”正文间有双行小字(非夹注,系漏刻后增补删改的正文),说明其非初刻本。但其双行小字又比后出之本重订所加的双行小字少得多,这说明其刊刻较早。另徐复岭发现《颜氏家藏尺赎》卷三《周在浚致颜光敏书》中有云:“《恶姻缘》小说,前呈五册,想已阅毕,幸付来价。因吴门近已梓完,来借一对,欲寄往耳。”学界大半认为此中的《恶姻缘》即是《醒世姻缘传》(东岭学道人《醒世姻缘传》“题识”有“原书本名《恶姻缘》”之说)。袁世硕推断此信当作于康熙二十年(1681)(《古本小说集成》本《醒世姻缘传》前言),那么从周在浚的信中可以看出,康熙二十年前后吴门(苏州)即已出现了该书的重刻本。“大连十行本”是这种重刻本的可能性很大。

二是刻印精良,错讹较少,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大连十行本”木板完整(凡所缺叶,皆在卷首或卷尾,可知是书叶遗失而不是木板残缺),刻印精良,字迹清晰,为现存坊刻佳品。其校勘价值,仅以第一回两例即可见。

诸刻本第一回写晁思孝选了华亭知县,“那些放京债的人每日不离门缠扰,指望他使银子,只要一分利钱,本银足色纹银,广法大秤称兑”。其中“广法大秤称兑”句“大连十行本”作“广法天秤称兑”,而明显“天秤”是对的,因为称兑银两要用天秤。明清小说中常提到用天秤称银两,如《三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回写道:“那两个见已是到手银子,便凭他兑。张知县叫取天秤过来。”《醒世姻缘传》第五十五回也写道:“献过了茶,问了些来历。取出天秤,足足的兑了二十四两财礼,双手交将过去。”可见诸刻本“大”字实误,而诸整理校注本也都随之失误。

再如诸刻本第一回写晁源随父到任华亭县,“到有一个幕宾,姓邢,河南洧川县人,名字叫做邢宸,字皋门,是个有意思的秀才……晁大舍道自己是个公子,又有了银钱,又道邢生是他家幕客,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此段从文意看是晁源看不起邢宸,所谓“几乎拿出‘伯颜大叔侍文章’的脸来”,指的无疑是晁源对邢宸的轻视甚至厌弃,但“侍文章”三字,和轻视联系不上,其意殊不可解。对此诸整理校注本也一般无注,比较重要的黄肃秋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则注曰“不详”。而检“大连十行本”,此句则作“伯颜大叔待文章”,“待文章”就可以解释通了。盖“伯颜”在蒙古语中为“富”之意,元朝名伯颜者甚多,此处的“伯颜”应指元顺帝时的宰相蔑儿乞伯颜,他曾独秉国政六年,飞扬跋扈,在文化方面尤其反对读汉人书,至元元年(1335),他曾上奏元顺帝说:“陛下有太子,休教读汉人书,解人又其闲,好生欺负人。”(《庚申外史》卷上)同年,有人奏罢科举,他全力支持,致使元顺帝当年下诏停止科举。明清小说戏曲对他时有讥刺,如明末沈嵊《绾春园传奇》写宰相伯颜擅权,阻扼贤才。清代白话小说《霞笺记》写宰相伯颜把持朝纲,贪财好色。故所谓“伯颜大叔待文章”指伯颜对待文章的鄙弃之感,用来形容晁源对邢宸的轻视。没有“大连十行本”,恐怕此句就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了。

“大连十行本”进入大众视野较晚。回顾《醒世姻缘传》的点校整理历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汪乃刚以同治庚午本为底本点校,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开《醒世姻缘传》整理先河。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1980年齐鲁书社版《醒世姻缘传》仍以亚东图书馆本发排,198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黄肃秋校注本亦以亚东图书馆排印本作底本,1982年中州书画社童万周校注本则以同德堂刻本为底本。以上均未言及“大连十行本”。这与“大连十行本”深藏馆内,难于取阅有关。好在自2000年大连出版社影印出版后,2005年中华书局李国庆校注本已经采用“大连十行本”为底本(奇怪的是笔者上举校勘两例,李注本亦从众作“广法大秤”“侍文章”),另目前学界也有几篇论文涉及此本,但总的来说,对此本的研究还待深入。

《光明日报》( 2019年10月21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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