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苏辛与《在平原》:写作不是要成为作家,起码不只是成为作家

原标题:王苏辛与《在平原》:写作不是要成为作家,起码不只是成为作家

《在平原》是我的第三本书,包括六个中短篇小说,主要写于2016年初至2017年秋。我希望在这本书的写作中,直接面对那些艰难的精神问题,因此放弃了大量作为情节的叙事,而是直接进行精神交锋。这确实帮助我理清了许多问题,里面的一些精神片段,到现在也是提醒。而我更觉得,写下这本书,是一种义务。我不希望未来的人想起这个时代的青年的精神世界,想到的只是“丧”和虚无。我希望我能用写作,把一些年轻人值得铭记的精神变化记录下来。

我想在《在平原》中展现耐心的年轻人是怎么想问题的。我厌恶了那些不清不楚的事实,厌恶了那些只有一个人的世界,厌恶了没来由的骄傲,厌恶了一切没有来处的生活。我要在这本书里写下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我”,如何面对早早到来的局限与有限,并不失去信心,如何努力对一些新的经验新的自我,做出成熟的反馈。

而除却《在平原》,是五个短篇小说,《所有动画片的结局》《喀尔敦大道》《在湿地与海洋之间》《我不在那儿》《他常常经历着不被理解的最好的事》。这五个小说,我希望能践行我最喜欢的库切的一句话(我改动了其中一个词):

“他下决心要阻止自己生活中每一个活动场所的残酷和暴力冲动——也许我得说,这也包括他的爱情生活——并将这种思路引入自己的作品中,结果就是他的写作成了某种永无止境的净化过程。

——王苏辛

《在平原》

王苏辛 著

《在平原》后记:

拨开浓雾的能力

2012年的贺兰山下

想写《在平原》,始于2012年。那一年,很多从十几岁开始蔓延下来的问题,集体爆发。当时的写作和生活,突然到了一个必须重新洗牌的关卡。我从成都乘火车到银川,希望暂时告别闭塞又多变的生活,做个决定,比如究竟要写什么小说,接下来的人生要往哪个方向去。去银川前,我打定主意只是去漫游,匆忙下了火车后,就随意搜索了一家市内酒店的位置,住下来才知道,马路对面就是伊斯兰教经学院。不大的校门上悬挂着红色横幅,横幅的内容是关于去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交流项目。时时会有不同肤色的穆斯林在校门口进进出出,我突然觉得自己身处一个交通枢纽,与我过往生活经验不同的一种东西在我眼前穿梭,而我自己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看着这些不同的人与我擦肩而过,而他们走的哪一条路都和我没有交集。

作为十四五岁开始写作的人,当时已经写了七年,渐渐觉得那种仿佛是与生俱来的想象力被耗尽,急需一个新的表达方式,否则我的写作恐怕过不了几年,就得宣告结束了。在这种心情的困扰中,我看到一个旅游车停在酒店附近,上面写着“贺兰山岩画”,这几个字吸引了我,我很快坐上了那辆车,甚至在那天之后,频繁乘坐那辆车一次次前往“贺兰山岩画”。

我从小对“平原”并不陌生。但生活在人口密集的中原城镇里,日常是看不到平原的质地与广阔感的。但银川不同,这里人口相对少,人均占地大,人仿佛穿梭在自然的缝隙中,而不是自然在人群的缝隙中喘息。我记得最后一次从贺兰山上下来,眼前是一大片开阔的平地,突然一阵感动。有乌鸦飞过头顶,在不远处的大树上空盘旋,但我没有觉得不详,反而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放松。我开始想自己的生活和写作到底出现了哪些问题。但这种刻意的思索又让我陷入另一层困扰,比如写作究竟是要先解决技术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我当时认为面临的大敌是技术问题,但在后来的几天,我突然意识到不是这样。开始写作之前,就已有的那些精神问题,它们没有在写作的过程中被我解决,所以才会有很多问题都纷纷出现的局面。想到这个,我决定回顾自己问题产生的源头,重新解决。比如,为什么要选择写作。其实可以不必写。按照我曾接受的教育——好好画画,沿着这条既定路线走下去,即使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也可以做个美术老师。为什么一定要写呢?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清楚。从银川回来,也没想清楚。之后的几年,我始终徘徊在一个艰难的转型阶段,一方面对自己正在进行的小说很不满意,另一方面又没有找到一个新的状态和新的自己,那一层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东西依然在远处,而我没有触碰它的能力。

2015年底,我突然意识到,我又回到了2012年夏天在银川的那种状态。而这一次,我想到的银川和当时看到的银川稍稍有些不同。我想到的不再是贺兰山岩画,不再是伊斯兰教经学院,而是从山下下来时,看到的那一大片平地。那块平地一直蔓延到我视线的尽头,它最终的边界仿佛在很远的地方,又甚至它可能根本没有边界。这个边界,是人给它设置的,万物本身没有边界。

我一遍遍擦拭记忆中的那一幕。第一遍回想时,我想到的,是我和一些散客在平地上各自走向四面八方。第二遍回想,那平地上不再有其他人,只有我。第三遍回想,我想到那片开阔地上除了现在的我,还有一个当时的我。当时我曾渴望走一条新的路,过一种新的人生,但再次回想起银川之旅时,我突然意识到,根本没有什么新生活新人生。我所拥有的,只是这一个生活。同样的,我的写作,也只有这一个写作。我不可能完全推翻过去的写作,甚至这推翻本身就是一种懒惰。我必须把过去的写作整个清洗一遍,淘洗出一个更清晰的自我。想到这个,我感觉当时的自己和现在的自己终于产生了交集。我决定写一个关于创作的小说。

我也突然意识到,我所遇到的所有写作问题,都曾经在画画的那几年遇到过,但当时我觉得,换一个创作载体,我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然而事实证明不是。我想,我有必要,甚至有责任把这个过程写下来,至少可以让一些同样可能误以为“换一种创作载体”,自己就能写好画好的人,不要被创作初始那种蓬勃的宣泄欲,以及宣泄欲的种种变形所蒙蔽,误认为那是自己的才华。我想重复一些浅显却总是被忘记的认识——创作没有捷径。创作不是一个出口,那被我们一遍遍经过的生活,也是创作的一部分。正如绘画,对我来说,也应是写作的一部分。我要从第一眼看到的世界,写到第二眼第三眼第四眼看到的世界。我要把这一遍遍清洗出的那个世界掏出来,我要写我眼中最好的创作者是怎样想问题的。

开始写《在平原》前夕,一个朋友得知我的写作计划,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年轻艺术家的聚会。聚会地点在一座宽大的厂房,四面墙壁上是刚刚结束的一场画展上撤下来的画作。它们技巧成熟,看得出作者强大的绘画功底,画面内容和整体基调,看起来也很丰富,但层次和层次之间没有递进,趋于同质。仍然是从虚无到虚无,只是在阐述一个被欲望所分割的世界。我徘徊在那些画中间,也观察着在场这些人的举动。他们能轻松提起一位二十世纪现代艺术史上的杰出艺术家,提起最近艺术圈内风头正劲的画家。他们观点新鲜,态度明确,每个人都在拼命发挥和表现,没有人对其他人的想法感兴趣。我意识到这些人都比我聪明,他们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可能也十分清晰。但即便如此,他们说的,我全都不感兴趣。我差不多是怀着又沮丧又兴奋的心情从那场聚会上走下来,沮丧的是,他们说出了很多我不熟悉的艺术家的名字。但我又发现,他们对那极其少数的几个艺术大师的见解,也并没有比我高明。我突然看到了一条我该走的路,这条路不是给那些聪明人走的,而是给我这样的憨人走的。我决心越过那些曲曲折折的技术层面的探索,直接进入核心的讨论。我也相信,解决过一遍这些问题,技术本身于我也将不再是问题。只不过,当时的我确实没想到,因为我这样一个想法,这篇四万多字的小说,我居然写了一年。但就是这样一个死磕的过程,我终于有能力看清自己该写什么样的小说。

我也终于知道,写作不是要成为作家,起码不只是成为作家。写作重要在:它最大限度地调节着人的内心,是它让人有机会,在精神的劳作中获得向上的力量。幸福不可期待,但如果有了拨开浓雾的能力,世界显现出的那一丝清朗面貌,就是人活着所能看到的“幸福”。

那是一切劳作的意义,那就是幸福。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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