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堪称北宋“六贼”之首,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才

原标题:蔡京:堪称北宋“六贼”之首,一个善于理财的人才

纵观历史数千年,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出过宋代那么多奸臣。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奸臣,宋朝恐怕就占一半以上。

缘何奸臣多出在北宋呢?

我们都知道,自宋朝开国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并且立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后,宋朝就进入到了一个文风鼎盛的时代。

而宋朝崇文抑武,在科举制度的约束下,宋朝文人以舞刀弄枪为耻,以舞文弄墨为荣,以当兵为耻,以当官为荣,但那么多读书人,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官的。

诚然,不杀士大夫,能够消除文臣的顾虑,保护那些直言进谏的大臣不会因言获罪,但这同时也会保护那些奸臣,因为不论他们怎么做,只要不是谋反的大罪,最多也就是被贬,因此,奸臣做起恶来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没有顾虑。

北宋中前期还好,宋太祖,宋太宗,宋仁宗等等都是一些有作为的皇帝,因此奸臣还不是很多。

但到了北宋后期以及南宋,皇帝是一个比一个差,一个比一个庸碌无为,一个比一个刚愎自用。既然皇帝昏庸,那国家的权力自然就被那些奸臣窃取了,奸臣掌握权力之后,提拔的也是奸臣,恶性循环,最后整个朝廷上下也就奸臣当道,乌烟瘴气了。这些奸臣也导致了北宋的灭亡。

北宋六贼,是北宋年间六个奸臣的统称,这六个人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基本都是宋徽宗时期重要的大臣,这六人朝庙之上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荒淫无度、排除异己,私下滥使职权以鱼肉百姓为乐,将民间弄得乌烟瘴气,满目涂炭,是导致当时江南方腊起义和金国入侵中原的罪魁祸首。

蔡京堪称北宋六贼之首,童贯、王黼、梁师成无不是拍着蔡京马屁上位。新锐历史学家郭建龙写的《汴京之围》,专门研究、分析了导致“靖康之乱”的根源,虽然通篇没有作者对导致靖康之难肇因的主观结论,仅是客观从当时北宋所处外交和战争形势进行多角度分析。但通读全文不难看出,导致这场两位皇帝被俘,上万汉族女人包括赵氏皇族女子被侮辱的这一汉族历史最耻辱事件的根源还是人为。

《汴京之围》

郭建龙在《汴京之围》开篇就用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的故事,打开了北宋灭亡的序幕。一块石头高约15米,需要近百人手牵手才能将其环绕。在只有人力和畜力的北宋,六贼之一的朱勔为了讨宋徽宗的喜好,不惜劳民伤财、开路破桥,全程800余公里,将远在太湖的巨石运送到了汴京,献给了宋徽宗,朱勔因此加官封爵。

朱勔在竭力奉迎皇帝的同时,又千方百计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他权势煊赫,当时号称“东南小朝廷”。但相比于蔡京,朱勔只能算是谄媚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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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交子将民间经济掏空

蔡京有三重身份:北宋宰相、书法家、北宋奸臣。蔡京生性凶狠狡诈,不但腐败得一塌糊涂,还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擅弄权术。他和童贯是北宋末年响当当的“六贼”领头人物。

《神医安道全》郑则仕饰演蔡京剧照

康熙帝曾评价蔡京:“蔡京以庸劣之流,依附小人,以图登进,即当烛其奸回,决意屏黜,迨其误国而始逐之,已无及矣。用人之道,诚不可不慎之于始也 。”

当然这是后话,当时的宋徽宗是如何被蔡京的“才华“所吸引的呢?研究历史的学者都很聪明,前面提到过,为了最大化还原靖康之乱这一历史事件,他尽量客观、真实将搜集的史料在《汴京之围》中呈现,不评价、不下结论、不引导,让读者自己解读。

但从序言中即用石头对朱勔的嘲讽,在开篇以北宋当时的财政情况描写来看,郭建龙已经埋下伏笔,导致北宋灭亡的原因就是人为。

中国历代改革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一个:财政收入和财政花费的不匹配,即收入少、花费高。当时的保守派和务实派争得不可开交,宰相也是轮流做。

尤其后上位的宋徽宗花钱的能力还很强大,据说宋徽宗的奢侈程度居于宋代皇帝之首,他爱好广泛,品味高雅,琴棋书画无不精通,声色犬马全部涉猎。除此之外,他还是个建筑和园林专家,这样一位具有很高艺术爱好追求的皇帝,急需一位理财专家,能够用各种手段帮助皇帝找钱。

在所有大臣中,只有蔡京的理财能力与宋徽宗的胃口匹配。于是,皇帝越来越陷入对蔡京的宠爱无法自拔。

从公元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用各种票据,从金融上帮助皇帝维持开支。

北宋时期,由于雕版印刷的成熟,政府已经可以印刷数目众多的信用票据,最著名的就是交子和盐引,它们都可以被当作钞票使用。

所谓交子,就是以金属货币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每一张交子背后,都对应着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作为储备。理论上,一贯交子可以随时兑换一贯金属货币。

北宋交子(左)与南宋会子(右)

在政府发行交子之初,还有钱币作为准备金,因为用兵增加,政府对饺子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了原发行量的二十倍,而且大部分都没有硬通货做后盾。在市面上,交子的价格已经跌到了一贯只值十几文钱,出现了金融崩溃的局面。

蔡京一看形势出现了失控,连忙规定新发行的交子与旧交子不再按照一比一的比例兑换,而是四贯旧交子只能兑换一贯新交子。由于交子三年一界,每隔三年,人们必须把手中的旧交子换成新的。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将交子一下贬值了四倍,持有交子的人一下子损失了百分之七十五的财产。

这种做法让人们对交子本身产生了怀疑。由于“交子”这个名称已经失去了信用,蔡京决定将其改一个名字,在四川发行钱引。钱引与交子的不同,只是名字的不同,其实质是一样的。蔡京以为这样就能骗过市场,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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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后,市场做出了反应:钱引也发生了大规模的贬值。另外,全国其他地区的交子和钱引都已经不能兑换,只有四川可以兑换,于是,全国的纸币都越界进入了四川地区,更增加了贬值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最后下令,以前发行的纸币,不管是钱引还是交子,政府都不再兑换,让它们自生自灭。政府重新发行一界新的钱引,按照旧的额度发行。

通过一次明目张胆的违约行为,所有持旧交子的人都被政府洗劫一空。他们因为纸币方便才使用它,将所有的财富都换成纸,到最后,政府开一下印钞机,就将所有的财富裹挟而去,留下懵懂的人们在思考着到底哪里没有算清楚,才导致了倾家荡产。政府获得巨利的同时,失去了民间的信任,将民间经济的活力彻底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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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钞成了政府新型货币

除了瞄准纸币之外,蔡京对于以食盐为本位的盐钞也没有放过。所谓盐引,是以盐作为后盾的纸质凭证。理论上,每石盐引也可以随时兑换一石盐。

北宋盐钞

在蔡京之前,交子只在四川使用,盐引只在北方使用,他扩大了交子和盐引的使用范围,将之变成全国发行,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实体经济之中。这时的交子和盐引已经无法兑换对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和盐了,这就是通货膨胀。

蔡京执政时期,他规定商人持有的解盐盐钞可以拿到东南兑换末盐解盐为颗盐,即颗粒状的盐,而其他地区大都为粉末状的末盐。

另外,盐钞还可以兑换乳香、茶叶、度牒等物品,扩大了使用范围。经过这些措施,盐钞反而更加流行,蔡京漂亮地处理了这次危机。

然而,处理危机时,蔡京看到了盐钞的潜力。在改革的当年,商人们向中央政府缴纳了一百六十四万贯,而中央政府产盐的成本却只有十四万贯,净赚了一百五十万贯。

蔡京意识到,只要把盐钞杠杆化,就可以从民间汲取大量的财富。在以前,只有北方解州盐使用区才实行盐钞制度,这种制度是由政府垄断食盐生产,大商人从政府批发食盐后,卖给民间。而在南方则实行完全的政府专卖,从食盐的生产到运输到零售,都由政府掌握。蔡京废除了东南末盐的专卖衙门,在全国都实行盐钞制度。原本只在北方实行的食盐票据化运动,就遍及了全国。

在宋代,只要政府把持了盐业供给,盐商就会帮助政府把盐价炒高。而盐价的高昂更激发了盐商的热情,政府也可以发行更多的盐钞。

蔡京的改革帮助皇帝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给民间制造了剧烈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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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小金库公田所

由于钱不够花,蔡京等人也在不断地给他开辟新的财源。就在公元1116年,在另一个宦官杨戬的帮助下,宋徽宗开始建立一个叫作公田所的机构。所谓公田,原本是指属于皇帝的田庄。在北宋初年,有不少田地是没有主的,但到了末年时,所有这些无主的田都已经被人耕种。

宋徽宗时期,皇帝和大臣们突然开始打这些土地的主意,将它们化为公田,要求农民必须缴纳租金,也就是公田钱,才准予耕种。

公田所立即将这条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各地。公田所不仅在民间彻查公田,还将荒山荒地、废弃堤堰、沙滩淤地等不适应耕种的土地也登记在册,鼓励百姓耕种纳税。这些土地即使后来被大水淹没,该缴的税费也不能减免。对于能有水产的湖泊,公田所根据捕鱼船的大小课以重税。史料记载,公田所就这样挤出土地三万四千顷,增加赋税十余万缗,把宋徽宗笑得前俯后仰。

不仅是收公田钱,宋徽宗朝在丈量土地时也做了手脚。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宋徽宗为了多收钱,做过一次变革,将长度单位做了变更。之前人们使用普通的“尺”,但皇帝以符合礼仪为借口,将尺的单位缩小,推行“乐尺”。所谓乐尺,是根据礼乐的要求重新设计的长度单位,一乐尺比普通的尺稍小,结果按照普通尺计算出来的一亩,换算成乐尺的亩,就变成了1.08~1.09亩。通过单位换算,北宋的土地亩数就可以多出来8%以上,由于每亩的税率不变,从理论上,皇帝的税收就可以增加8%。

在缴纳公田钱时,也必须按照乐尺的亩来缴纳,更加重农民的负担。

郭建龙在《汴京之围》后记中写到当北宋的两位皇帝被俘北上时,人民将二帝的遭遇编成了段子,生怕皇帝们不够悲惨。相信这是对二帝执政时给百姓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嘲讽。

蔡京在筹措帝国财政方面用尽了全力,他在任上进行了许多财政和金融改革,直到现代,各级政府仍然在学习这些经验。

宋钦宗上台后,为安抚百姓,开始了清理宋徽宗宠臣的行动。据传,蔡京被流放岭南,临行之前,他的金银珠宝装了满满一大船,显然不穷。不穷而被饿死,何也?原来,沿途老百姓憎恨这个巨贪大恶,不卖给他“食饮之物”,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至此,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腹与背贴”,饿极而死。死后因没有棺木,只好以布裹尸,埋进专门收葬贫病无家者的漏泽园中。

文/天地出版社(授权刊发);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查阅大量史料,以详实的笔触复盘“靖康之难”发生过程,从北宋末代皇帝宋徽宗父子执政时期的外交政策、财政收入、制度管理、人员任免等方面解析,最大化还原历史真相,书写北宋的盛衰之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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