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张振兴 |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原标题:【边疆时空】张振兴 | 从哨堡到边墙:明代对湘西苗疆治策的演递——兼论明代治苗与土司制度的关系

作者简介

张振兴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西南区域与民族历史变迁。发表学术论文数篇,获得2015年度国家民委社会科学成果奖三等奖一项。

摘 要:苗疆边墙是明代在湘西苗疆修筑的一项拟军事工程,它在发挥军事震慑功能的同时还具有诸多的社会功能。明代边墙是在萧授兴建“二十四堡”,张岳改建“十三哨所”的基础上,由蔡复一组织修建完成。治理苗疆的政策从表面上看变动十分明显,但若就其实质而言却一脉相承,核心内容都是要对苗民实施招抚和教化,征讨和防御等军事手段仅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之所以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得力于明代完善的土司和土官制度。因而,不管是“二十四堡”“十三哨所”还是“边墙”,都是以土司和土官为依托,军事设防仅仅局限于土司领地的缺口,也就是“滇黔驿路”主干线起点地带的软肋。明代“治苗”决策的调整,其根本动因不是苗民“叛服”无常,而是依据苗疆区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实施地“因俗设置”。

关键词:湘西苗疆 治策演递 土司制度

一、引 言

“苗疆边墙”一直是研究中国西南民族学与民族史的学人颇为关注的课题之一。近年来,随着武陵山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特别是武陵地区旅游业的繁荣兴盛,“苗疆边墙”被誉为“中国的南方长城”,当作一种旅游资源受到时人吹捧,众多专家学者也分别从不同方面展开了新一轮研究。他们或是考证明清边墙沿革与兴废,进而断言边墙是中央王朝对“苗疆”和“生苗”进行圈围、封锁和隔离的工具,边墙的兴筑阻碍了苗族与汉族之间经济、文化交往;或是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边墙兴筑过程的梳理,讨论在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苗疆边疆兴废折射出的数百年苗疆社会变迁;或是将苗疆边墙放在明清数百年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框架内进行分析,认为清代边疆的再建体现了清王朝民族政策的创新;或是立足于明清湘西苗疆开发的历史过程,认为“边墙”是王朝用来深入苗疆开发土地的据点,它划分的不是人的身份而是田粮,即其重要的功能在于划分土地的归属范围。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探讨从寨堡到边墙,明代湘西苗疆治策演递的过程及动因,透视明代“苗疆边墙”所发挥的多重社会功能。我们认为,其社会功能的变迁不仅反映了有明一代朝政由盛入衰的转变对治苗政策演递的影响,更折射着明代土司制度执行中的沿袭与改进。

根据明清以来各种官私文献典籍的记载与描述,湘西苗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以湘西州为主体的湘、鄂、渝、黔四省市交界地带。根据《苗防备览·舆图》“苗疆全图”所示,主要是指清代湖南三厅(凤凰厅、乾州厅、永绥厅)两县(永顺县和保靖县)。这一区域属于沅江及其支流潕江(即㵲阳河)、辰水(又名锦江)、峒河(即古之武溪)、酉水等流域(《苗防备览·道路下》)。秦汉时期这一区域是“五溪蛮”生息繁衍的家园,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征“武陵蛮”即已深入到此(《后汉书·马援传)。自秦汉以降历代中央王朝都在这里进行军事驻军,或是设置行政机构,实施直接或间接地管辖。

湘西苗疆受到中央王朝和地方官员的高度重视,是明清两代大力经营西南所始然。“苗疆边墙”的修筑,是中央王朝在经营西南的进程中,针对地方社会的特点,以及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差异,采取的诸多治理措施之一。通过梳理官私文献以及今天田野调查所见清代“边墙”残存遗迹,我们可以看到,明代“苗疆边墙”仅修建于湘西苗疆南部的有限区段,其东、北、西三面均未修筑,而是将这一广大沿边地区的军事与行政管辖交由土司与土官代管,并责成他们对苗疆居民进行招抚、教化。因而,我们认为“边墙”并非一项单纯防御功用的军事工程,而是一项具有多重社会功能的“综合工程”。从军事的视角看,它仅仅能够发挥一定震慑作用;从行政管理上看,边墙则起到了界定当地各族居民不同政治身份的作用;从司法上看,它起到了明辨司法对象及社会身份的功能;从经济上看,它可以发挥分辨不同经济生活空间的作用。这些功能的发挥,既不能单纯靠军事力量,也不能单纯依赖行政力量,还必须依托于土司与土官,朝廷才能够将自己的政治影响深入到苗疆腹地,对当地苗民实施行之有效的招抚和教化,对苗疆居民贯彻“因俗设置”的行政管辖。

二、萧授与“二十四堡”的兴筑

湘西苗疆自秦汉开始,中央王朝就在此设置有军事和行政机构,对当地的居民实施管辖。

“湘西这个地区,古代是属于‘武陵蛮’地。《后汉书·南蛮传》称:‘武陵蛮’是槃瓠的后裔,在西周宣王时叫做‘蛮方’,平王东迁,常侵暴上国,楚庄既霸,遂服于楚。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郡。”

虽然设置了郡县对这一区域进行管理,但是“五溪为南维奥区,地险风悍,伊古以来未有能宴然者。”(《苗防备览·述往上》)特别是自东汉以来,有关当地世居民族叛乱的记载便不绝于书。与此同时,这些被称为“化外之民”的各族居民,又一直受到朝廷的招抚和教化,并不断的求得自身的发展,因而所谓的“化外”仅是一种带有偏见烙印的临时性的提法,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要他们接受王朝的教化,“化外之民”仅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罢了。唐宋时代,朝廷在这一地区实施羁縻政策,扶持各民族头领充任羁縻州县长官,这些羁縻州县长官的职能之一,就是要替朝廷招抚所谓的“化外之民”。为了区别羁縻州县与非羁縻州县在政治待遇上的差异,朝廷将离羁縻州县较远的地区统称为“生界”,当地居民往往被称之为“苗民”,这一区域则被称之为苗疆“生界”,对其他民族亦然。将湘西苗族聚居区视为苗疆“生界”则发端于南宋时期,此点已有学人做过深入研究。

元代统一全国后,在西南地区首创以宣慰司、宣抚司为职衔的土司制度,将此前的羁縻州县全面改制为各级各类土司和土官。朱明王朝定鼎中原后,继续延续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并以此作为统治整个大西南的根本制度加以推广和应用。于是,整个湘西及其毗连地区先后有永顺、桑植、容美、散毛、思州、酉阳等土司的设置。不过有明一代,其西南边防具有有别于前朝的特异性,因而在湘西执行的土司制度具有其特定的内涵。这些土司肩负起代理朝廷管辖、招抚、教化“生界”苗民的职责。

明廷为了保障王朝对云南的直接掌控,强化对整个西南的统治,沿用了从江陵出发,下湘西苗疆,中经贵州全境,直抵云南的“黔中通滇孔道”。这条驿道为依托,明廷沿途广设卫所,强化对整个西南的管辖,并依赖卫所屯军和各级土司招抚、教化“生界”各族居民,对他们实施“因俗而治”“因俗设置”的管辖。湘西苗疆正位于这条连接湘黔重要通道的咽喉所在。明廷为有效地管控这一地区,一方面对当地居民大肆实施招谕和教化,一方面对当地族群的叛乱辅以军事威慑与镇压,以期收到既拱卫了滇黔驿路的安全,又引导“生界”居民内向的施政目标。当然,这一过程必然充满艰辛与曲折。据《明史》《明实录》《苗防备览》等官私史志记载,终有明一代二百多年中,为平定苗民的“叛乱”,明廷对苗疆展开的军事行动多达三十余次。但朝廷对这些动乱始终保持着从容与克制,一方面责成周边的土司和土官替朝廷分忧,另一方面则辅以有力的军事震慑手段,在土司领地的缺口处,由卫所屯军深入苗区设置营汛哨堡,强化军事震慑作用。但是,设置营汛哨堡主要目的在于收集苗疆“生界”的社会、政治、军事资料,以备朝廷强化苗疆统治之用。其中最著名的是萧授修筑的“二十四堡”和张岳修建的“十三哨所”。

萧授筑“二十四堡”,始创于宣德初年。

宣德五年(1430年),贵州铜仁苗乱,引发湘黔边苗民相继叛乱。动乱开始阶段,萧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分兵以戍,贼不得逞”(《明史·萧授传》),久之,竿子坪长官司吴毕郎“觇官军少,复掠清浪,杀官吏”(《明史·萧授传》),致使叛乱进一步扩大。宣德七年(1432年),萧授率“湖广、贵州官军并贵州所属附近乌罗、铜仁、思南三府,湖广永顺、保靖二宣慰司、五寨长官司,同四川所属酉阳宣抚司,石耶、平茶二长官司、重庆卫、邑梅长官司土兵分路并进”(《明宣宗实录:卷88》,宣德八年(1433年),“(官军)攻破新郎等寨前后生擒贼首吴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杀吴不尔、王老虎、龙安轴等,斩首五百九十余级皆枭以徇,余党悉平”(《明宣宗实录:卷102》。至此,动乱方告平定。

根据伍新福研究,萧授筑“二十四堡”的分布范围,“应是西北起自贵州松桃县及其湘西花垣、凤凰县交界一带,经铜仁、凤凰边境南下,绕过麻阳西北部、凤凰西南部,再北上经凤凰东部地区,而至吉首市南部和西南部”。

萧授一生都致力于安定贵州、湖南苗疆,对如何行之有效地治理与安定“苗疆”颇具心得。他一方面采取了灵活主动的有限进攻策略,另一方面则是建筑了大量的寨堡。这些寨堡主要是“环其地守之”,其军事功能在于守,而其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兼备监控“苗民”和情报收集。卫所屯军与当地苗民的并存与交流,则是寨堡社会文化功能的延伸,从而开创性地完成了依托寨堡而“因俗设置”的治苗策略。这便可以回答为什么宣德五年(1430年)叛乱发生,虽看似遍及湘、黔、川边区,声势浩大,但萧授能在大兵集结之后,只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擒拿首逆,一举平定叛乱。此中奥妙,不能不说与他在叛乱开始阶段并非一味派军进剿,而是只修筑“二十四堡”进行防卫有密切的关系。

此前的学人由于过分关注这些军事设施的攻防功能,忽略了这些军事设施的其他社会功能,这就曲解了朝廷决策的整体性。事实上,卫所屯军深入“苗疆”长期驻守,不仅是一种军事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的存在和文化的存在。其实,这些屯军肩负着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使命,一则辅助土司和土官展开对苗民进行教化和招抚,一则收集了苗疆各种社会文化信息,是一种“土流兼用,军政并举”的治策设置。就实质而言,朝廷的政治影响和有效统治就此已深入到了苗疆腹地。但是,如此广阔的湘西苗疆,明廷之所以可以做到从容应对,仅对东南边沿的有限区段设防,则是完全得益于当地土司设置的配合,朝廷才能做到以最小的军事投入实现综合性的政治军事目标。明代中后期,朝廷一意将安抚湘西“苗疆”的重责托付给永顺、保靖土司便是如此。

三、张岳与“十三哨所”的规制

明代中期以后,朝政失范开始不断加剧,此前行之有效的湘西苗疆治策随即脱控,从而引发了新一轮的动荡。正德、嘉靖两朝六十余年,湘西苗疆就发生了十多次苗民深入“内地”的骚乱,特别是嘉靖年间,动乱规模和声势一次比一次大。这就使得朝廷不得不变动此前的治策,先后派万镗、张岳、石邦宪等将领征战苗疆,整顿苗疆防务和制定政治对策。期间,张岳的贡献最大。张岳在萧授修筑“二十四堡”的基础上,改进了设防手段和调整了哨所的联系方法,改制为“十三哨所”,以此减轻军事存在对苗民的无意识骚扰,从而缓解了一度紧张的苗汉关系。

“嘉靖二十七年戊申,以苗患设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命张岳任其职,来讨湖贵贼苗。三十一年壬子,湖贵苗平。朝议以总督张岳留镇沅州,岳与副使高显、参将孙贤筹划形势。疏罢湾溪等堡,更设十有二哨,曰五寨、曰永安、曰清溪、曰河口、曰竿子、曰乾州、曰强虎、曰石羊、曰小坡、曰铜信、曰水塘凹、曰水田营,连镇溪所共十有三。”(《苗防备览·述往中》)

“分防有督备、领班、领队、领征、营标、管仓、吏目、土官,管所辖有头目、舍人、识字、健步、打手、乡、土、播、凯、仡苗等兵,凡官军计六千有奇。”(《苗防备览·述往中》)

就在明廷任命张岳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处军务的同时,湖广御史贾大亨上奏嘉靖皇帝,力请保靖、永顺土司代管苗疆。

“嘉靖二十七年十月癸卯:巡按湖广御史贾大亨奏:湖广十年之内两举征苗,师疲于久役,财匮于供亿,而卒未奏荡平之。……臣巡行地方见闻颇真,盖土官之力寔能制苗死命。今欲使苗驯服不叛,唯宜于土官责之。臣谨与各该守臣计议,拟以竿子坪各寨苗夷分属保靖宣慰彭荩臣约束,镇溪各寨苗夷分属永顺宣慰彭明辅督,同土指挥田应朝约束。以后,各苗或有不靖,即勘系何寨,分将该管土官坐以故纵之罪,而易置黜削之,则苗患当自此鲜矣。……部覆大亨言是,诏荩臣等悉遵所分苗寨用心管摄……具奏”(《明世宗实录:卷341》)。

正是在常年的地方治理实践中,地方大员们意识到土司对治理苗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于是,贾大亨才再次重申依靠土司代管苗疆,以减轻朝廷治理苗疆时人力、物力方面的负担。

前人研究张岳善后措施时,由于仅仅关注军事防卫,忽略这些善后措施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因而误以为张岳的这些善后措施收效并不明显,甚至曲解为是从萧授“二十四堡”的基础上向后退缩,放弃了对苗疆腹地的设防。但是,如果结合贾大亨提议“土司代管苗疆”的举措,审读张岳的善后措施,如下三个方面最值得细究。首先,张岳的善后措施确实在萧授“二十四堡”的基础上大大缩小了军事设防的建制,特别是将位于苗疆腹地的“湾溪等堡”撤废。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种军事设防上的退缩,但如果注意比较“二十四堡”与“十三哨所”前后的变动就不难发现,这反倒是一种积极的对策。萧授“二十四堡”是有长期固定驻军的建制,而张岳改制“十三哨所”则是游动巡逻的建制。同时,哨所数量的减少,对驻军的给养和兵员的需求可以得到极大的压缩,大大节省了人力财力。查阅今天的地图还可以发现,这“十三哨所”几乎都位于其后蔡复一所建边墙的沿线。因而,就实质而言他是将一种呈星点状的监控,改制为沿苗疆南部边缘一线,成线设防的规制。其次,张岳的改制极大地借助了土司、土官的力量,这可以从他所建军职中就明确规定有土官、吏目、头目、舍人等等可以看出。甚至,他部队的来源也包括了乡兵、土兵,还有从播州和凯里征调而来的苗族和仡佬族士兵。因而这支部队是一支多民族混编部队,也是一支最有利于与当地苗族进行文化交流和实施教化招抚的能战、能招、能抚的军政合一建制。同时,由朝廷下令责成永、保土司代管苗疆,成为定制,更是极大的配合了张岳哨所改置。最后,张岳这次防卫改进,仅仅对苗疆南部边缘设防,东、西、北三面几乎无一兵一卒驻守,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步,关键是借助了周边各土司的力量,特别是永顺、保靖土司的势力,替代此前的靠驻军发挥施加政治文化影响的作用,因而才可以仅仅对苗疆南部边缘设防,就能做到全面掌控苗疆的成效。因此,朝廷对苗疆的政治影响、经济作用和文化影响仅仅是从士兵代管转移由土司代理而已。

应当看到张岳的这一改制是不得已而为之。明代中叶以后,朝政日趋腐败,骄兵悍将生事邀功屡禁不止,这就使得派小股部队长期驻守苗疆腹地非但不能收到教化之功,这些驻军在没有严格制度控制的情况下,反而成为虐害苗民的“凶手”。撤出处在苗疆腹地的寨堡,改由土司代理招抚,可以一定程度缓解明代中期卫所屯军衰败给苗疆带来的不安定因素。张岳改建“十三哨所”,不仅有利于对不法军官的监控和管束,还能够节约大量的军费开支,缓解财政的压力。与此同时,在原来“二十四堡”招抚教化的基础上,选拔当地苗民中初通汉文、汉语的首领,编入军政建制任土官,同样可以发挥招抚教化之功。此外,周边各土司由于其地位操纵在朝廷手中,他们不敢肆意妄为,政治腐败对他们的毒害不会太深,用他们对苗民实施招抚,可以少受朝政政治动荡的毒害。因而,张岳的改制就实质而言,与其说是针对苗民的骚乱,倒不如说是在政治腐败的特定背景下,针对骄兵悍将而做出的创新改制,改制的目标就是要对不法官兵实施管制,务使他们对苗民的苛虐降低到最低限度。如果要说这是这种创新,这也是由于政治形势所迫而做出的创新,而绝不是苗民更加强大而做出的对策。

张岳之后,其后继者对“十三哨所”的建制又做了有限的调整。据万历年间辰州府推官侯加地记载,“隆庆三年,裁铜信、水塘凹、水田营等哨,又以丫剌关改为永宁哨,新建箭塘营。万历三十六年,增设盛华哨和王会哨”(《苗防备览·艺文中》)。这些局部的调整,加上之前哨所的设置,都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因而,嘉靖至万历初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湘西苗疆一直相对平静,这应当说是张岳改制的极大成功。

然而,明廷中期以后的朝政腐败,犹如大厦将倾,独木难扶。张岳的善后措施再好,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到了明代末年,国家局势动乱不安,苗疆骚乱再次重启。苗族绕过堡哨渗入内地联合“熟苗”发生叛乱的事件重新抬头(《苗防备览·述往上》)。为了应付日趋严重的民族摩擦,明廷不得不不断增兵,最后使湘西成为明廷财政和军事上的拖累。明万历末年,国内局势日趋紧张,政治更趋腐败,增兵湘西已经不可能,甚至连土司也受朝政衰败之累,无法独善其身,安定一方。最后,明廷不得不接受蔡复一修筑边墙的建议,将驻军全部撤入边墙内,以图苗疆治理之稳定。

四、蔡复一与边墙的兴建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以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观,请发帑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汛地,迤山亘水三百余里,边防藉以稍固。”(《苗防备览·述往中》)

在这段史料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长达三百余里的边墙虽然跨山渡水而建,但却是一道草创的土墙。要靠这样的土墙阻挡苗民的骚乱和冲击沿边府县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多的仅是发挥一种军事威慑上的象征作用。然而,威慑仅是边墙功能的有限部分,蔡复一之所以要将军队全部撤到边墙内,其实质与其说是防苗,倒不如说是防范由于朝政衰败导致的不法官兵生事。由于对苗族的招抚和教化,此前有土司制度作保障,即使修建了“边墙”也不会中断。可是在“边墙”修筑后,边墙两边军民的政治身份、法律待遇、经济生活的差异有了明确的界限,执法司法,管束军队,监控苗民都可以落到实处。因而,这道边墙与其说是一道军事工程,倒不如说是一道具有综合社会功能的象征性分界线。苗民与汉族之间的交往根本不会被边墙所隔断,这不仅是因为有土司土官在其中起作用,边墙两边的“生苗”与“熟苗”其实一直在相互跨墙沟通。因而,蔡复一修筑边墙,显然是对萧授、张岳治苗决策的延伸和创新,绝不是改弦更张。因为,他们贯彻的战略思想是“治苗”为先,教化为先,防务为次,征讨更次之的原则。之所以三次改制,动因不在苗民,而在于明廷政治的腐败导致的地方治理失控。而能够实现这些改制的根本依托,恰好说明土司制度的有效,为防务出了力,分了忧,蔡复一才得以从容地仅在南缘一线筑墙设防,而能坐收安边之用的实效。随后天启年间,邓祖禹又加修了六十余里最终完成了这道横亘于湘西苗疆的边墙。

凌纯生、芮逸夫在湘西调查后,提出这道边墙所处的位置在湘西苗疆的东南沿,其走向与苗疆自然地理区划线一致,他们的这一见解完全符合历史事实。既然其走向与地理区划线一致,这就表明“边墙”肯定不是一道简单的防线,而是一道具有综合社会功能的分界线。与此同时,凌、芮二人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了“边墙”另一种功用:“(明代建筑边墙,并非有意依地形而筑)是因汉人的移殖苗疆,先占有东南部的溪河下游区,苗人退居腊耳台地,凭险以守三百余年。之前,汉苗两族已依地形而分布。当时的边墙,虽为汉苗的界线,而同时亦即为两自然区域的区分。”需要补充之处仅在于,这里他们所说的苗汉的分界还要做政治意义上的理解,即边墙之内是朝廷的直接统辖区,而边墙之外,则为相机教化招抚之地。因而,边墙外的居民在政治上具有建立在宽容克制之上的各种优惠和对待,边墙两边的居民政治身份不同,边墙在这一点上发挥着施政差异界限的功能。

明代所修的边墙在明末的战乱中逐步废弃。清初时,湘西地区又卷入了南明朝廷与清廷的对立、农民起义军残部深入苗疆以及吴三桂叛清三大事件。不少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居民深入到湘西苗疆腹地定居,部分苗族居民也因故迁往边墙内定居。在新格局下,明代边墙综合功能逐步丧失,因而该边墙也被彻底荒废,康熙中叶,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多次上奏朝廷建议重修边墙,但这些建议始终没有获得清廷的采纳,以至于到了乾嘉之际,只剩下一道遗址而已。今天所看到的边墙遗址,则是乾嘉之际傅鼐重修边墙的遗存。

五、结 语

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历代中央王朝始终贯彻“因俗设置”的民族政策理念,对湘西苗疆自然不会例外,只不过是对湘西苗民的“因俗设置”有它的特殊性罢了。这儿的苗族居民在与中央政权直接接触之际尚处于家族村社发展阶段,以父系血缘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微型地缘结构,规模仅止于数百前人不等的小聚落。家族村社之间即使有所联盟,仅止于应对突然事变而已,并没有形成常设的跨家族行政建制。当然也不会有常规设置的军队和强大的战斗力。因而,尽管历来史家称这里的苗民“旷悍难治”,但事实上绝对不可能对中央王朝构成真正的军事威胁,最多只能表现为偶然性的小股剽掠而已。剽掠的目的仅止于获取生活必需品或者是为了度荒罢了。而这样的社会结构,正是萧授得以深入腹地设置孤悬寨堡,不惧怕苗民围攻堵截的根本原因所在,也是朝廷可以从容施展招抚教化的有利条件。

湘西苗疆的苗民,在生计上与汉族居民截然不同,他们并非完全以汉族习见的五谷为生,而是靠种植半驯化的旱地农作物,特别是葛根为主食。这样的主粮结构,虽说既不要仓储又不需要成片的开辟平整的农田,投入少而收益大。但致命的弱点则在于它不能成为朝廷税收的对象,以至于朝廷难以在这里设置规范的行政建制,更不能征发苗民应役。除了语言和观念上的差异外,诚如严如熤所指出,苗民进入内地抄掠的给养仅是野菜和葛根粉制作的饼饵而已,他们进入内地“苗人离窠不能逾百里;攻城不能过三日。”。对这种经济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居民,让他们进入内地应役当差肯定是难以办到的。明廷不在这里轻易设置行政建制,而是委托土司、土官代为招抚教化,正是面对这一现实而做出的明智决策。

自元代而兴的土司制度,作为国家职官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被明王朝继承并发展,而土司制度的基本出发点便是“因俗设置”,是在注重地域差异与民族文化差异的前提下建立的,是国家整体制度设置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萧授、张岳等有识之士认识到湘西苗疆地域特点与民族文化差异,意识到轻率用兵必然劳师靡费,战果也无法巩固。相反,如果责成周边土司、土官代为监控,朝廷不仅能够掌控自如,而且还能做到以逸待劳,收到省粮省军的实效,这正是尽管湘西苗疆位于“滇黔驿道”起点的咽喉区道,发生叛乱后明廷并不轻易用兵的原因所在。萧授主政湘西苗疆军务多年,不轻易言战,但一战便能控制全局,成功的关键一方面在于他成功的借助了土司和土官的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利用“二十四堡”深入苗区,发挥政治军事影响,从而对苗疆可以做到了如指掌,真正实现了不战而克敌的成功。张岳敢于在“十三哨所”的规制中大量启用土官、土弁,将各民族居民编入正规军,并充分信任永顺、保靖土司,同样是一种以政教优先,军事为辅的明智对策。蔡复一在上述两人取得成功的基础上修筑“边墙”,使之发挥多重的社会政治军事功能,同样是以教化优先的深谋远略之举。

总之,有明一代治理湘西苗疆的政策表面上发生了几次明显的变动,或者说是做出了创新,但是其基本“治苗”原则却一脉相承,都是两手并用,一手是以土司制度为依托,替朝廷分忧,另一手则是以军事震慑为表征,开展实质性的招抚和教化。之所以不得不做出必要调整,关键不在苗民,也不在土司和土官,而是明廷随着全国局势的变迁,依据苗疆独特的区域文化特征而不得不采取的变通。这样的变通背后潜藏的正是有明一代治苗政策“因俗设置”之实质。此前的研究往往受表象所惑,难以把握明代“治苗”的实质,将边墙曲解为隔离苗汉的单纯防卫工程,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文章原载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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