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南大道与特区39年:冒险,雄心与失落

原标题:深南大道与特区39年:冒险,雄心与失落

1981年,新任市长梁湘到任不久,就暂停了施工中的电子大厦项目。

电子大厦高达69.9米,共20层,是当时深圳唯一在建的高层建筑。在举目望去除了民房就是农田的村野中,它无疑是特区建设的定海神针,观望的外商们,在落马洲遥看着施工进度,揣测着改革的潜力和机遇。

但它施工的位置,给规划中的深南大道仅留下50米的宽度。对于踌躇满志的改革者们来说,它挡的不止是道路,更是开拓魄力和城市发展高度。一位老华侨在特区成立之初,就写信给市政府,“根据外国经验,一定要把路搞宽,开始建设不搞宽,将来发展了,路不够宽,后悔就完了”。

梁湘动过拆楼重建的念头,但考虑到后果,最终放弃。真正意义上的深南大道,在这样的遗憾中开建。

1984年底,50米宽的深南路一路延伸到上海宾馆,深圳被带出狭小的罗湖,一路向西长成了城市梦想的横贯线,瓦房和荒草地上,国贸大厦、地王大厦、华强北、车公庙、科技园、深大,一个个代表着时代记忆的符号沿着道路渐次生长。怀揣梦想的人流奔赴而来,寻求他们的大江大河、希望与荣光。

从国贸到华强北,再到粤海街道,沿着深南大道,你能看见深圳40年的产业升级之路,特区在冲破体制的冒险中,在种种非议与责难中,历经前进、徘徊,又前进、再徘徊的螺旋行进。

破釜沉舟,背水一战

1981年3月18日,初春。梁湘从广州出发,在东莞县换渡两次船,又在沙土路上颠簸几个小时后,抵达深圳。眼前的经济特区,只有东门的一条街道,长约200米,破旧狭窄,没有路灯。

迎接这位新市长的,是“苍蝇蚊子沙井蠔,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80年代的深圳,与香港一水之隔,却是天壤之别,青壮年们以命相搏,也要偷渡到对岸讨条出路。

贫困,是困扰整个国家的难题。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

改革迫在眉睫,在特区这块试验田上,如何摸着石头过河?摆在梁湘面前的,是一道全新的命题。来之前,他不是没有犹豫过,最终抱着“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奔赴深圳。

前任吴南生将深圳定位于出口加工区。这远远满足不了梁湘,很快,他给出了深圳的新蓝图——现代化的综合性城市。

几年间,顶着特区要“变天”的非议,背着“出卖主权”的骂名,他以政治前途冒险,创下了“深圳速度”和“一夜城”的神话,真正打开了特区改革的局面。

到1985年底,罗湖建起了数十栋高层建筑,组成了中国的第一代摩天大楼方阵,其中大部分工程,由2万多南下基建工程兵完成。

到1985年为止,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共有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多达4696宗,协议投资金额为33.5亿美元,占到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工业总产值由1979年的6061万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亿元。

改革的大幕,拉开的已不是一角:

1983年,39岁的任正非离开部队南下深圳,他所在的南油集团位于当时的粤海门村,也就是今天的粤海街道办,附近只有一条五米见宽,两边都是黄土的小道,名为深南路。

次年,一个叫马化腾的13岁少年,跟随父母由海南来到深圳。32年后,他用少见的炽热笔触,回忆起初到深圳的震撼:“看到了著名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招牌,心立刻被深深地震动了,这是当年中国整个政治经济环境下不可能听到的大胆想法,但又像夜幕中的一道闪电、春天里的一声惊雷,时不我待。”

35岁的章必功,也在1984年从北大文学系研究生毕业来到深大,“给我的感觉是热气腾腾、意气奋发的”。章必功选择深圳的理由很简单,可以一并解决他和妻子的工作、户口问题。凭借一串优厚的政策,深圳在全国招揽了大批的早期建设人才。

任何投入其中的人,都能感触熊熊燃烧的激情。1986年梁湘在离任讲话中,动情地吟诵起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句:“如果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

90年代 一切都在破与立之间

1992年1月,总设计师来到深圳,站在国贸大厦53层旋转餐厅,他俯瞰着这座新生的城市——道路纵横,楼宇入云。几天后他从蛇口去珠海,分别后又转过头来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1992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视察

邓公南巡过后,超4000万人流入广东。内地的官员、机关职工、大学生、打工者、第一批股民,理想家和淘金者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这座沿海城市。

这一年,深圳的出口贸易额位列全国第一,深交所宣布发售新股抽签表500万张。百万淘金者们南下,车船票飞涨,25元船票涨到100元,30元汽车票卖到200元。

紧迫感之下,深南大道从上海宾馆向西开建,全长18.8公里,最宽160米。这样的宽度在国内尚属先例,在诟病、冷嘲热讽中,道路以可见的速度一天天生长,如同城市的脊椎,串起东门路、红岭路、上步路、华强路之后,再一路向西延展,串联起一座城市。

这一年,江西女孩胡晓梅,在每个周二、周四的晚上,骑着自行车,“幸福得像梦游一样”,从梧桐山脚下行至深南路的起点,再拐至解放路,走进那座破旧的小楼,以一句“在这样深的夜里”,给这座无根的城市,注入柔软的味道。

她大学毕业后,揣着450块钱和一张毕业证书来到深圳,通过自荐当上电台《夜空不寂寞》每周两天的代班主持人,其余的时间,她是梧桐山下一间不知名矿泉水厂的化验员。

胡晓梅的主持风格大胆又充满个性,如规劝年轻人不必害怕婚前同居,常常令观念传统的主管官员头疼。远离故乡的人们,则从不同的人生参照中,寻求解决自身困境的钥匙。

每天晚上,大约有200万人收听她的电台节目,这个记录保持了15年,成为一代深圳人的精神寄托。今日大V们渴望的夜夜百万+,早就被她实现。

每天晚上,她的声音,回荡在深南路两侧的工棚和厂房,和日渐崛起的高楼里,再蔓延至二线关外,数不清的加工厂区内。打工女孩燕子,为了不错过胡晓梅的声音,在冲凉的时候,也要把收音机带进浴室,放置于狭窄的窗台上。

胡晓梅将她的成功,归因于这个城市的独特基因。背井离乡的孤独,最前卫和最传统的观念剧烈碰撞,紧张高效中充斥着迷茫空虚。在生存压力和情感需求的双重夹击下,人性的复杂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一座流动的城市是最有希望产生新秩序的地方,一切在破与立之间。

规则和秩序在混沌中初建,破与立之间,城市与个体的命运都迎来了转圜的巨大机遇,胡晓梅在7年后,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金话筒获奖者。她的听众燕子,在电波陪伴的日子里,把攒下的工资交了学费,几年后在深圳成为一名同声传译。

1993年,深圳大学计算机系的马化腾和会计系的孟晚舟也毕业了,他们对未来一无所知,但最终会印证新华字典上的那一句经典——“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掘金华强北,离开华强北

华强北的黄金时代,终结于2008年。

即便荣光不再,提起华强北,吴海军不吝赞美:“如果民营企业是野生动物,华强北就是自然保护区。

1988年3月28日,深南大道与华强路交汇处,赛格工业发展大厦的一层的小半区域被分隔开, 改为200多个柜台摊位,成立电子配套市场,开启了华强北的电子产品贸易集散地时代。

赛格电子器材配套市场

对于赛格创始人马福元来说,这个决定冒着极大风险:“配套市场是和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对立的,是对着干的”。

市场需求又迫在眉睫,当时元器件以“统筹调配”为主,要采购必须通过电子工业部,很多企业为了电阻、电容一类的小东西,还需要奔赴北京上海。深圳电子业已经发展了10年,行业瞬息万变,蜗牛般的采购体制,无疑是扼住了电子业的咽喉。

因此,甫一成立,电子配套市场就爆发出强大的生命力:1998年底,当年成交额达400万元,到了1990年,赛格工业发展大厦8层楼全部被柜台占满。很快,华强路和深南大道两侧,电子商城开始四处开花。

1994年,研究生毕业的吴海军南下,在赛格租下A218柜台。他周围的柜台小老板,有农民、流水线工人,也有公司职员、大学生。

1995年春节前夕,嗅到电脑进入家庭后的硬盘需求,吴海军扫空了香港供应商的所有库存硬盘,市场比他预想的还要火爆,手中100多元的硬盘涨到400元,他也初尝华强北的创富甜蜜。

对于那个时代的掘金者们来说,华强北无疑是糖与蜜之地——巅峰期每天50万人流来来往往,每年资金流量达3000亿元人民币,电子元件按斤出售,电脑、手机、视听产品,从整机到零件随处可寻。在这个亚洲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组装一部手机的200多个元器件,开车在方圆两小时路程内就能凑齐。

1米柜台背后创造了无数个造福传奇,在华强北商人谢嘉鹏的记忆里,他的财富以瞠目结舌的速度累积——“每天将四个店的现金用纸箱装好,再集中到一个大箱子里,用板车拉到门口的银行存钱。单日一笔交易都是过10万元。每晚消费一两万都很正常,曾经一晚上花了7万请朋友喝酒。”

2001年,吴海军离开华强北,搬到坂田与华为相邻,创立神舟电脑。同样,得益于华强北背后的强大供应链,神舟的第一代产品,售价只有竞品的20%。

从创富到创业,从交易到制造,从代工到自主品牌……在这份华丽转身的名单上,除了吴海军的神舟,还有同洲电子、洪恩软件、品胜、TP-LINK路由器等,你很难数得清楚,深圳的民营企业家,究竟有多少人,第一桶金来自华强北。

掘金华强北,走出华强北。这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也是一个城市的缩影。

“华强北背后实质是深圳的一套市场化机制,自由进出,有模仿,也有消化吸收,逐步有创新,再在某些领域走到前沿。”经济学家樊纲如此评价。

任正非与马化腾的技术焦虑

离开华强北的人群中,还有马化腾。

腾讯的业务看起来和华强北关系不大,但从初创到上市,他们在此差不多呆了10年。2014年7月,腾讯搬离赛格,来到深南大道北侧的飞亚达大厦。

从世俗意义上讲,马化腾这一年称得上“春风得意马蹄疾”。他先是在港交所敲钟,其后告别单身,和妻子在威尼斯酒店举行了一场并不张扬的婚礼。

但他过得并不轻松,三大门户巨头和包括BAT在内的后起之秀,都在抢夺第二个互联网时代的船票,鲜有人认为腾讯将改变历史。酝酿几个月后,他似乎找到了通往新世界之路——“提供一切在线生活,希望产品和服务像水和电一样融入生活”。

果然,婚姻让一个男人学会成长,马化腾一下子成为中国几亿女孩的Soulmate——“记得住你的生日,清楚你的喜好,喜欢保存你的照片,还了解你的家人……”这个身份,也让他成为BAT崛起之际的最大赢家,2010年腾讯的中报中,半年利润比百度、阿里巴巴、新浪和搜狐4家加起来都要多。

2004年的任正非做了一个至关紧要的决定。因为押注CDMA而在国内一败涂地的华为,好不容易抓住海外市场这根稻草,冲出重围,但芯片却掌控在西方手中,他决定自主研发芯片,那是做山寨机赚钱最轻松的年代。

他找来海思掌门人何庭波,“给你2万人,每年4亿美金的研发经费,一定要站起来!任正非说。何庭波吓坏了,当时整个华为只有3万人,研发不到10亿美元。

任正非在研发上的不计成本由来已久1990年,靠倒卖交换机赚得第一桶金,任正非决定搞自主研发。1992年,他带着团队搬到深圳科技工业园深意大厦,彼时的粤海门村,刚刚升级为街道办,四周多为滩涂,涨潮或暴雨都能淹没一大片,坐车在灰土飞扬的深南路上,繁体字的“华为”一不小心会看成“华鸟”。

就在这里,郑宝用和郭平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次年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任正非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尝到研发甜头的任正非,开始大手笔招揽人才。在最困难的时期,任正非靠借高利贷给科研人员发着高工资。

2009年,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的市场份额。几个月后,欧盟对华为的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印度禁止进口华为产品。

2010年12月,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此时苹果带着完整的供应链和成熟的技术进入中国,顺便给山寨机判了死刑,华为的自主高端来得恰如其分。

同一时间,张小龙在广州,手指夹着KENT牌香烟,开始了微信的第一代研发。到了2011年的年末,马化腾已笃定,他和新浪之间的微博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为手机而生的微信,替腾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抢下了一个无可替代的入口。在这场战争中,他们甚至都没有遇到势均力敌的对手。

从芯片到外壳的自主高端,华为走的一路艰辛。2012年,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推出,作为第一款自主芯片机,它散热乏力、频现卡顿,销量雪崩,差评如潮,任正非一怒之下,当着团队的面摔碎了手中的华为手机。

其后,搭载“华为芯”K3V2,华为陆续发布了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转型之作”P6,口碑一如既往扑街,只要在网上提起提起海思的K3V2,便是骂声一片。

2013年6月,华为发布4G芯片麒麟920,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2014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

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是国家15年里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7倍。

2018年,一位叫做Pony Ma的知乎用户,在网上提问“未来十年哪些基础科学突破会影响互联网科技产业”,这个问题得到了3300多个回答,11万关注。他的上一个提问在2012年,问的是下一个十年互联网升级的方向。

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腾讯的HR开始频繁出现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上。这让科学家们意外,过去这些人通常来自华为。腾讯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科技布局。其中,探索性的实验室矩阵涵盖了机器人、量子计算、5G、边缘计算和loTOT物联网。

你看,那个拿着高倍望眼镜观测哈雷彗星的少年,跨过互联网上的人山人海,又把目光转向了人类的星辰大海——基础科学。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发生了几件有意思的事情:

腾讯升级了使命愿景——“用户为本 科技向善” ,张志东解释,所谓科技向善,除了帮助产业生态,未来科技应该帮助社会缓解痛苦。

同一天,华为20亿奖金的消息登上了热搜。

还有一则不怎么被人注意的消息——华为一位44岁女职工“被退休”。

一个华为离职员工对此的评论是“狼性有余,人性不足”。

城市的背面

从腾讯大厦出发,沿着深南大道往东步行不到3000米,就到了白石洲。在华侨城豪宅的环绕中,这里为租客提供着最低廉的生活成本,过去20多年,它迎来送往了超过300万深漂,有不少人在此居住了30多年。

作为深南大道上最后一个城中村王国,它在今年7月份启动了消亡的按钮,数万人渐次离开。

过去10年间,经常有人拷问深圳“城市的良心”——由于城市地下管网的历史欠账,路面坍塌、洪涝事故连年不断。

“城市的良心”这个说法源于雨果的《悲惨世界》,他老人家原本的意思是,下水道是低收入者最后的庇护之所,所以也代表着一个城市最后的良心。我们的下水道太糟,城中村承担了庇护的责任,白石洲因此被叫作“城市的下水”。

一个城市有光面也有背面,深南大道无疑是最光鲜美丽的一面,临近大湾区一带,高楼为人们提供着绝佳视角——早上浸透了海水的红日从深圳湾缓缓升起,大朵大朵的云团在天上吞吐变幻,傍晚的霞光如十四行诗般瑰丽。

光面我们有很多的词语形容:创新、高效、规则、高科技……背面讲起来则是一言难尽,因为其太复杂难解。

激流40年的繁荣之下,我们看到不同层面的焦虑和不安——高昂的居住成本,教育、医疗、养老资源的短缺,漫长的通勤和高强度工作……

知乎上有个提问叫做“深圳最令你无法割舍的是什么”,排在第一位的回答是“上完大学去迁户口,到了才发现要预约,可是第二天我就要出国,跟工作人员沟通后,他们破例给我办了,但要求我留下机票复印件,用作存档”。

激情燃烧的岁月过去,一个城市的智慧和温度,也许是最令我们向往的东西。

参考资料:

《大道30:深南大道上的国家记忆》,李咏涛,2009年.

《梁湘:创建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南方报业网,2008年1月

《深圳“最牛街道”的硬核往事》,中国新闻周刊,2019.06.

《深圳:1979》,侠客岛,2019.08.

《特区30年:探索者的精神遗产》,瞭望东方周刊 ,2010.08

《深大的勃兴与南科大的沉寂》,南方都市报,2012.2

《腾讯传》,吴晓波,2016.

《腾讯科技升级1000天:团战、登月与烟囱革命》,腾讯谷雨,2019.11.

《说吧,寂寞》,胡晓梅,2000.

《深圳制造:历史进程中的华为和富士康》,饭统戴老板,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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