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关凯 杨四代 | 国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论反思

原标题:【边疆时空】关凯 杨四代 | 国与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论反思

作者简介

关凯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教授。研究领域为政治人类学、民族主义与族群政治。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建设视域下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原理、实践经验和现实挑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杨四代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

摘要:20世纪30年代国学史上“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辩论,集中反映出近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所遭遇到的一种知识困境:无论是顾颉刚强调“国家一体”还是费孝通重视“民族多元”,这场知识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争论各方的知识脉络重新进行梳理,分析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史语所以及未直接参与争论的“延安学派”在此问题上所各自秉持的知识立场与逻辑,由此可识别出现代中国国家建构所走过的思想轨迹及其对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知识影响。

关键词:国 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 学术争论

自19世纪末起,民族主义思想东渐之后,何谓“民族”就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无论是康有为“从经学内部重新勾勒当代世界的特点和中国在其中所居的位置”,还是梁启超大呼构建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大民族主义”,本质上看皆是“国”优先于“族”的看法;另一方面,同期的大批新型知识分子以“排满”为民族主义革命的激进目标,陷入梁氏所谓汉族“小民族主义”的泥沼之中。

尽管民国甫立时倡导“五族共和”,但内忧外患之中,对于“民族”之争论方兴未艾。此一争论的延续,以1939年学术界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辩论为代表性事件。虽然当时这场争论很快结束,但深入分析争论各方的知识谱系和学术脉络,会发现这场争论对厘清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涵、结构与过程,至今仍具有深邃意义。

一、国与族: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

1939年2月13日,云南昆明。《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了顾颉刚一篇名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文章,随即引发了傅斯年、费孝通、翦伯赞等当时一大批学术名流的关注,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发表文章,展开争论,这就是著名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执帜的双方,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禹贡学会(边政学派)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魁阁民族学会(燕京社会学派)。

当时之局势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加快全面侵略中国的步伐,利用一战之后勃兴的民族自决理论煽动满蒙地区脱离中国,加上苏联、英国等外部势力在西部的怂恿与支持,东北、内蒙古、华北、西藏、新疆等地皆面临国家分裂的危机。为了“促进边疆人民和内地同胞,共同抵御野心国家的侵略”,顾颉刚认为,要放弃使用“中国本部”“边疆”“民族”等容易被日本人利用的概念,而应当“尽力发挥中华民族是一个之大义”。并强调,“在中华民族之内不要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的这篇文章,当时被《中央日报》《东南日报》等纷纷转载,引起巨大反响,诸多学者对顾颉刚的观点表示赞同,如傅斯年、白寿彝、张维华等人,而反对者主要是费孝通、翦伯赞等人。费孝通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的学理和自身的田野调查经历,认为不能因为政治目的而否认民族差异的客观存在,“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谋求政治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民族的界限。”翦伯赞则认为,顾氏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包含着否定国内少数民族之存在的意义,与客观事实是相违背的”。

今日回顾这场争论,所见之图景,固已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然而,恰是因为年代久远,方可透过理解当年思想者之所思为何与所思何为,察觉一个迄今仍然至关重要的问题:借助西学东渐的“民族”话语,如何在尊重多样性与建构一致性之间保持一种理性的平衡?显然,1939年的顾费之争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事件,而是深深嵌入20世纪中国思想史语境的一次几乎必然发生的思想碰撞,其背后是民族国家建设无法回避的一种知识困境。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如何从包容万象的天下王朝转变为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并没有因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而自然解决。作为亚洲出现的第一个共和政体,从“五族共和”到“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国族建构的难题直到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仍无定解,要在1949年之后方由中国共产党完成重新整合国家之历史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看,顾费之争的实质并非如何定义民族,而是如何建构现代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清帝国的背影渐渐远去,但现代中国的面目仍然模糊。内忧外患之中,边疆的离心力增强,如何将帝国时期“莫非王土”的臣民意识转化为民族国家具有凝聚力的国民意识,如何建构一个可以作为新兴民族国家基石的“国族”,是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当时诸多学者的努力所在。但是,这些学者试图以西式的知识标准来定义和建构“中华民族”的概念,忽视了中国自身的多元性特征,自然难以实现本土化。而以费孝通为代表的另一批学者,亦是基于西学东渐的民族学人类学观念,认为对多样性的忽视,不仅不利于国家建构,还可能是有害的,因此才会出现“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争论。

这场争论在当时及以后都产生了重要的政治社会影响。抗战爆发后,国家级学术机构西迁和南渡,大量学人与少数民族社会进行了广泛接触,他们对中国的多民族状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民族研究在抵御外侮和国家救亡事业之中的地位被明显抬升,由此成为当时的显学。通过辩论,各个领域的学者逐渐重视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史的研究,随即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成果。从学科分野来看,这场辩论是近现代新史学(包括民族史)和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的一次激烈的知识碰触,呈现的是两个学科的不同旨趣和治学方法的差异,其学术影响直指当下。

从学理上看,“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论点,而是一种国家建构的知识理念和政策实践。这场辩论对后来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43年出版的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相当于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最高纲领。蒋介石在该文中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它)是由各宗族融合而成的”,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顾颉刚观点的痕迹。而同期中国共产党则认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的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事实上,早在1935年,中国共产党就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中提出“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直接将解决民族问题纳入抗日救国政治行动的整体范畴之中。

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从阶级革命的立场出发,重新定义中华民族:“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部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旧文化的根据;而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乃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根据。”这是一种全新而有说服力的见解,预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实践的成功。

二、知识源流考: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与史语所

后人述及“中华民族是一个”这场辩论,通常会提起顾颉刚、傅斯年和费孝通的名字,却容易忽视他们身后各自代表的学派或机构——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和史语所。

(一)边政学派

辛亥革命之后,清朝的法统疆域得以延续,但中国的国家主权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因此,共和之初,民国政府的重任,是如何将边疆地区有效统合进一个现代国家体系之中。为了应对这样的局势,一些社会影响颇著的知识分子纷纷开始将研究对象指向边疆,组织了一些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发行了一些边疆研究的学术刊物,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创办的《禹贡》半月刊最具代表性。该刊旨在研究中国的历史地理和边疆民族问题,表现出深刻的经世致用、疑古辨伪的思想取向,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由此,顾颉刚、谭其骧、冯家昇、张维华、史念海、白寿彝、顾延龙、徐炳昶等学者被后世称为“边政学派”。

顾颉刚的学术思想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从“古史辨”到“古地辨”再到“边疆史地”。有意思的是,与顾氏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构成鲜明对照的是,1923年顾颉刚提出的“古史辨运动纲领”一共包括四点,即“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以及“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这个纲领被戴季陶等人惊呼为“动摇国本”。为什么顾颉刚的民族史观会经历这样一个前后迥然不同的转变?应该说,除了顾氏本身的学术思想变迁之外,导致这种变化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迫于时局危亡的压力,顾氏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必须找到一个既符合价值又符合学理的契合点。需要注意的是,顾氏在“古史辨”运动中提出的“中华民族绝非出于一元”的学术观点,和其“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点,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体的:前者是基于对中国古代民族史的考查的历史学论点,而后者则是因应国家建构的现实需要,立足于“多元民族融合为一”的具有前瞻性的观点。这种关联性,顾颉刚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国民族史的一些讨论中保持了下来。从顾氏这种“徘徊与纠结”的学术思想变迁中,可以发现,边政学派在当时特定的时空场域里,将学术思想和现实政治相结合,对民族史观作了折中处理,其目的是唤醒民众的国家民族主义意识,本质上是为了建构一个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期达到抵御外侵的目的。正如顾氏所言:“要使中国的上层阶级,通过《禹贡》半月刊而认识中国,又要使中国的下层阶级因通俗读物而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对边疆史地研究颇有建树的北洋政府前教育总长张国淦对《禹贡》学刊的评价,很好地解释了其学术研究与致用价值之间的关系:“禹贡学会的工作依然是为‘学问而学问’,但是致用之期并不远。我们只尊重事实,但其结果自会发生民族的自信心。而且郡国利弊,边疆要害,能因刊物的鼓吹而成为一般人的常识,也当然影响到政治设施。”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兴趣转向和迫于时局而“学以致用”的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边政学学者开展了大量的边疆史地研究,其指向是为边疆治理提供知识支持。边政学派的研究者在抗战期间深入内蒙古、察绥、甘肃、青海、云南、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除在《禹贡》《边疆周刊》等学术性比较强的刊物上发表外,还以《老百姓旬刊》等通俗读物为平台,向普通人传播关于边疆和少数民族的知识,动员国内民众的“中华民族”意识,让人们同仇敌忾,共御外侮。

1939年顾费之争过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有关处理西南少数民族事务的各种委员会,国共两党都对西南苗裔发表看法,以至于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和边疆教育委员会要特别强调教材的“民族立场”和“历史表述”,可见边政学派影响之深。

1940年,中国边疆学会成立,顾颉刚当选为理事长,会员达六百多人,“凡是边疆的知名人士和内地对于边疆有研究者都网罗在内”,并在陕西、四川、云南、西康、甘肃诸省设分会,还出版“边疆丛书”。1941年之后,国民政府进一步意识到西北边疆的重要性,于是在国民党高层和朱家骅、陶孟和等学者的推动下,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西北边疆的“西北热”,中央研究院甚至有将社会学所搬迁到兰州、西宁和酒泉等地的打算。从学术意义上看,边政学派开展古史辨和边疆史地研究有一个宏大的志向,就是“通过研究中国民族演进史和地理沿革史,为民族主义打好一个基础,为中国通史立起一个骨干”。

(二)燕京社会学派

当时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提出明确反对意见的学者是费孝通。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中,从民族定义的辨析入手,提出“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基于承认多民族共存的现实,强调“我们的问题是在检查什么客观事实或人家可以用名词来分化我们的国家?我们过去的民族关系是怎样,有没有腐败的情形,有没有隔膜的情形?使各种各族的界限有成为国家团结一致的障碍?”文章末尾,费孝通更是语重心长地说:“时急矣,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

当然,费孝通并非不理解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良苦用心,他在《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中说:“先生从目前抗战建国的需要上痛论民族意识团结的要紧,拳拳心长,当为抗战建国言论中重要的典章,身为国人,无不憬然自悟!”只是,刚从英国归来不久、时年29岁的费孝通,基于人类学社会学的理性知识立场,更为关切经由长期历史与社会实践发育养成的族群文化传统。作为一个人类学家,费孝通深受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功能学派的影响,并积累了广西大瑶山田野调查的经验,因此对中国多民族的现实有着深刻的体察,对文化多样性的实然形态感同身受,自然难以赞同顾颉刚等人置族群文化差异的事实于不顾的“中华民族”理论建构。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已经开始以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方法对少数民族进行系统性研究。当时,从进化论学派到功能学派,各种谱系的西方民族学知识先后传入中国。功能学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中心,因此又叫“燕京社会学派”。该学派重视理论的应用,主张走出书斋深入调查对象的社区进行比较研究,力图帮助解决调查对象的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如30年代著名的“魁阁学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杨堃、李安宅、许烺光、费孝通、田汝康、林耀华、瞿同祖、谷苞等人,这些学者先是翻译了功能学派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布朗等人的著作,撰文介绍了功能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并在汉族地区和瑶族、彝族、傣族、藏族等聚居地区对少数民族进行调查,主办了《社会学界》和《社会学丛刊》。

从一开始,燕京社会学派的学者们就面临着将功能学派知识本土化的问题,试图建立起既不同于欧洲古典民族国家的民族学人类学,也不同于殖民化国家的人类学的学派,因为中国历史长久以来已存在朝廷教化与边民认知的长期互动,这种互动中已经有了人类学的叙事痕迹,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必须采取一个历史化的方法论体系来开展研究。因此,在面临国耻的时代,燕京社会学派的学者群体,有着追赶先进的古典民族国家、殖民化国家和现代化国家的愿望,所以他们既长期注重大量引进这些国家的理论与方法,又急于将之落实到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政治实践之中。到新中国成立,燕京社会学派已经形成了自己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虽然在50年代国家介入学科建制之后有一段时间的缺位,但在由国家主导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这些知识积累以及费孝通等燕京社会学派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80年代之后,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科体系重建,燕京社会学派学者们的著述和思想重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史语所

虽然傅斯年和他的史语所并未直接卷入1939年的这场学术论战,但傅斯年的历史观和史语所的工作直接影响了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观点的提出。1939年,面对顾颉刚创办《边疆周刊》引发的边疆研究的热潮,傅斯年表现出很大的忧虑。傅斯年认为,学术研究不能民众化,以防引起认识上的混乱,并指出:“学者闭门做学问,以其研究结果刊在流传不广的学术刊物上,或供政治参考,自当一秉事实,无所顾虑,然不当使其民众化也。”所以,傅斯年实际上不主张对这个问题有太多的讨论。但是早在1935年2月,傅斯年就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在文中有这样的论述:“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是历史的事实,更是现实的事实。”很明显,顾颉刚是受了傅斯年的影响后才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

清末民初的历史研究开始出现几个新的转变,首先是对非儒家的先秦文献的价值及其历史含义的重新发现,其次是对中国古代记载可靠性的挑战,再次则是在中国人起源问题上出现了新的观念。在此背景下,王国维利用非儒家文献《山海经》和《楚辞》进行甲骨文研究并写出《殷周制度论》,质疑了“周沿殷礼”的传统史观。在这方面,傅斯年等人继承了王国维的观点和方法,他们对于史料价值评估的翻案打破了古代史研究的僵化体系。同时,傅斯年在留学时期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在解释历史时特别重视种族构成的影响因素,逐渐地,他深信在中国有一个东方本土文化传统,于是开始形成他关于“西土”之人和“东土”之人的二分观念,批判了传统中国认为夏、商、周皆起源于西部的观念和清末盛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这为他提出“中国古代多元种族起源论”奠定了基础。

1928年,在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等人主持下成立了中央研究院,下设13个研究所,而史语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被认为是13个所中最有成绩的一个。同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指出,史语所的目标是“追求客观的历史研究和训练专业的历史学家”,在研究方法上则把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凸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亦强调拓宽历史资料范围的重要性。

1930年山东龙山城子崖的考古发掘,有力地支撑了傅斯年的上述推测,于是傅在1935年发表了《夷夏东西说》,正式提出了古代民族的多元起源论。这个观点对拉铁摩尔的中国内陆边疆研究,甚至半个多世纪以后费孝通“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历史论证,都有深刻的影响。

傅斯年和史语所的历史研究,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的民族是什么?带着这样的疑问,他们在维护传统与反传统的张力中不断探索,寻求答案,希望加强民族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遗产之间的联系。同时,史语所的考古调查也试图证明,中国历史远比人们想象的要长远得多,并且有其独特的本土性。通过这样的学术研究,傅斯年和他的史语所团队,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史的知识镜像。在那个事关民族危亡的年代,这些努力对于重建民族自信心,建构一个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傅斯年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清帝国瓦解、建设现代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创立与之相对应的现代中国新学术。基于这样的恢弘目标,史语所广泛开展考古、语言文字、民族史、边疆史的研究,依托严谨的现代学术方法,以重建中国古代史为中心任务,力图建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历史叙述,抵御西方史学的话语霸权。傅斯年深受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的影响,在史语所的工作框架里,不仅包括历史语言,还引介了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科的交叉研究,提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多学科联合研究的设想。从1935年开始,史语所下设一个民族学人类学组,其成员包括吴定良、凌纯声、芮逸夫、卫惠林等人。至抗战爆发时,这个组的研究人员已经走遍中国的东北、西北、西南等大部分地区,先后出版了《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从西南民族说到独立猡猓》《云南猡猓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狩猎民族——鄂伦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贵州苗族的过去与现在》等成果。这些著作,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中国化和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到今日仍然是民族学人类学师生阅读的经典。

三、争论之外的“延安学派”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延安受到了这场学术争论的直接影响。但巧合的是,在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并引起激烈学术论战之前的193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杨松,发表了《论民族》一文,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详细论证,在理论上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明确表达了中华民族包含中国境内所有少数民族的观点。有研究证明,杨松的《论民族》对后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有明显的影响。1939年12月,在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出版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其中“中华民族”部分指出:“我们中国现在拥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在这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之中,十分之九为汉人。此外,还有回人、蒙人、藏人、苗人、夷人、黎人等许多少数民族,虽然开化的程度不同,但他们都有了长久的历史。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毛泽东简单而清晰地阐释了中国的多民族现实与中华民族整体性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当时边政学派和燕京社会学派所争论的民族定义与国族建构问题,摆脱了西方民族和民族国家理论的约束和陷阱。

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问题的研究,长征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与对革命道路的探索一样,长征之前,中共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基本是“以俄为师”,主张实行“民族自决”,建立联邦国家。然而,经历了长征和延安边区建设的革命历练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在西南、西北地区与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认知,因而在延安时期开始组建相关的研究机构,对民族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延安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和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如李维汉、刘春、牙含章、贾拓夫、何干之、王铎、孔飞、何承华、刘庚等人。为行文论述方便,我们姑且称之为民族研究的“延安学派”。这些人的研究工作,对后来新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都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自延安时期始,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研究即非从纯学术视角出发,而是直接着眼于政治实践与社会动员。1934年党中央初到陕北,即成立了以争取蒙古族和回族支持革命为目标的蒙古工作委员会和定边工作委员会。1937年7月,成立了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1939年初,成立了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在西北工作委员会下设民族问题研究室,该机构的工作重点是“对抗日战争和陕甘宁边区有直接影响的蒙古和回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为党中央制定民族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在民族问题研究室之下,又设两个组,分别是回回民族问题研究组和蒙古民族问题研究组。这些机构除了做一些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之外,还组织研究人员到绥远、关中、陇东、三边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和调研,并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名义出版了《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抗战中的陕西》《抗战中的陕甘青》《抗战中的绥远》等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关于抗战中蒙古民族问题的提纲》两个指导性文件奠定了理论基础,直接影响了中共七大关于“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国家”的方针政策的论述。1941年9月,随着奔赴延安的各族青年的日益增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延安民族学院,内设民族问题研究处,分设蒙、回、藏三个民族问题研究室,这些机构成为中共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研究少数民族问题的主要场所。在成立专门从事民族研究机构的同时,为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在少数民族中宣传中共的民族政策和革命理念,先后成立了蒙古文化促进会、回民文化促进会,很多学者都是这些促进会的成员。

延安学派的民族研究,在政治和思想两个维度上对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和史语所都形成了重大超越。

首先,基于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思想,延安学派对“中华民族”的理论建构,直接反映出全社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需要。抗战需要动员一切力量,而要完成这种全社会的整体性动员,必须践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政策,因此必须摒弃国民党关于“民族”和“宗族”之分的等级化理论。其次,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念的运用,使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具感召力的超越性。只有在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阶级论视野里,才能“以无产阶级的普遍主义价值,压制族群民族主义的生存空间”。再次,由延安学派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知识建构,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行动者,能够把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通过政策实践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理论。比如,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的关中、陇东、三边等回族与蒙古族的聚居地区,已经开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另外,从1941年9月开始,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始在部分区、县、市设立了民族事务科或民族事务科员,以此加强指导各地民族政策的贯彻落实。这些实践为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经验。

可见,当主流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展激烈讨论的时候,远离昆明的西北革命圣地延安,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建构和政策实践正以其独特的方式逐渐展开,并脱离受“中华民族是一个”争论影响的单一性国族主义民族观,显示出高度的包容性和超强的动员功能。延安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差异性与整体性之间展示出一种政治性的平衡,不仅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具有更强的方向指引力和社会感召力,而且包含着一种基于行动论而非结构论的更为动态的理论活力。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到1957年发表《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对民族问题的看法,始终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和民族问题要在政治行动中妥善处理的知识逻辑。这种逻辑融会贯通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意识形态,并在现实的社会语境中兼具原则性和适宜性,置未来考虑于当下纠结之前,高屋建瓴。

四、集大成者: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1949年之后,延安学派的知识传统构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主要的理论基础。王朝覆灭之后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恢复疆域内的完整主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新的方式被整合到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之内,中国社会的民族关系被重新形塑。通过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确立了制度化身分,国家在政治上对少数民族予以承认,在法律层面对少数民族给予各种保障,贯彻落实民族平等的政策原则。这一系列的政策,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论述——“现代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是由56个民族(ethnic group)平等组成的统一国家民族(nation),从而完成了“国族再造”的历史使命。

在后来的理论建构中,对“中华民族”结构中的“一”与“多”的关系进行理论性归纳和概括,进一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和特征,集大成者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费孝通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特纳讲座”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1989年在《北京大学学报》正式发表。费孝通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阐释,认为中华民族在近百年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自觉的民族实体,但是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是经过几千年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中华民族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56个民族已经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经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在多元一体格局中,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汉族是起凝聚作用的核心。

从1939年到1988年,费孝通经历了半个世纪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这也是一段漫长的学术思想历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提出之前,费孝通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个民族研究到社区研究再到中华民族研究的变化过程。这与费孝通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和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的影响有关,正是基于早年的民族研究经历和积累,他能够从社区功能观转变到社会总体观,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能够从全面整体和宏观的视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变化过程,研究中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几千年来不断流动的状况和趋势”。至此,几代学人共同致力于研究反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在理论意义上以比较完整的结构形式展现出来,为我们认识中国的民族和文化,推动现代多民族国家整合,“提供了一组有力的认知工具和理解全局的钥匙”。

时间又过去了30年,在全球化进程深入的今日,重新反思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可以发现,理解中国的民族问题,始终不能脱离国家的视角。

就认识论而言,1939年边政学派和史语所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认知,始终是以史学为基础的,特别是通过以国家为中心对民族史和边疆史进行知识阐述,引导民众认知边疆民族地区,唤醒民众的中华民族自觉意识,以此为基础进行中华民族的建构。这也恰是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用意和知识建构路径,此为多元一体之“一体”。燕京社会学派以西方民族学人类学为主导,以承认族群差异为前提,认为民族的多元差异并不影响“中华民族”的建构,此为多元一体之“多元”。尽管彼时延安学派关于民族政治阶级化的论述并未直接体现于费孝通的论证结构之中,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所以以今日之形态存在,恰是新中国国家建设的结果。新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亦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民族理论,以阶级超越民族和民族主义,以阶级之分促进民族之合,从而重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国与族的关系。

当然,对于国与族关系的学术讨论,在世界范围内的知识生产意义上,1983年是理论转向的一年。诚如盖尔纳、安德森等人所言,18世纪民族国家体制出现并从欧洲向世界扩散之后,“国族建设”(nation-building)就成为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政治与社会工程。作为一个现代社会的人造物,“国族”(nation)是一个由民族主义思想衍生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其中包含着很多悖论。“明确的国族界限是西欧的产物,但它实际上掩盖了欧洲自身的杂糅性。”如何对由民族主义定义的“民族”进行再反思,是当今世界仍在思考的深邃知识命题。

然而,无论如何,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回答了“中国人”“中华民族”“少数民族”这些现代概念的基本结构性问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自身深厚历史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言,只有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为所有中国人创造一个共享的美好未来。

五、结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路径

今日回顾这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争论,剖析争论背后的思想脉络和学理逻辑,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边政学派、燕京社会学派还是史语所,甚至是当时远离争论的延安学派,各方争论的背后,实则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如何建构一个足以支撑国家转型、实现现代国家整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只是各方基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学科知识,在具体的建构理论和方法上产生分歧和争论而已。

事实上,学术争论的各方通过对“中华民族”的争论,为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都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思想资源。边政学派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对边疆史地沿革进行系统研究,对准确认知国情,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功不可没的历史贡献;燕京社会学派则借西学东渐之风,建立起专业化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在知识生产上为现代中国“民族”研究的理性化和专业化开辟了道路,并对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实践(如民族识别)产生了重要的知识影响;史语所在批判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试图以科学主义研究方法重建中国历史(民族史)的话语叙述,以西学之所长,补国学之所短,建立中国人对于自身历史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同时在以这种新史观对西南、西北等地区少数民族所作的早期研究中,为现代中国的民族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方法、经验和理论基础;延安学派,则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现代国家的政治行动背后的知识助力,融会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传统,最终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工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历史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与进步之水平。

一场争论发生半个世纪之后,当年争论的参与者之一费孝通,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说集各家思想之大成,确立了当代中国民族研究的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理论建构。而关于这场争论本身,可以说,在新中国建立以前,通过争论各方的研究努力,关于中华民族结构的研究,已经进入基础学术理论的尝试阶段,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已经有了巨大的推进。随着当下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提速和社会转型的深入,在前人卓越贡献的基础之上,必将有更多的理论建树将沿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方向不断涌现出来。

【注】文章原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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