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燕玲 自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原标题:朱燕玲 自媒体时代,文学期刊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1989年,珠海白蕂湖度假村,《花城》编辑部与作家莫言(右四)等人合影。

部分《花城》杂志封面及插图。

部分《花城》杂志封面及插图。

部分《花城》杂志封面及插图。

部分《花城》杂志封面及插图。

朱燕玲 《花城》杂志主编,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编辑过大量当代作家的重要作品,并策划和编辑“蓝色东欧”大型译丛。

在前互联网时代,作家的作品要被广泛阅读,主要通过报刊和出版两种媒介。中国当代文坛的崛起,与文学期刊的发展几乎同步,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依靠文学杂志发表和成名,而杂志也有赖于优秀的作品赢得读者和市场。

人们热衷谈论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热和文化热,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那时,文学杂志一度成为文学青年手中的标配,成为市面上的紧俏商品,每期杂志轻轻松松可以卖出数十万份。其间,最突出的代表当属《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它们被评论家誉为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如今公众耳熟能详的那些当代作家,最初都是通过这些杂志走入读者的视野。

今年10月,《花城》杂志社在北京举办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王蒙、张抗抗、李敬泽、叶兆言、格非、毕飞宇、李洱、林白、西川、北村、梁鸿、阿乙、潘军、张清华、何平等一大批作家和评论家齐聚现代文学馆,畅谈与《花城》杂志数十年的情谊,以及《花城》作为文学重镇为中国当代文学所作的特殊贡献。对此,新京报记者专访了《花城》的主编朱燕玲。她于1985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花城》,此后三十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从《花城》的转型因应之道,我们也可以管窥文学期刊在互联网时代的共同命运。

“先锋精神”是寻求文学变革的内在力量

新京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花城》就发表了大量先锋作家的实验性作品。在一种文体或叙事手法尚未被读者普遍接受之时,过于先锋前卫是需要承担风险的。《花城》是如何将先锋性一以贯之的?这与广州相对开放的思想和舆论环境是否有关?

朱燕玲:当然密切相关。《花城》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学热潮之中,凤凰卫视曾经用“应运而生”来形容她,她扎根于开放拓新的岭南文化土壤,汲取广东“开风气之先”的改革精神,借助地理上毗邻港澳的优势,率先为中国文学界打开了南窗,向读者介绍港台与海外文学作品与思潮。

我更愿意将“先锋”理解为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不懈地寻求变革的内在力量。如果我们在这个层面上去理解《花城》,就能看到一以贯之的“先锋性”:在上世纪80年代表现为突出的启蒙性、思想性和现实性;在90年代表现为鲜明的实验性;在新世纪后表现为多元性和融合性。变化有之,但始终没有丧失的,是关注中国现实、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未来人类命运的热情和勇气。

在人们对商品经济仍然抱有疑惑的时候,《花城》率先刊发了改革开放代表之作《庐山恋》和《“雅马哈”鱼档》。这两部作品随后拍摄成同名影片得以公映,《庐山恋》当年的银幕第一吻,可谓惊天动地,成为青年男女的爱情典范,创下连续放映6300多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雅马哈”鱼档》聚焦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广东个体户,他们敢想、敢闯、敢干,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新变,从不起眼的“街边仔”,到令人羡慕的“万元户”,展现了广州城立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缤纷与活力,热播后轰动全国。

在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遭到冷遇、多次被退稿的时候,《花城》力排众议,予以其充分肯定,在1986年第6期全文刊发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并在刊发后为其举办了大型作品研讨会,还将第四届花城文学奖授予路遥。90年代后,《花城》接过先锋文学的旗帜,推陈出新,成为先锋文学的重镇与青年作家的摇篮,以及到今天提出“文学策展”办刊理念,都是《花城》敢于立于潮头的表现。

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

新京报:四十年来,《花城》的办刊风格、选文标准是否有调整?一本文学期刊需要与时俱进和持之以恒的东西分别是什么?

朱燕玲:一本刊物的风格既体现着时局和文坛大势,也明显体现着主编个人的审美趣味。《花城》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经历了多任主编,从办刊风格和选文标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丛刊时期(1979年第1期到1980年第4期),丛刊时期的七期本着“解放思想、博采广收、新鲜活泼”的办刊宗旨,奠定了《花城》的发展基础。此时的《花城》无疑秉持了“立场高于名家”的策略,努力在思想上、艺术手法上冲破禁区,努力产生全国性的影响,栏目设计上充分体现了开放性。

1981年花城出版社成立,办刊方针和办社方针达成一致,即“立足本省、放眼全国、兼顾海外”。借助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设置了“香港通讯”、“海外风信”、“外国文学”等栏目,推介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这在全国刊物中具有开创意义,率先打开了港澳台和外国文学的窗口,具有非常鲜明的“开窗”意识。

进入90年代,杂志开始转型,更注重对小说形式的探索,追求一种自觉的文本意识。坚持纯文学,扛起先锋旗帜,成为“先锋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个阶段的《花城》,以“先锋守护者”的角色为90年代文学发现了大量重要作品,深度参与了“90年代文学”的建构与呈现。90年代《花城》小说栏目有很强的艺术判断的勇气,乐于发表新人力作。潜质作家的作品中具有一种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它考验着编辑的艺术眼光和勇气。90年代以后的《花城》,也成为不同代际的作家形式实验的重要文学基地。

新世纪后,应对新媒体时代,拓展思路,提出“文学策展”和多元融合的办刊理念,勇当文学现场的“报信人”。以“文学策展”的思路观察中国当代文学,把文学期刊想象成一个展示文学的艺术馆,促使文学期刊成为整个文学生产、文学生态和文学现场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空间。一个刊物的表现方式可以与时俱进,而内在的精神与编辑立场需要持之以恒。万变不离其宗,“内容为王”永远不会过时,而对内容的追求,我们秉持一以贯之的态度,即文学性、艺术性为第一要义。

新京报: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纯文学热退潮、网络文学和科幻文学等类型文学异军突起,文学的读者群体在发生变化。作为文学期刊主编,要如何照顾不同读者群体的审美趣味?你如何看待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和影响?

朱燕玲:纯文学从走下神坛到今天的小众化,是一个社会从非正常走向正常的历史必然,办刊者既要顺应时代的变化,也需有自己的立场和坚持。我们要做的就是时刻关注文学现场的动态,研究并且取我所用。

《花城》一直很关注新时代的语境变化,文学的方向就是青年人的方向,所以必须了解青少年的趣味和爱好。2016年,《花城》与日本学者千野拓政牵手,推出“域外视角”专栏,分析解读中日韩青少年流行文化走向,以及东亚地区未来一代的文学表达。又与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邵燕君及其博士研究生团队)合作,推出了“特约”栏目,从网络文学、游戏、宅文化、虚拟社会、爱豆文化等文化共性点切入,解读当下青少年的文学语境与精神归属。

2017年以来,重点推出“花城关注”栏目,融此前“花城出发”栏目的年轻态和“实验文本”栏目的实验性为一体,邀请著名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希望通过这个栏目,寻找中国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意态度的写作,发掘更多文学新生力量。“花城关注”突出问题意识,每期一个主题,三年来做了“影视”“剧本”“故乡书写”“科幻”(人工智能)“摇滚”等文学热点。

编辑是作家和读者的摆渡人

新京报:“花城关注”等栏目一直致力于推出文学新人,与当年的先锋作家相比,新生代作家的先锋性是否在减弱?目前有哪些青年作家值得关注?

朱燕玲:青年作家是文学的未来,用心扶持,严格要求,是我们一惯的态度,我们不愿意因为年轻就对他们降低文学的审美标准。“先锋性”并非是一个固定的概念,文学潮流是流动的,对于今天的青年作家来说,如果仅从技术上继承所谓“先锋性”,已经远远不够——事实上20多年来,“先锋性”已经变成寻常元素融入大多数作家的写作之中。我们期待青年作家有更新意义上的创新和突破。

90后作家群体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但个体又是模糊的,很难看到一个集群化的现象。他们自由而分散。我暂时看不出后续会有如八九十年代那样爆发的态势。从一个社会来讲,这并不是坏事,现代社会就应该是多元的,多向度的,今天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兴趣分化,众声喧哗是必然的结果。

但从文学内部来讲,我们并不满足,我们期待看到更有个性的作家脱颖而出,即便是一个“小时代”,也该出现具有高度概括能力的作品,我们一直在努力不懈地寻找这样的新人。

采写/新京报记者 徐学勤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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