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时空】赵凌飞 |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研究述论

原标题:【边疆时空】赵凌飞 | 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研究述论

作者简介:

赵凌飞

历史学博士,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隋唐经济史、一带一路史、中国近现代史。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与现代化》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参与多项省部级课题。

:对于吐鲁番出土衣物疏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衣物疏本身为研究对象,另一类是运用衣物疏中的部分信息解决相关问题。目前学界较注重从历史考古、语言文字等视角进行考证研究,尤其重视名物词的考证和辨析,对衣物疏中所反映的宗教思想及演变也关注较多,但对于衣物疏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研究重视不够。衣物疏中条陈了各式物品,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缩影,其中不乏大量消费品的记载,若能从消费的视角,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去探讨当时社会的消费类型、消费结构、消费意识、消费观念、消费文化、消费伦理等问题则大有可拓展空间。

关键词:随葬衣物疏 吐鲁番文书 社会经济 消费视角

“随葬衣物疏”是战国后期出现的习俗,因书写在简牍或木方上,有人称之为“遣策”,又因其内容是条陈随葬器具衣物,有人又称之为“物疏”。之后,由于条陈的器物渐少,衣物渐多,故又称之为“衣物疏”。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以下简称“衣物疏”)其内容主要记载随葬衣饰和物品的名称及数量。据统计,吐鲁番出土的衣物疏有:《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中收录51件,《吐鲁番出土的宗教生活文书》中收录4件,《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中收录2件,《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中收录4件,《吐鲁番考古记》中收录1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收录6件,《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中介绍的1件,其中“白雀元年衣物疏”“高昌延寿五年王伯瑜随葬衣物疏”“左憧熹衣物疏”此三件学界尚存在争议,由于缺乏更加详细的出土材料,暂无定论。但对于“左憧熹衣物疏”学界普遍将其视为“功德疏”范畴,故大多学者统计时,以68件计为多。经过学界的不断努力,对衣物疏的研究成果正不断涌现。关于此项研究,已有学者做过一些梳理,今不揣浅陋,拟在此基础上,结合近新研究成果择要进行论述,以期对这一研究进展作更进一步窥探、吸收,并尝试挖掘其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一、“随葬衣物疏”的纪年、性质、源流与演变研究

第一,“随葬衣物疏”及其记载的相关纪年考证。

衣物疏中不乏具体纪年的记载,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便利了研究者对其相关出土文物及相关问题年代的判定与研究。马雍认为“白雀元年衣物券”两残片是属于上下端关系的统一件文书,并且对其中的“白雀”年号进行了详细考证,并认为改衣物券最可能是属于阚伯周至马儒时期(公元461-498 年)的文物(在麹氏王朝建立以前)。王素根据北凉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葬(79TAM383)出土的一件帛书随葬衣物疏的记载,对彭氏的族属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彭氏出身羌族,与沮渠蒙逊的联姻应发生在蒙逊与秃发傉檀对峙时期,即公元403-413年间。张铭心结合出土的麹氏高昌国时代36 件中有“纪年”的32件“衣物疏”,对墓砖“纪年”和衣物疏“纪年”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高昌墓砖“纪年”的性质,除了埋葬年月日的性质外,因墓砖的刻写一般在埋葬日进行,所以还有墓砖刻写年月日的性质。即使不是在埋葬日刻写,其“纪年”也要刻写埋葬年月日。这一问题在衣物疏的“纪年”中也是一样的。同时,由于辰日墓砖一方也没有的这一现象,可以肯定,高昌墓砖“纪年”的性质是埋葬年月日这一性质是不容否定的。相关研究还有王素《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和《高昌史稿统治编》、侯灿、吴美琳《吐鲁番晋一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等。

另外,侯灿根据TAM2号墓出土的“缘禾六年正月翟万衣物疏”和TAM62号墓出土的“缘禾五年六月随葬衣物疏”及TKM91号墓出土“缘禾五年六月翟阿富券草”等文书记载,对北凉“缘禾”年号进行了考证,认为该年号是公元433年沮渠蒙逊死后,其子牧犍嗣位次年以“缘禾”用其谐音奉北魏延和年号,其实际使用年数应是六年。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较多的关注。相关文章还有柳洪亮《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缘禾纪年及有关史实》、彭琪《北凉缘禾年号蠡测》、白须净真著、柳洪亮译《高昌阚爽政权与缘禾、建平纪年文书》、侯灿《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殷光明《北凉缘禾、太缘年号及相关问题之辨析》等。

第二,“随葬衣物疏”的性质、源流与发展演变。

关于吐鲁番衣物疏的性质问题,学界存有不同看法,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汪宁生认为高昌随葬衣物券当来源于内地古代的“遣册”。陈直认为“随葬衣物疏”继承了“遣册”的属性,但还不全面。遣册原本是纪实性的,而吐鲁番随葬衣物疏基本上是带有相当程度虚拟性的迷信文书。黄烈认为:“十六国高昌时期的随葬衣物疏已发展成为让死者上天入地的过所”。王仲荤认为“过所,就是通过关、戍、守捉的通行证明”。钱伯泉也认为衣物疏是死者前往阴间的“过所”(即“通行证”),上面开列随身携带的衣物和财富,其中所记物品,有的是殉葬的实物,有的则是虚夸的财富。郑学檬则认为:“过所主要是人的身份凭证,而随葬衣物疏主要是物的凭证,这些衣物疏已和汉墓遣册不完全相同了,它不是一份文字与实物基本一致的墓主随葬品清单,而是一份具有为死者祈求冥福意思的墓葬文书,它的性质和汉以来随葬的买地券相同,并且有冥世财产凭证性质”。孟宪实认为用过所比喻随葬衣物疏并非不妥,其在此基础上对各阶段的衣物疏性质及特征作了详细申说,认为随葬衣物疏充分反映了当时人的某些思想观念,其自身也有发展变化的规律可循。它只能是那段历史时期的产物,关于神、灵魂以及冥世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钟国发则认为高昌的随葬衣物疏之俗,正是一种既具有华夏传统葬俗的共性、又具有地域特色的丧葬习俗。这种衣物疏通常兼具随葬物品清单与解殃祈福凭单的两重属性,前一方面导源于遣册,后一方面溯源于告墓牍、墓前、镇墓文。

事实上,衣物疏自身存在着一个发展变化过程。侯灿把衣物疏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高昌郡至高昌王国前期,这个阶段的衣物疏由具有写实性质的随葬物品清单,初步发展为带有为死者祈求冥福的墓葬文书;第二阶段为麹氏高昌王国时期,这是衣物疏的盛行阶段,这个阶段的衣物疏为死者祈求冥福成为主要用途,与此同时墓砖随葬普遍发展起来;第三阶段为唐设西州前期,衣物疏衰落而为墓表墓志所取代。孟宪实则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上限无法确定,下限至前秦建元二十年(公元384年),早期的衣物疏应属于与遣册基本一致的比较简单的形式。第二阶段公元384-543年,显著变化是道教的渗入,衣物疏文核心是强调主人(死者)对随葬物品的唯一所有权,衣物疏变成了一篇由人间写给冥世的财产证明文件。第三阶段公元543-640年,已经演变为佛教轮回的通行证。第四阶段唐西州后,衣物疏衰落,演变成“邮件”,随葬品以邮寄的形式发往冥界。钟国发则把吐鲁番古墓随葬衣物疏的发展过程划为两大阶段。认为前一阶段格式较为随意,祈愿的内容比较具体,祈使的神灵不出于华夏传统信仰习俗的范围。后一阶段有一种基本固定的流行格式作为主潮,将亡灵纳入了佛法的庇护之下,祈愿的性质也稍近抽象。高昌居民随葬衣物琉的习俗,大约在高昌郡中期出现,至高昌国中期发展到最有特色的阶段,又在唐朝西州初期迅速消失,正与高昌地区政治与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相呼应。刘安志根据衣物疏的内容及性质,以阿斯塔那169号墓所出(高昌章和十三年(543)孝姿随葬衣物疏》为分界,分为前后二期,并认为吐鲁番前期的衣物疏与汉代的“告地策”与“衣物疏”并无太大的本质区别,吐鲁番所出公元543年以后衣物疏,其准确名称应为“移书”或“移文”。而吐鲁番所出移书(文)中的“东海”,其实就是冥间、黄泉、地下世界的代名词,是人死之后的归依之地。而池田温则把吐鲁番所出衣物疏与“死人移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白须净真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了“移书”的源流及演变。黄景春考察了高昌衣物疏的出土情况和演变历史,认为随葬衣物疏习俗在高昌延续了近三百年,依据疏文中体现的信仰内涵,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衣物疏主要体现中土的阴间观念,写法与汉魏物疏基本相同。第二阶段佛教信仰开始渗入衣物疏,佛僧也加入到书写队伍,但疏文仍保留较多道教和民间信仰的内容。第三阶段衣物疏日趋衰落,并在佛教地狱、轮回等观念影响下,最终被功德疏取代。宗教信仰改变是衣物疏衰落、被取代的主要原因。

刘安志在梳理了中古衣物疏的渊源流变之后发现,逮至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道教影响的增大,汉代以来的“衣物疏”逐渐演变为“移文”,最先出现于南方,其后则传播至北方,反映了南朝文化对北方的深刻影响;并将中古时期的买地券与衣物疏结合起来,看到了中古中国民众的冥世观念中,除了佛教的天堂地狱观念外,还存在着人死归于东海的观念,这一新的冥世观念最初产生于南方,后则传播至吐鲁番盆地,并为当地民众所奉行。

无论是“遣册”“过所”“财产凭证”亦或者“邮件”,其概念和性质都是具有历史相对性的。从以上分析可知,不管是其发展演变是分为两个、三个甚至四个阶段,就其实质一定是一种赋予死者在冥界的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是死者家属或好友为了保障往生者在另一个世界的利益而设置的,此种生者对死者的情怀是不容置疑的。相关研究还有:小田义久《吐鲁番出土の随葬衣物疏について》和《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の一考察》、小笠原宣秀《吐鲁番出土送仪礼关系文书考察之一-从随葬衣物疏到功德疏》、白须净真《<随葬衣物疏附加文言(死者移书)>的书式及其源流-吐鲁番盆地古坟群出土的随葬衣物疏研究》等。

二、“随葬衣物疏”的名物与形制研究

第一,“随葬衣物疏”的名物考证研究。

吐鲁番衣物疏中的名物品种达200余种,涉及研究中以考证类为多。崔乐泉根据出土的7件《随葬衣物疏》中记载的“踏鞠囊”进行了研究,认为蹴鞠是内地和高昌盛行的一种体育活动,“踏鞠囊”所指的是专门盛装这种球的袋子。而且所蹴之鞠还有用白绢制成的,有的小到能放到衣袖管里去。蒋礼鸿认为“蹹麴囊、蹹臼囊、久囊、合究囊,都是同一样东西,蹹麴即蹴鞠,踢毬。王启涛、徐华详认为蹹麴囊是击球或踢球、踩球时用的球网,用以踢蹋而为一游戏项目,可能来源于古代的军人训练或军中体育娱乐活动。周艳萍也认为蹹麴囊就是当时高昌地区的蹴鞠。陆娟娟认为这种“囊”是装球的袋子。常萍排比随葬衣物疏的内容,结合当时的服饰,同时参照出土文物,重新探讨“蹹麴囊”的性质和用途,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蹹麴囊”是一种保护腿部的护腿,一般用皮制成,也有绢质的,人们在穿浅帮鞋履时,配带“蹹麴囊”用以保护腿部。之所以用“蹹麴”命名,可能这种用具最早是蹴鞠活动时保护腿脚的。在543年以后出现“脚靡、鞾、靴”,这种用具也就逐渐被淘汰。

刘瑞明结合衣物疏对高国藩著《中国民俗探微—敦煌巫术与巫术流变》(河海出版社1993年版)的第九章《指甲巫术》第二节“指甲随葬-吐鲁番风俗”中的“故”“造尖”“手Δ”“脚靡”进行了辩误,并对其相关推论进行商榷,强调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细致、准确的基础研究的重要性。黑维强对衣物疏中“针氈”一词进行考释,认为“针氈”就是针线荷包,存放针(线)的生活小用具,也即现代方言中所说的“针扎”“针插”等。陆娟娟梳理了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手把”的用法,考证了“手把”的含义, 认为“手把”就是吐鲁番古墓葬中出土的木握手的名称。另文还结合吐鲁番出土衣物疏对《汉语大词典》“中衣”一词的义项进行了考证,认为在南北朝时“中衣”就已经成为下体内衣的名称了。彭金章对衣物疏记载的“脚靡”“脚米”以及它们与“脚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认为此种书写方式体现了当地习俗的发展变化过程。刘瑞明对衣物疏中的“占名”“沽名”“针毡”“鸡鸣枕”等词进行了考证。张小艳结合衣物疏记载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脚踱”“鲁囊”及“驮角”等三则词语进行了考释。王钊则根据衣物疏中记载的相关名物考证了衣物疏主的性别。

此外还有对“耳抱”“面衣”“覆面”“攀带”等名物进行探讨研究。如对于敷在死者头部的“面衣”和“覆面”的形制和作用就有较多争议,向达、侯灿、钱伯泉、周艳萍等学者认为面衣和覆面不是同一名物,而武伯纶、王炳华、孔祥星、尚衍斌、姜伯勤、吴震等学者认为面衣就是覆面。另外,衣物疏中记载了大量的纺织品,结合出土实物,学者们亦对其进行了一些探讨。

名物是衣物疏中记载的主体内容,涉及当时生产生活方方面面,对其的考证有利于从侧面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情况。关于名物研究,相关成果还有小笠原宣秀《吐鲁番出土宗教生活文书-西域文化研究(第三)》、小田义久《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和《有关新出随葬衣物疏的考察》、王璞《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藏高昌郡时代缺名衣物疏考》、崔碧茹《物质文化与性别秩序:以吐魯番出土高昌衣物疏为中心》、黄兆宏《关于〈吐魯番出土文书〉中的探讨》、周艳萍《吐魯番出土随葬衣物疏中“朱衣笼冠”考》、李娜颖《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所见“尖”考释》等。

第二,“随葬衣物疏”的书写与形制研究。

谢英明和塔玛拉·肖开提在研究《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汉字书体体例时认为公元543年,佛教在高昌的影响在随葬衣物疏中反映出来,不仅仅是衣物疏的内容与格式,作者也发生了变化,寺院的比丘(和尚)垄断了这项工作。这种风俗在高昌地区一直延续多年,直到唐西州时期,才逐渐改变。543年以前的随葬衣物疏主要使用了楷书和行书两种体式,但所使用的楷书还未能完全脱离隶书笔法,543年以后,由于书写者的改变,随葬衣物疏的书写工整了许多,多少受到写经书法的影响。洪艺芳对吐鲁番文书(其中包括大量衣物疏)中的物量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廖名春对吐鲁番文书中的使用频率较高的“次”“道”“屯”等18个物量词进行了考辩,溯源追流,既揭示其演化规律,又阐明其具体内涵。颜秀萍研究了衣物疏中的“立”“腰”“颜”三个物量词,认为物量词的使用具有随意性、固定化、时间性和地域性的特点。敏春芳、马有以《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为基础材料,结合衣物疏等文书对其中的一些衣物量词如“腰立”“并对领”“颜头顶”“两(量)”等作了溯本求源的考释。时兵根据亦对出土衣物疏中某些称量词的释读,考察了量词“立”与“勾”并指出它们应分别读作“袭”与“绺”。刘瑞明认为“故”是“右”字的讹变,当时的书写人把“有”代写为“右”。“右”又曾形误为“古”,书写时又误为故旧意的“故”。陈国灿指出,令狐孝忠衣物疏中,“今薄明枣终”应为“今薄命早终”等此类误写情况。这说明高昌地区的人,当时的确书写用汉字,说话发的也是汉音,只是汉语水平并不高。另外,王启涛和黑维强的系列论文也对衣物疏及相关文书中的相关用词进行了集中考释。

三、“随葬衣物疏”与社会变迁史研究

第一,“随葬衣物疏”与宗教史研究。

所谓衣物疏,是条列衣物名目、数量的单子, 供死者带到阴间的。其内容基本上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衣物名目及数量,另一部分是咒语。毋庸置疑,衣物疏本身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研究者主要从衣物疏中所反映的佛、道及民间的宗教信仰方面进行解读。

黄烈认为高昌随葬衣物疏“反映了比较浓厚的道教影响”。孟宪实又把道教的影响作为划定吐鲁番随葬衣物疏第二阶段的标志。陈国灿先生又据以推论高昌流行道教天神观。钟国发认为高昌随葬衣物疏中的道教影响,并无确定可靠的证据。吐鲁番随葬衣物疏第一阶段的特点,就是沿袭着早于佛道两教的华夏传统信仰习俗。这些传统习俗,在佛教观念主宰了高昌葬俗的下一阶段,仍然有大量的表现。在以佛教观念占据主导地位为特点的吐鲁番古墓随葬衣物疏的第二阶段,高昌随葬衣物疏之俗从公元543年开始一举转入佛教的轨道,不象是自发的社会现象,恐怕是高昌佛教界有意识地发起了一场移风易俗运动的结果。

马雍认为十六国时期随葬衣物疏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其内容中丝毫没有见到佛教的色彩。可以想见,当时此地的佛教可能仅流行于上层贵族中间,尚未深入到一般民众中去,民间的风俗习惯仍保持汉魏时代汉族的传统,而未受到佛教的影响

党燕妮、翁鸿涛以吐鲁番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所出65件随葬衣物疏及功德疏为对象,分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衣物疏从最初古朴的遣策到带有传统神仙思想和道教影响痕迹,是为其发展初期;衣物疏发展到顶盛期,佛教思想占据了突出地位,但道教及传统神仙思想仍占一席之地,未被排挤出去;衣物疏进入衰落期,则纯粹变为佛家的功德疏了。随葬衣物疏中宗教信仰观念的变化,再次证实了高昌地区民间宗教信仰由“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向以佛教立国,佛教思想逐渐深入民众生活各方面的发展过程,并与中原地区的佛教发展相一致。针对“俗事天神,兼信佛法”的描写,陈国灿认为与高昌国真实的历史实际并不合适。佛教在高昌王国已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信仰,它与儒家的忠孝伦理思想体系、道教的天神观念相结合,构成了古代高昌王国的精神世界。而这一精神文化世界,正是中国儒、道、佛传统文化的一种延伸。马高强、钱光胜则认为高昌人冥界观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约在高昌章和五年(535)以前,人们认为人死之后“上天入地”,这种冥观基本上与中原相似。第二阶段,佛教的影响开始显现,五道大神信仰在高昌人的冥观里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但此时的高昌人也有自己独特之处,如“海东头、海西壁”是他们魂归之处,显得与中原不同。第三阶段,佛教地狱观念比较彻底地占据了高昌人的冥观,随葬衣物疏退出了历史舞台,出现的是记载写经诵经的功德疏。这一切表明,他们的冥界已是佛家的地狱。

杨戬以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几件衣物疏所载内容为例,对高昌国三种信仰的流变进行了浅析,认为统治者利用宗教稳固政权,出于实用主义态度,佛教、道教及对天神的信仰兼容并蓄地被他们所接受并呈共存发展状态,从而流变出了高昌国自己的地方特色。

刘昭瑞从“东海”一语看衣物疏的主题及与“疑伪”佛经的关系;从随葬《孝经》看儒、佛、道关系;从“律令”一语看早期道教诸神的演变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高昌衣物疏中似乎反映出有与一向被视为“佛、道杂揉”的“疑伪”佛经内容相似的东西,而佛、道杂揉也正是衣物疏的主要特色;儒家经典《孝经》具有儒、佛、道三者之间的联系点的作用;吐鲁番出土的高昌时期衣物疏中的“如律令”之“律令”,应指天帝的律令。

另外,日本学者,池田温、白须净真、小田义久等对衣物疏中宗教问题,也做了较多关注,孟宪实先生在论著中曾作过相关介绍。从以上分析可知,衣物疏中所反映的宗教思想的演变大致为由道教思想向佛教思想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又参杂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别于佛道的宗教思想,这充分展现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发展和演变样态。

第二,“随葬衣物疏”与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史研究。

孔祥星研究了十六国和麹氏高昌时期39份衣物疏的形式与内容,认为麹氏高昌时期的衣物疏已具备了较完整的内容与格式。此外还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衣物疏上的纺织品名目及特点,认为十六国时期与麹氏高昌时期纺织品成品的名目有不少差别,质料发生了很大变化,衣料的种类也有很多不同。反映出麹氏高昌时期人们对衣著有了新的要求,较高级的丝织品得到更广泛的应用;高级丝织品获得迅速发展,市场流通量增大,品类增多;棉纺织手工业也有了重要发展。韩香根据衣物疏的记载认为石灰在高昌人的观念中具有镇墓和实用价值,在古代高昌及整个新疆地区应用较普遍,且具备较发达的石灰业。裴成国注意到高昌国中晚期的男性衣物疏中随附弓箭的现象非常突出,结合墓葬壁画、出土文书及墓志资料反映的信息,提出骑射是当时男子的必备技能,高昌国形成了骑射之风的观点。高昌郡及高昌国前期的衣物疏中登载弩机,高昌国中晚期衣物疏中登载弓箭,时间大体前后相继; 登载弩机是延续河西地区衣物疏的传统,具有镇墓意义,而高昌国中后期登载弓箭的且仅限男子衣物疏,这是现实生活中弓箭重要性在衣物疏中的表达。董永强认为《孝经》被列在多件新疆吐鲁番古墓群中出土的陪葬品清单-衣物疏中,此现象是高昌国及唐西州时期当地百姓以《孝经》陪葬习俗的反映。考古资料证实,所列《孝经》并非衣物疏的虚记,而是墓主生前所用、死后随葬的陪葬品。此俗因袭于汉魏以来中原地区汉人的丧葬习俗。中原历代统治者推崇《孝经》,以《孝经》等儒家文化教育子弟;另外,统治者还用法令制度确保《孝经》中孝的精神得以严格执行,这是唐西州百姓陪葬《孝经》的深层原因。李清凌则从衣物疏的“衣物”质料、史料价值、反映的丧葬观念和习俗等方面进行了考察。

小结

综上所说,与吐鲁番出土衣物疏相关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衣物疏本身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形制、书写、发展演变等问题,尤其是针对其中的名物的考证和辨析;另一种是运用衣物疏中的部分信息解决相关问题,如探讨宗教、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演变。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界研究衣物疏时,较注重从历史考古、语言文字等视角进行考证研究,尤其重视名物词的考证和辨析,对衣物疏中所反映的宗教思想及演变也关注较多,但对于衣物疏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研究重视不够。衣物疏向世人展示了高昌人对钱财的追求和他们的经济生活,尽管有虚记或夸大的成分,但衣物疏中条陈了各式物品,是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缩影,如对出土丝织品的种类、数量、纹样等方面的记载,就可以从一个侧面很好的反映出当时的纺织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情况。再有,衣物疏中记载了大量的日常生活消费品,若能从消费的视角,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去探讨当时社会的消费类型、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意识、消费伦理、消费文化等问题则大有可拓展空间。

另外,现有成果中不乏商榷辩误之文,这一点亦值得注意。随葬衣物疏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的一种,是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它的发现和研究固然可以补充甚至填补历史学研究的空白。然而,要想更加充分的解读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实物证据”的功能,就必须对传世文献的有更充分的掌握。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说过:“所谓新材料,并非从天空中掉下来的,乃指新发现,或原藏于他处,或本为旧材料而加以新注意、新解释。(旧材料而予以新解释,很危险。如作史论的专门翻案,往往牵强附会,要戒惕。)必须对旧材料很熟,才能利用新材料。因为新材料是零星发现的,是片断的。旧材料熟,才能把新材料安置于适宜的地位。”的确,考证的结论只能是增加接近真实的可能,但不能代替真实。因此,如何将新材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在更加广度和深度地解决史学研究中的争议与讨论,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努力探索的。(为方便手机阅读原文注释从略)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经济史评论》2018年第1期

责编:齐云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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