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抗美援朝工作的点滴回忆

原标题:我参加抗美援朝工作的点滴回忆

今年春节期间,我收拾东西,拿出存放多年的参加抗美援朝工作的报纸、纪念章、照片和留言本给女儿看。女儿非常惊讶我将这些东西保存了近70年。她鼓励我把当年的情况写一写。但是由于年代久远,那时我又没有写日记,我只能试着回忆一下那段往事。

康天锦(95岁)、沈玲英(89岁,笔者)夫妇合影,拍摄于2019年4月

一、我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工作

1950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我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天津市医务界也行动起来了,医护人员都积极报名,纷纷要求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

沈玲英在抗美援朝时期的照片

当时,我只有二十岁,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当护士助理员,是一名青年团员,也积极报了名。我有幸被批准成为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成员(首批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称为第一大队,第一大队回来后,又陆续组建第二大队、第三大队)。

沈玲英在抗美援朝时期的照片

出发前,医疗队发给每个队员一件美式皮猴、一套棉衣裤、一双高筒军用大皮靴,个人自带被褥。当时我在医院宿舍使用的被褥很旧也很单薄,带不出去,需另做加厚的被褥,我当时没有买棉花买布的钱,家里也拿不出钱来,于是,我到本院化验室卖了300毫升的血,解放初期天津市还没有成立血站,各医院用血都是自采。我用这笔钱做了两床棉被、一条棉褥子

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包括全市各大医院的骨干医生,如骨科方先之,外科张天惠、虞颂庭、吴咸中、雷爱德,耳鼻喉科步丰驹,眼科魏景文等。我们医院参加医疗队的有外科大夫张化新、张国强、粟青芳、内科大夫张英福等以及护士李莉莱和我。

沈玲英参加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纪念章

医疗队第一大队队长是万福恩,他是华北纺织管理局第一医院院长,他本身也是外科大夫。副队长兼政委(那时叫协理员)李盛礼是一位长征干部,副政委林子平也是一位老干部。

出发前的几天,天津市市长黄敬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为大家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当时的《进步日报》用一个整版刊登了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全体人员的情况和照片。我的名字和照片也在其中。这份报纸我一直珍藏至今。

出发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场面非常热烈。我的二哥也来为我送行,到现在我还记得火车开动时,二哥热泪盈眶和我挥手告别的画面。

我们医疗队驻扎在黑龙江省洮南县(后划归吉林省)的后方医院。这个后方医院由一个大庙和一排排平房组成。那时,东北的天气非常寒冷,病房的玻璃上结满了冰霜,就像磨砂玻璃,从窗户根本看不到外面,病房门窗外的上方还挂着一条条的冰凌。但是病房里面却温暖如春。

我所在的病房住着手术后的康复病人。有的在养伤可以下地走走,有的则躺在床上,有的伤口已经感染流脓流血,需要每天清理伤口换药,我见到一个伤员身体非常虚弱面色焦黄,趴在床上,臀部伤口很深很大,布满了脓血,痛苦万分。大夫小心翼翼的为他清理伤口换药,我站在一边端着换药盘子,我的心抽的紧紧的像是给我换药一样,实在不忍心看。

有的伤员在换药时解开棉袄,那棉袄里面爬满了像芝麻粒一样的白里透红的小虫子,这原来是虱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虱子。我每天除了帮助大夫换药外,余下的时间就在病房巡视护理,真诚的为伤员服务。

医疗队的医生,都是经验丰富的医疗高手,在他们面前我就是一个孩子,他们都非常关心爱护我,我觉得自己就像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

我在医疗队里担任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为伤员治病之余,也协助组织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

医疗队的宿舍,也是一排平房,队员们分别住在各个房间里。因为人多房子少,只好挤着住。可以说是一间屋子半间炕,我们屋一共睡五个人,我睡在炕的中间,每个人也就二尺宽的地方,人挨着人。虽然是凉炕,因为挤着睡,并不觉得冷。

厕所在宿舍的对面,共有4-5个蹲坑,因厕所前后冒风,大便后也没有臭味,有人当笑话说:“大便后粪便立即结冰,必须用棍子敲才能下来,不用手纸了”。

我们医疗队在洮南县后方医院工作时,和当地的医护人员关系处的很融洽。他们的医生随着我们的医生一起查房、一起手术,我们的护士和当地的护士一起护理病人,对提高他们的医疗和护理水平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们将要离开洮南时,曾经在一起开了一个联欢会。日籍护士佐藤好子表演了一段乌克兰舞,舞姿非常优美,记忆犹新。

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医疗队每三个月一轮换),我和伤员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伤员们临别时送给我照片留念、在我的小本上留言。

医疗队的工作即将结束时,队长万福恩、政委李盛礼、林子平,医生方先之、雷爱德、吴咸中、虞颂庭、步丰驹等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都在我的小本上写了留言。

我在医疗队的工作,从19501126日起,至19512月底结束。医疗队工作结束后,我仍然回到天津市第三医院上班。

二、我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工作

19513月,我从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回来,得知组织上已决定将我们这批解放前参加工作,还没有护士职称的护士助理员保送到天津市护士学校培训一年取得正式护士资格,第一期4月份开学。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积极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这时,中央已经组织了一个由全国各界、各民族、各地区代表组成500多人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准备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根据天津市委的要求,天津市卫生局已决定从总医院调医生卢倜章、护士迟维先、从我们医院抽调护士李莉莱为慰问团的各界代表服务,准备4月份出发。

在出发前的一天,李莉莱突然发高烧,无法在第二天出行,医院领导决定临时换人,让我代替李莉莱参加慰问团的工作,而我4月份的去护校学习,领导决定让我改在6月份的第二期培训班学习。

因时间紧迫,我没有时间告诉家里我将要去朝鲜的事,就随大队人马出发了,十多天后家里知道了这个消息,那时我人已在朝鲜了。全家人为我担惊受怕,尤其是我的父亲,由于担心,十多天睡不着觉。

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共有500多人,除总团外,下设五个分团,总团团长是廖承志,副团长是陈沂、田汉。我所在的第五分团,包括北京、天津等省市,团长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明河,副团长有天津仁立毛织厂董事长朱继圣、天津市中苏友好协会秘书长方纪。

天津市一共有7-8位代表参加第五分团。有天津市妇联主席岳淑卿、天津市学联主席张济、民革天津市分部郝伯时、天津市公安总队队长黄兴、天津钢厂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潘长友、天津市曲艺团相声演员常宝堃(艺名小蘑菇)、琴师程树棠等。还有随团工作人员报社记者卢倜章、迟维先和我等医务人员等。

沈玲英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纪念章

慰问团发给每人棉军服一套包括棉衣、棉裤、一条军用棉被、一件军用雨衣、一个军用水壶、一个绿色背米袋,还有两斤炒面和一大包辣椒粉。

我们这500多人的慰问团,乘专列火车首站到达沈阳后,进行休整。经磋商,认为就当时的残酷环境,每个分团人数太多,活动不便,临时决定将原来的5个分团改为7个分团。67分团从原来的5个分团人员中抽调,还从东北抽调了一部分人。各分团随团工作的医护人员也要调整。就这样,我从第5分团调到第7分团,和一位从部队调来的李医生组成了医疗小组,为7分团代表服务。现在在网上搜索,我的名字依然在第五分团。

还记得,第7分团有一位记者徐震,来自东北青年报社。还有个杂技团随团慰问演出。这个杂技团成员是由一家人组成,父亲是团长,两位母亲和孩子们都是演员。第7分团在朝鲜拍合影时,我抱着杂技团的孩子。

慰问团休整后从沈阳出发,坐专列一直到达中朝边境安东(现丹东),到安东后,各分团分小组改乘卡车傍晚时出发,过鸭绿江大桥。我们7分团几十个人分乘两辆卡车入朝,我和李医生各乘一辆,各自带药箱背包为本车代表医疗服务。

在过鸭绿江大桥时险象环生,因大桥已被炸断,志愿军工程兵屡断屡修,不误人员过江。我们的卡车过江时,志愿军十多位战士泡在水中抢修,有的正在打桩,有的双手扶着桥板,让我们的汽车安全通过。

当我们进入朝鲜新义州时,天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因为空袭,汽车不能开大灯,道路崎岖不平且山多,经常是爬完一座山又接着爬另一座山,汽车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时很危险,车开的很慢怕翻车。代表们也都害怕,上怕飞机轰炸下怕汽车翻车。

每晚行军,我们坐在卡车上。天空经常出现一串串照明弹和飞机,车上的人一见照明弹就说:“挂灯了!挂灯了”。可我当时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因为飞机和照明弹看多了,并不觉得害怕。当时,我和几个工作人员都坐在卡车的最后面,汽车一颠,把我们颠的老高,下来时我们就哈哈大笑。有的代表说我们:“你们这样说笑,让飞机上的敌军听到了怎么办”?我们几个还是说笑不停。因为坐汽车颠簸,我的尾骨受了伤,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正常坐着。

那几天,我们是夜里行军,坐卡车爬山,白天在防空洞内休息和活动,我们7分团慰问的对象是志愿军汽车兵。他们分在几个地方,我们就开车去几个地方慰问。

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的汽车就停下来,在一个山洞中开慰问大会。慰问会先由团长或代表讲话慰问,然后发慰问信和慰问品。慰问品有钢笔和手表等。接下来由杂技团演出。结束后再到下一个地方。

在我们前进途中,有两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一次,杂技团一个女孩子练功走钢丝不小心掉下来了,人骑在钢丝上受了伤,下身起了大血泡,在行军途中由于汽车颠簸,血泡破了,弄湿了好几条裤子。事后想想,如果当时用注射器把血泡的血抽出来就好了。还有一件事,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因山洞面积有限,我们这一车人不在一个洞里,我为一位代表到另一个山洞去送药,走在半道,天上出现了飞机,我无处躲藏只好就地蹲下。幸好飞机没有发现目标,很快就飞走了。

被美军蹂躏的朝鲜土地那时已经成了一片废墟,完整的房子很少。在行军途中,我们有时白天住在朝鲜老乡的房子里。有的房子空无一人。屋子里靠墙有几件简单的家具,地面铺的全部是榻榻米(席子),人们光着脚踩踏在上面,也可以席地而坐、席地而卧。有人的地方都是朝鲜妇女、儿童和老人。我见到,有的朝鲜妇女头顶着物资支援前线,有的在残余的土地上劳作。

朝鲜老乡待人热情、淳朴。年纪大的,我们叫她“阿妈妮”(奶奶),年纪轻的,我们叫她“阿兹妮”(大嫂)。有时也有叫错的时候,她们听了笑笑而已。

在我们入朝前,慰问团给每人发了一个会话的小册子,简单的朝鲜话,如飞机叫“扁机”,汽车叫“卡登卡”等。所以,一些简单的朝鲜话我们还是能听懂的。

我们从入朝的那天起,在黑夜里就看到远处的山上着火,大火连成一片像是一条火龙,山连着山在烧,每天夜里都是这样,直到我们离开时,山火还在燃烧。

慰问团在朝鲜期间,遭遇了多次险情,有的成员在前线牺牲。天津市曲艺团相声演员常宝堃、琴师程树棠在一次慰问演出时遭美机轰炸牺牲,五分团成员平原省干部廖亨禄同志在一个隐蔽的树林中进行慰问活动时被敌机发现,敌军用机枪扫射,廖亨禄同志受重伤牺牲。

慰问团赴朝慰问,前后大约40天。结束后,全体成员回到北京,住在先农坛体育场总结工作。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在朝鲜期间,鼓舞了中朝两国军队的意志,加深了两国人民和军队的友谊,增强了必胜的信念。慰问团回国后,中央决定派慰问团全体成员分赴全国各地,向全国人民汇报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上勇敢杀敌的英雄事迹,每个小组大约4-5人。

我们小组一共5个人,分配到平原省新乡市进行宣传。我记得在一个广场上,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边。我们5个人轮流上台宣讲,每人讲一个方面。我是讲的内容主要是朝鲜妇女和老人忠厚朴实热情对待志愿军、积极支援前线的事迹。

在慰问团工作即将结束时,我拿出在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时使用的那个小留言本,让大家把留言继续写在本上。这个小本我至今珍藏着。

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纪念章

我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工作,从19514月至19517月,历时三个月。

回到天津后,我没有回天津市立第三医院上班,也没能去护校学习,我被调到天津市卫生局团总支,任专职干部。当时,卫生局人事室领导征求我的意见,不去护校学习调到卫生局工作有什么意见,我当即表示,我去朝鲜时已将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现在我已经安全回来,我什么都可以放弃,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安排。

附: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名单

三、我的感受

1、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使我树立了明确的人生观。我在刚刚20岁的时候,非常有幸两次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亲身经历并亲眼看到志愿军忘我的牺牲精神,我那时就下定决心全心全意为伤员服务、为人民服务,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一切,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争取入党。这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95271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立志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祖国、交给人民,为人民服务、为祖国献身。

2、我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参加抗美援朝前,我只是医院一名普通的护理人员,什么都不懂。在抗美援朝医疗队和赴朝慰问团的工作中,我接触了很多专家学者、志愿军战士、朝鲜老乡,工作中和许多人打交道,受到的教育胜过几年的学习。回国后,我成为天津市卫生局的一名干部。是抗美援朝的工作使我一下子成熟了、长大了,让我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得到了锻炼。

3、我出生于1930年,今年已经89岁。但是,想想自己在20岁的时候参加抗美援朝的工作,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心潮澎湃,令人难以忘怀。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为自己在保家卫国中尽了一份力量感到光荣和自豪。

作者简介

沈玲英,浙江定海人。1930年8月10日出生于天津。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在天津市立第三医院做护士助理员。1950年11月至1951年3月参加天津市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第一大队,赴黑龙江省洮南县(后划归吉林省)后方医院做护士工作。1951年4月至1951年7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第7分团做随团护士工作。1951年8月至1988年3月先后在天津市卫生局、天津市红十字会医院、天津市河西区妇产科医院、天津市河西区卫生局、中华医学会天津分会从事行政和党务工作。1988年3月退休。

协助整理:康培莲,电子信箱:kangpeilian@126.com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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