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八十年前在大阪悲田院邻邦儿童爱育所的往事

原标题:追忆八十年前在大阪悲田院邻邦儿童爱育所的往事

我叫王树森,今年九十五岁,住在河西区离人民公园不远的地方。我和老伴有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们现在也都是当了爷爷和奶奶的人了。家里请了位保姆,照顾我和老伴的日常起居。尽管这样,每天儿子和女儿还是都来看望我们老两口子,跟我们聊天,给我们买些爱吃的水果和糕点,帮我们干些家务,我和老伴都觉得生活很幸福。

可能是上了年岁的原因吧!这些年,我时常回想起过去的事情,总是感叹时间过得快。看到清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就会想起儿时看到的地平线升起的朝阳;看到夜晚大街高楼上闪烁的霓虹灯,就会想起老年间狭窄马路上幽暗的街灯。在儿女们陪着我走在大街上,看到小学生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的情景。

王树森老人在叙述八十年前的往事,老伴和王家大哥陪在跟前

前排左:王树森老人,右:王奶奶;后排左:王树森老人的侄子,右:王家大哥

我弟弟的孩子王建立,他有个朋友是“天津记忆团队”的成员,他对天津文化历史很感兴趣。据他们讲,想把一些老人对历史的记忆进行挖掘和整理,写成文字向大家介绍,还要向年轻人讲述他们不熟悉的过去的历史。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体验的苦难也很多。这些事情应该让下一代人和后来人知道,这样会让他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生活。我1925年出生于天津,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母是生意人,买卖做的还不错,家里的生活也算宽裕。

但天有不测风云,在我不到十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得了病,不久就双双归西。突然的变故,使我们兄妹三人的命运遭到了极大的挫折,生活也跌入深渊。好还在姑姑临时接纳了我们,帮我们暂时度过年关。但是,姑姑的生活也是不富裕,无法既养活自己的儿女又照顾我们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长久接纳我们。于是,姑姑把妹妹送给了远房亲戚,把我和弟弟送到了天津市救济院。编者注:天津救济院是民国时期的城市官办救济机构,起源于民国初年的育黎堂和教养院,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它经过改组、扩充、扩大救济事业,到1937年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建立期间,曾接收众多无家可归的流离失所的贫穷人。救济院地址,一种说法是在西门外三官庙。今南开西关大街。)

记得是1939年的年初,日本大阪新闻社派人到天津救济院,挑选一些中国的孤儿到日本大阪,在那里的一个叫做四天王寺悲田院的慈善组织里念书和生活。这个收纳中国孤儿的机构就叫“邻邦儿童爱育所”。编者注日本四天王寺建立之初为“四个院制”,除了传法修行的道场“敬田院”外,还设立向病患施粥舍药的“施药院”、收容病患的“疗病院”和收容老弱的“悲田院”。这一建制一直延续至今。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由机器人发明人西村真琴等人提倡,成立一个“邻邦儿童爱育所”,19391月开始救助抚养了从中国接来的7岁到15岁的68个儿童,其中男孩60人,女孩8人,这些孩子在日本期间住在悲田院。到1941年,这些孩子中的30人回到中国,回国后大都做了翻译工作。1945年,因为战争原因,爱育所关闭。)

大阪每日新闻社的一个叫西尾的人到我和弟弟所在的天津救济院挑选人,我和其他几个人被选中。救济院负责人让我们做好准备,跟着新闻社的人一起到日本。当时我提出要求,让弟弟与我一起去,结果没有被批准,理由是一个家庭只能去一个人。

我当时是十岁出头,弟弟是七岁。兄弟俩相依为命,一起度过了几年的苦难日子。快要离开天津的日子,心里真不是滋味,难舍难分。我和弟弟说了很多的话,我叮咛弟弟要好好照顾自己,弟弟嘱咐我要保重身体。就这样,相依为命的兄弟,从此相隔千里、天各一方。

我们这些孩子们,从天津出发,坐着轮船,先是到韩国的釜山港,然后到日本的博多港,最后到了大阪。这些孩子一共是68名,从天津选出的有7名男孩和7名女孩。另外还有一名山西的女孩,也跟着我们一起到了日本。到了大阪,我们住在大阪市靠南边的一个叫羽曳光野市的地方。以后的几年里,我们这些孩子都住在这里。这里是四天王寺悲田院的所在地,这里有养老的机构和设施。在我们到来以后,就多了一个叫“邻邦儿童爱育所”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专门为我们这些孩子设置的。在这里,有我们的宿舍、食堂,还有活动娱乐设施。每天起床,要集合在一间大房间内,进行“朝礼”,要向神佛合十祷告。

大阪府地图图中显示了羽曳野市(埴生)和藤井寺市,但记录中提到的泽田和古市两个地方没有找到

这里是孩子们的活动室,孩子们在玩弹球,左边看画册的女孩子是高济蓉女士

当时,孩子们每天早上在这间活动室里进行礼拜,向神佛祈祷,以期得到智慧和平安

爱育所把我们这些孩子分到四个离悲田院不远的学校学习,这四个地方有藤井寺市,还有埴生市,另外两个地方的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我们学习的课程有农业、兽医、还有医学护理等,我学的是农业。因为我想,我要学好农业,要多种粮食,不光让我吃饱,也要让别人吃饱。因为,生活穷苦的人,挨饿挨怕了。

爱育所的附近有个村庄。我们这些孩子与村里孩子见面的时候,彼此就会有一种“敌意”,村里的孩子喊我们“墙布佬”,意思是“一推就倒”。这样我们很气愤,大家都想和他们干一仗,出出这口恶气!为了这个,我们还找了些了棍棒,准备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混孩子!这事情让老师知道了,老师劝我们不要跟他们计较,说是马上跟他们的家长交涉这件事情,让他们懂得与我们这些从中国来的孩子们友好相处。就这样,这场风波算是过去了。

我在爱育所的六年多的时间里,前四年上的是小学,基本都是文语言和文化学习;后两年上的是中学,在这两年中,除了上文化课,还重点学习了农业知识。像土壤分析、育种选种,还有土地使用规划等等。这些知识我都喜欢,学习也很刻苦。

这是王树森老人(右面)保存了八十年的老照片

这张老照片王树森老人保留了八十年:后排左一位王树森老人

在爱育所,还为我们邀请了生活指导老师。这些老师都有自己的工作,是作为志愿援助者来到这里指导我们生活和学习的。这当中,有一个人记得叫宫明的人,身材高大威武,像是体育运动员。他在教导我们时很耐心、很细致。他也很关心我们的生活,时常教我们一些生活技巧。他还经常指导我们锻炼身体,鼓励我们加油努力,成为有坚强意志、能克服任何困难的人。另外,还有一名大学生也经常来到这里来指导我们,他主要是检查指导我们的学习,为我们检查作业,解答我们提出的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这几年的时间里,咱们中国的慈善组织也派人到悲田院邻邦儿童爱育所来看望大家,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学好本领回国去建设国家。还有件事也是让人记忆深刻,就是日本天皇的弟弟来到爱育所看望大家,还给学校留下了一张据说是金额不菲的支票。这件事,一直是爱育所引以为荣的一件大事。不管怎样,这个地方,在这个时期有这么一段事情发生。

我中学期间上的学校叫"大阪农业学校",当时这所学校很有名气。这个农业学校的是四年制。学校的环境很好,学校周边的绿化也很好,到处是绿草和树。学校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也有自己的实验室。老师除了教我们农业知识外,还要搞土壤分析和育种实验。老师一丝不苟、反反复复搞实验的样子让我们十分敬佩。

我们与当地日本社会接触的不多,但也有时通过一些交流活动,也知道了一些日本社会的样子。比如讲,当地有个“妇女联合会”,是妇女们交流生活技艺、处理和调节邻里问题的组织。另外,他们还有其它类似的组织。还有,学校带我们参观附近的水果收获作业时,看到农民们把仔细挑选后水果或码放到木质果盘里,然后再运出去售卖。这样的方式,既减少了运输量,又让人们吃上优质的水果。这种方式,我们这些年才开始注意和使用。在日本的这几年里,十分思念我唯一的亲人、还在天津救济院的弟弟。我经常写信给弟弟,弟弟也写信给我。彼此靠信件来抒发对亲人的思念之情。

王树森老人的弟弟王树林老人的采访记录:

我叫王树林,今年九十一岁了。我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与女儿一起生活。我的身体还算不错,今年跟女儿和姑爷去了趟日本,前些天还到苏州和杭州去看了看。

我父母过世后,我和比我大五岁的哥哥在1937年被送进了天津救济院。1939年,当得知哥哥要去日本时,我也想去,因为我不想与哥哥分开。怎奈,救济院的规定是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人去日本,所以,我没有去成。被挑选到日本的人当中,有四个像我们这样兄弟俩都在救济院的情况。到日本去上学接受教育,只能哥哥走,而弟弟要留下。

哥哥准备启程前,我和另外三个是弟弟小伙伴被关在三间一排房子的靠边上的一间,我的哥哥和另外准备启程到日本的三个是哥哥的人被关在另外一端的房间里,中间是救济院工作人员办公的房间。哥哥和另外三个人走的时候,救济院负责人没有让我们这四个弟弟出来送自己的哥哥。我们只有隔着窗户眼巴巴的看着自己的亲人离开,流着泪,喊着他们的名字,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哥哥离开后,我经常梦到他,还梦到他买热烧饼给我吃。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不禁哭出了声音。

哥哥走后不久,日本方面就把哥哥的住址发给了救济院,救济院就把这个地址给了我和另外三个伙伴。当我拿到这个地址时,就迫不及待的跑到专门代人写信的先生跟前,托他给哥哥写信。到现在,虽然经过了几十年,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哥哥在日本时的地址。

哥哥是1945年回到天津的。有一天,我正在救济院的院子里与伙伴们一起玩耍,教育官过来告诉我有人找。我急急忙忙走出救济院的大门,看到了阔别六年多的哥哥!哥俩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紧紧的抱在了一起。哥哥流泪了,我也流泪了。千言万语,都这这泪水之中了。

哥哥跟救济院的负责人说明情况,说是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养活自己的弟弟,让弟弟与自己一起生活。看到这种情况,救济院也就同意了我离开救济院的要求。当时,哥哥找到了在铁路的工作,我和哥哥一起住在了铁路的一间闲置的房间。就这样,与哥哥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些年,哥哥还像小时候一样关心我,疼爱我。到现在,我们都是九十几岁的人了,可还是总惦记着对方。平日,不是哥哥给我打电话,就是我给哥哥打电话,询问对方的情况,嘱咐对方保重身体。我们还时常打发孩子们看望自己的叔叔或是自己的大爷。

我这一生,早早就没了父母,这是悲哀的事情。可是,我有一个一生都在疼爱我的哥哥,我感到十分幸福。但愿我的哥哥能活一百岁。不,要活二百岁!)

王树森老人在弟弟王树林老人过九十岁生日宴会上,老哥俩合影

到了1941年,部分孩子们因为在家乡找到了亲人,还有一部人的完成了学业,就被送回中国。留下的人继续进行自己的学业。

又一晃,几年过去了。记得是1945年的事情,有飞机开始轰炸日本,甚至在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听到了炮弹爆炸的声音。学校也对我们进行防空方面的训练。记得防空演习中,老师还教自救方法,其中有一项就是:将棉坐垫折成三角罩在头上,这样就可以防止落下砖块什么的砸到头上。

这一年,因为战争吃紧,邻邦儿童爱育所无力再承担教育这些孩子的事情,所以,剩下的20名孩子也都陆陆被送回中国了。最后,这里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时,大阪每日新闻社的负责人找到我,跟我商量,说是要留我在日本,负责照看报社自己的一块田地。这块田地是报社为了度荒,准备种些粮食,粮食成熟后打下分给大家。我的工作就是平日照看田地,在有人进行耕作和收割时,用我的学到的农业知识来指导他们。报社的负责人还跟我讲,即使是负责照看田地,也不会耽误我继续到农业学校去学习。

听到这消息,我有些犹豫:如果留下来的话,可以继续我喜欢的农业知识的学习。但是,一想到分别六年多、远在天津的弟弟,真是想马上就见到他!犹豫再三,还是婉拒了报社负责人的要求,最后,还是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家乡天津。回到了家乡见到了朝思暮想、我唯一的亲人——弟弟。

我们这些人在回国后,男孩子大多被分配到了铁路部门,女孩子也都被分配到东北,在医务部门工作。我是由大阪每日新闻社派人陪同回到天津的。由大阪新闻社出头介绍,为我联络了天津铁路局,在那里为我找到了工作,当上了车站“案内”。“案内”就是负责指挥疏导上下车的乘客,回答乘客的问路、寻人的一些事情。当时,正是战争时期,社会很动荡不安。在铁路津浦线被炸毁后,我们的铁路运营就停止了,我也失业在家了。好在不久,经我大姑妈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给我介绍了学校校友的工作。在学校的工作之一,就是到了上下课的时间摇铃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下课,也不要忘了上课。到现在,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摇铃声,还是感到十分的亲切。

新中国刚刚建立后,有一个进入税务局工作的机会,但是,要经过考试。我有六年多上学的经历,而且还学了一些其它的知识,所以,考试成绩不错,考官也挺喜欢我。结果,我就进了税务局。在税务部门,我负责对工厂和机关单位的查账工作。因为在日本,也学到了像语文、数学这些基础课程,所以,对查账的工作也是应付的过来。

以后,我被分到农机部下属的农机局工作。在那里,除了干好农机调配的一些工作外,赶上到农村劳动、帮农民插秧或是收割时,我就用上了在爱育所学到的农业知识,指导大家劳作;也有时与当地农民探讨耕地合理使用的问题。由于我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同事们跟我很合得来,领导对我的工作也很认可。我还得过好几枚先进工作者的奖章,在我退休时,单位还特别给我颁发了“辛勤工作三十年勋章”。这些奖章我一直保存的好好的。得空就拿出来看看,还给儿孙们炫耀炫耀,这是我这一辈子的光荣。

前些天,我侄儿和他朋友到我家采访,询问了我八十年前在日本大阪的情况,还向我介绍了我们一起到大阪68人当中的一个人——高济蓉大姐与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会事业团社联络的情况。我对高大姐的印象挺深刻的。她比我们的年岁要大一些,1945年回国后也见过面,不过后来就失去了联系。这些年,与其他的伙伴们也没有了联系。

人活到这个岁数了,就是爱回忆过去。在日本大阪邻邦儿童爱育所的经历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很想与还在世的八十年前的小伙伴见见面,好在现在的通信方式的微信和微博很快捷、很方便。我还想向大阪每日新闻社和四天王寺悲田院表示感谢之情,感谢他们当时对我们的生活的照顾和学习的指导。我已经委托我的侄儿和他朋友,向日本大阪新闻社发出了信函。信函中表达了我的感激之情,也表达了十分思念几十年前的伙伴,呼唤他们和他们的后人。

真希望我们活着的人能再次联络,能再次相见!

编者注:最新进展:在天津记忆团队李怡老师的帮助下,我们联系上了当年帮助王树森老人和其他67名中国孤儿到日本大阪学习和生活的每日新闻大阪社会事业团的佐和宏士先生。佐和先生就是九年前到大连采访从天津到日本的8名女孩之一的高济蓉女士的记者。

佐和先生还发来一张2010811日的《每日新闻》报纸(下图)。这天的报纸,介绍了高济蓉女士童年时期到日本的前前后后的经过。在与佐和先生的往来邮件中得知,回国后居住在大连的高济蓉女士,已经在前些年谢世。其他的当时的女孩子们,大都已经不在人世,失去联系的人是否还在世,尚不明确。对于能与还在世的过去的男孩子联系上,佐和先生表示很高兴。佐和先生希望就邻邦儿童爱育所的信息,继续保持联络。

高济蓉女士:“我有今天,多亏了在日本接受的教育。它改变了我的人生。”

当把上述消息告知王树森老人时,老人的表情很凝重,流露出了难以控制的悲伤。老人感叹到:“人生呀!就是这样!”

不过,老人表示,在有生之年能与过去曾经救过自己、帮自己度过难关的团体联系上,能够向对方表示了自己的感谢之情,就十分知足了。老人还嘱咐我们,一定要请每日新闻大阪社会事业团的佐和先生,拜托他有机会一定向培育自己六年多的四天王寺悲田院表示自己的深深的感激之情。为此,老人还录了段像,让我们将这段录像发给日本方面。在这段录像中,老人几次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之情。同时,老人还表示,一定让大家记住,不论什么时候,中国和日本民间的往来不会断,两国人民的友好也不会断。这就是一个世纪老人的亲身感受,这就是一位朴素老人的殷切希望。)

(20191028日,口述:王树森;整理:王建立、吴珀。

版权归口述人、整理人所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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