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医学ME大会 | 协和李太生:让艾滋病成为可防可控的慢性病

原标题:腾讯医学ME大会 | 协和李太生:让艾滋病成为可防可控的慢性病

文 / 蒋力 编 / 袁月

【搜狐健康】“让艾滋病如同糖尿病、高血压一样,成为可防可治的慢性病,只要坚持好好治疗,则完全可以实现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11月4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在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上演讲时表示。

李太生多年来致力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治及研究,近二十年来,在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的支持下,为我国重大传染病艾滋病的临床诊疗及免疫学研究做了大量工作。他和团队历经艰辛,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临床研究之路,引领了我国艾滋病临床治疗方向,极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艾滋病治疗水平。由他牵头制定的进一步优化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中国方案”,也被写入《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2018版)》。

在李太生团队的努力下,中国的抗艾治疗方案成了迄今为止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模式。

以下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演讲全文:

大家好,我是一个医生,谢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艾滋病这个非常沉重的话题。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最早报道出一种严重的、新的传染性疾病。因为,病人在诊断之后出现严重的发热或者是消瘦,以及各种机会性感染,而且半年之内病人死亡。

所以,当时最早报道这个病的美国称之为严重的死亡综合症。确实,艾滋病从1981年第一个病例到1996年,前面十几年期间确实是不治之症,从感染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最后到发病期,之后2年病人100%死亡。

所以这个病在上世纪80年代被称之为超级癌症,因为肿瘤病人也会死亡,但是没有传染性,但是新出现的艾滋病,不光是病人要死亡,而且还有传染性。

1993年我第一次接触艾滋病,当时国家公派我去法国学习。说实在话,从1993年一直到1995年年底,我自己在法国做了2年多的医生,觉得非常没有成就感,因为你看到病人从诊断艾滋病半年左右就死一批,接着再来一批。

所以那个时候做医生只能给病人安慰,或者治疗一些机会性感染,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新传染病。

当然人类在征服艾滋病的历程中,从1981年发生第一个病人,1983年很快就发现了新疾病的病原,新逆转录病毒,也因此获得了2008年生物医学诺贝尔奖。

1984年发现这个病毒主要的受体叫CD4,换言之证明了这个病毒破坏人类免疫系统、CD4阳性细胞,是导致艾滋病发病的主要机制。1987年第一个治疗艾滋病药物齐多夫定(叠氮胸苷)已经开始发明,但即使到1993年我去法国,二联抗艾滋病病毒治疗开始在临床做实验,但是仍然没有效果,病人吃二联治疗之后比原来没有吃药多活半年到一年的时间。

转机发生在1996年,今天称之为联合抗病毒治疗或者鸡尾酒疗法,三种药物合到一起就可以使艾滋病病人能够活下来。1997年我和我的法国导师在鸡尾酒治疗的晚期艾滋病病人队列当中,观察到了艾滋病免疫功能重建。

换言之,我们从理论上证明了艾滋病晚期或者被破坏的免疫功能,经过抗病毒治疗可以完全或者部分恢复,艾滋病病人从长期生存上、理论上打开了新的希望之门。理论是理论,关键要看现实的情况。

幸运的是从1996年到现在20多年来,鸡尾酒疗法的广泛应用,使艾滋病病人能够显著延长寿命,以前我们说感染之后8-10年一定死亡,现在可以活到接近正常人的寿命。我们说如果一个人得了肿瘤,不管是用传统的化疗还是手术,还是免疫治疗,平均生存期50%不到,但是如果是胰腺癌生存期更短。

对于艾滋病病人来讲,我们从来不拿5年、10年来说,我们都说20年、30年甚至50年。所以说艾滋病已经是一个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了,而且2011年美国教授做了一个研究,对于艾滋病感染者早期治疗可以减少97%的传染性。

换言之,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如果我们发现感染者给他早期治疗,可以大大减少病的传染性。

事实证明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36%,死亡率也下降了33%。虽然说艾滋病已经使3000多万人死亡,但是全世界存活的3000万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有70%正在接受有效的又可以减少传染性的抗病毒治疗,当然我们的目标是达到90%以上,仍然需要努力。

那么艾滋病能否治愈呢?回答是Yes,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个病人完全治愈。一个是10年前的柏林病人,一个是今年刚刚报道的伦敦病人,当然这两个病人都是非常特殊的案例,他们得了艾滋病,又得了血液病,所以说需要给予他们艾滋病治疗基础上的干细胞疗法。

而这个干细胞同时又要给予他们对特殊的、对艾滋病病毒有抵抗的CCR5 32缺失的东西,这样才可以使他们能够治愈,这种案例是非常难以复制的,但是最起码给予我们人类攻克艾滋病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自己个人觉得不管怎么说,艾滋病吃药已经可以长期存活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甚至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肿瘤,艾滋病仍然是不可治的疾病,谈艾滋病色变,尤其是认为艾滋病传播传染途径是和病人一起吃饭、呼吸道等进行传播,这个是错误的,真相是艾滋病只有通过三种途径传播: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血液,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它的途径。

虽然我和我们团队曾经在艾滋病病人泪液中发现了RNA,但是并不意味着泪液接触可以传染艾滋病。

刚才讲的是整个38年世界抗艾的历史,现在我们回来讲讲中国在过去30多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1985年,世界上发现艾滋病的第四年,北京协和医院报道了中国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之后一直到1993年,也就是我去法国学习的那一年,中国累计艾滋病报道才1000多例,所以非常之幸运,但是不幸的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HIV感染率开始快速增长,而且在2001年,中国没有免费治疗的药物,当时艾滋病确实造成社会很大的恐慌。

到2018年,中国感染者估计有125万,新报告的有8万左右,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体感染率是万分之九,所以是低流行区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在性途径感染,包括男男同性恋,以及异性恋,已经占到HIV新报告人群的97%,所以说急需宣传艾滋病的科普知识。

中国一向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从这个示意图上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20年中,从1985年发现第一个病人到1995年第一部国家标准出现,尤其是2003年国家免费治疗政策的实施,对遏制我国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我们国家在艾滋病免费治疗药物方面增加了更多肿瘤的药物,包括我们在2016年提出来对所有的感染者都要治疗,不光是找治疗病人,同时也减少传染。

在过去10个年过程中,艾滋病在抗病毒治疗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种种困难,包括最早在2003、2004年药物的毒副作用问题,以及到2008年之后长期治疗的疗效问题,以及2010年之后的并发症问题,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科学家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们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防治方案。我们扩大检测,我们的检测人群近5年增加了100%,由1亿增长到2个亿的人数,这样能够使更多的感染者能够被早期发现。

我们对艾滋病从国外拿过来用的仿制药,在中国人群身上通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研制出适合中国人具体身体情况新的组合方案、新的剂量以及新的适应症。

艾滋病近10年来国际上已经发现,它的死亡原因不光是艾滋病本身引起所谓的机会性感染,更多的是由于艾滋病引起或者是艾滋病长期治疗之后,慢性炎症状态造成了心脏、脑子以及肝脏的并发症。

我们中国团队在这些方面,不光是做出了中国人自己的流行病学特点,同时我们也做了很多原创性的研究。

比如说,为什么艾滋病病人容易出现痴呆综合症、脑动脉硬化、心肌梗塞它的机制是什么?我们中国团队也给出了科学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我们去年首次在国际上提出来艾滋病全病程管理或者叫综合管理的新理念。

这个理念就是把艾滋病的宣传、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干预,以及对于早期诊断,以及诊断之后的个体化治疗,并发症的治疗以及长期治疗进行了总结。并且,把这些方案写入了中国艾滋病诊疗指南,尤其是2018版的诊疗指南,我们今年和全国的专家在中国进行了12场巡回演讲,让我们的指南不光落在纸上,要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让我们的临床医生都用新的指南来提高我们的治疗水平。

所以,非常高兴的是,我们中国临床医生我们做的艾滋病的研究和中国防治队伍做的艾滋病研究,得到了国际国内的高度评价。认为我们用最少的时间、最小的代价,取得了最好的抗艾成绩。

10多年来中国艾滋病的病死率下降了86%,2003年100个艾滋病病人一年死22.8个,到2014年下降到3.1%,2017年的数字更低。所以说,我们在中国,我们在5年前也早就提出来了,中国即使用免费药治疗的国产方案,也达到让艾滋病病人向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内科病长期存活。

最后,我想介绍一下,如何攻克艾滋—最后的攻坚战。世界卫生组织和UNAIDS提出来3个90%的计划。也就是希望在2030年我们能够终结艾滋,这里面的核心点要发现更多的感染者给予他更有效的治疗。

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做?我个人觉得除了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相关措施之外,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要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我们中国到现在为止,艾滋病一类化学性药物中国研发的只有一个艾博卫泰,剩下的都是以仿制药为主。

对于艾滋病目前科学上的难题无法治愈,除了并发症,还有一个免疫重建障碍。换言之,25%-30%的人治疗之后病毒控制,CD4涨不上来。原因一方面是胸腺功能受限,另一方面是慢性炎症导致CD4涨不上来。

对于慢性炎症如何控制、如何减少?炎症是国际上一个新挑战、新研究热点,10年之前国际上已经开始尝试用一些老药,比如说氯喹、羟氯喹、他汀类等等来尝试治疗慢性炎症,但是到目前为止都失败了。

所以说我们的团队也开始在10年前用中药雷公藤开始做尝试。最近4年多我们又和上海制药总厂把雷公藤里面的有效成份羟基化变成一类化学性药物,进行临床实验,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因为国家已经批准了这个实验。

所以说,最后我想在艾滋病的管理方面,应该建立艾滋病整治的全新模式,这个模式有疾控、传染病专科医院、综合医院三位一体,针对艾滋病既有传染性,但是治疗之后没有传染病出现并发症的慢性内科疾病,进行科学防治。

我相信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有这个信心能够做这些事情,因为我们在过去10年国家十一五、十二五以及正在进行的十三五重大科技传染病防止研究,以及重大新药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沿问题来进行探索。

我们希望在今后不远的将来,能够在国家重大专项支持下,针对艾滋病包括艾滋病的特殊人群,合并丙肝等等给出新的治疗措施,我们也希望中国的科学家针对艾滋病功能性治愈,慢性炎症免疫激活等等,给出我们新的中国方案,使中国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成功率领先世界,更希望我们这些中国方案能够走到世界上,引领世界。

最后,感谢过去20年来参加研究的所有团队,包括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的各位医生,全国参加艾滋病研究的团队,包括这次准备幻灯片的好多朋友和同志,我更希望感谢的是国家,没有国家从2005年、2006年开始的支持,尤其是2008年开始重大专项的支持,就没有现在的结果。

最后,感谢全国艾滋病防治的所有医务工作者,谢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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