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经济最大奇迹是未出现危机,很好地控制了泡沫|“致知100人”第52期

原标题:樊纲:中国经济最大奇迹是未出现危机,很好地控制了泡沫|“致知100人”第52期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52期(点击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

“当前中国仍要继续坚定改革,一定要往前走,一定不能停止,甚至倒退。”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对搜狐财经和经济杂志说。在近一个小时的采访中,樊纲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并就当前我国的经济转型过程进行了学理分析。

樊纲表示,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实现经济转轨与发展,是因为利用了三个相对优势:一是比较优势,二是后发优势,三是本土优势。但他也强调,“后发”本身是劣势,后发优势只是意味着找到相对优势并加以利用。

1992年,国内经济学界聚焦于国企改革的路径,樊纲却另辟蹊径,强调中国在从单一所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的转轨过程中,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以对冲国企改革所导致的工人下岗风险。

樊纲说,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并非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而是未出现危机。所有危机都是由泡沫失控导致的,而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始终保持警惕感,很好地控制了泡沫。

他强调,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世界其他穷国极富启发意义。一方面,政府可以有效地助力市场的发展,但与此同时,政府管理的度却也很难把握。“现在我们做得有点过,天天补贴这个,扶持那个,反倒坏了事。”他说。

在过去20年,樊纲团队持续研究我国各省市的市场化指数。“我们需要不断创造各种条件发展民营经济。”他说,“虽然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很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

樊纲强调,当前中国经济改革要勇于打破既得利益。在经济追赶阶段,中国经济的试错成本很低,但目前中国经济亟需转型为创新型发展,试错成本随之增加,因而需要通过改革形成好的创新体制、教育体制和经济体制等,以保障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这个体系的形成还需要时间和努力。”樊纲总结道。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与搜狐财经对话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作为现代经济学出色的理论阐述者,你是如何与经济学结缘的?

樊纲:这跟我的经历有关系。当年我下乡到东北的农场工作,结果当我们100多个人到了之后,农场就开始亏损。我当时很不理解这件事:既然人创造价值,劳动创造价值,为什么人增多了,反而农场还亏损了?

所以我对经济学感兴趣。另外我也很好奇,如何才能摆脱贫穷。于是我在1977年考大学时,我三个志愿填的都是经济学。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在经济学研究历程中,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樊纲:在我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我的导师朱绍文对我影响较大。刚上大学时,国内还没有西方经济学这门课,但朱绍文老师却给我们从头到尾讲了西方经济学原理这门课,这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同时他告诉我们,上学时一定要把书读足,要读原著,学习基本的理论。我后来也给我的学生说,博士期间要先打好理论基础,不要零碎地研究现实问题。

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他是一般均衡理论的创始人,也是新古典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所谓“一般均衡”,即整个经济是一个大的体系,互相影响,互相作用。这对我后来的理论视野和分析方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学界对此讨论的热情高涨,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樊纲:1992年以前,我一直做基础理论研究,没有真正参与什么讨论。我们导师朱绍文对我们说,“我让你们读书是让你们和圣人对话,不要到外面去和俗人对话。”这期间,我出版了两本专著,即《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和《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

1992年,大家都在讨论国企改革,并提出各种方案。我当时提出了一个新视角。中国正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国有制经济结构走向多元化所有制结构,所以我认为当时最重要的是发展民营经济。

我当时发表了一篇题为《积极地发展非国有经济》的文章,既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基础,也为改革国有企业创造了条件。正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才为后来国企改革导致下岗的3000万员工提供了新增的就业机会。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有何特点?

樊纲:渐进式改革本身是一个渐进展开的过程,但渐进式改革并不意味着一帆风顺。

民营经济占我国GDP的比例曾达到70%以上,现在则降到60%左右。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对国有企业采取了相应的刺激手段。随着国企效率的提高,近两年国有企业在一些竞争性领域中有所扩张。这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需要不断创造各种条件发展民营经济。过去20年来,我们做了一个市场化指数,分析了各省市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发展速度。但目前来看,虽然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很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于哪些方面?政府在该过程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樊纲:改革的阻力是既得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渐进式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最早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先由下面的力量进行创造,然后政府总结概括,并在全国推广。

在本轮的开放中,政府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去年以来的金融开放进程,必须由政府来推动。但是,阻力很多时候也往往来自于政府。有时候需要由外力来打破这方面的阻力。

改革需要有打破既得利益的魄力。当前中国仍要继续坚定改革,一定要往前走,一定不能停止,甚至倒退。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提出并长期研究转轨经济学,是有什么契机吗?

樊纲: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两大经济学理论体系来支撑,一个是转轨经济学,一个是发展经济学。

在基础理论环节,我通过一种哲学方法分析了经济学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及运用。比如,《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针对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高潮。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世界上的穷国有启发意义。

中国之所以能实现经济发展,是因为利用了三个相对优势:一是比较优势,二是后发优势,三是本土优势。

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因为我们学习,所以我们进步》。国外说我们偷知识,然而天下绝大多数知识是没有专利保护的,都是历史上大家所共同创造的。不仅科学知识是免费的,管理知识也是,所以我们没有违反知识产权,更多的是借助了后发优势。

我不否认发展中国家有违反知识产权的情况存在,但是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何理解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

樊纲: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当然是对的。“后发”本来是劣势,没有人说“后发”是好事。举例而言,世界市场都被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瓜分了,弱小的企业想参与进去变得非常困难。如果要赶超发达国家,它们还可以动用国家力量进行制裁。

落后从来是劣势。我们只是从中找出相对优势,即现在所说的后发优势:利用落后所带来的便利条件,以比较低的学习成本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在知识方面,前人已经进行了试错,后发者便不用再亲历试错过程了。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可以从改革开放中获得哪些制度经验?

樊纲:如果要得出结论,需要研究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经过了200多年的演变,也不再是早年的原始状态了。当前世界的市场经济,已增加了四项内容:

第一是法治。这不是指基本的法制概念,而是有越来越多的外部性。比如,污染治理、食品健康等方面,由很多的外部法制来规定利益的分配。

第二是社保。当前的市场经济已经不可能缺少社保了。如果市场经济没有社会保障,贫富差距会不断扩大,这样的市场经济是维持不下去的。

第三是监管。各行业的安全和生产标准需要监管。西方早年没有监管,也是后来才慢慢引进的。

第四是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在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不是高速增长,而是中国没有出现危机。世界上所有危机的出现,都是由大的泡沫所引起的失控导致的。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很有警惕感,只有把泡沫控制住,才不会产生大的危机。

在教育、医疗、科研等公共建设方面,我们需要政府的助力。但是政府管理的度很难把握。现在我们做得有点过,天天补贴这个,扶持那个,反倒坏了事。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很多人认为,我国的后发优势在逐渐消失,那么我国经济应如何焕发新动能?

樊纲: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比较优势。但是比较优势不会维持太久。作为人口大国,中国的比较优势基本已经逐步消失了。

随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是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通过学习和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第三个阶段是后发优势加自我创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但要逐步加大自我创新的力度。

以前我们试错的成本基本上为负,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无人区,需要自己去试错,便有很多困难。我们要形成一种制度,将知识产权作为长久的激励,促使大家不断地创新创造。这个体系的形成还需要时间和努力。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经济如何顺畅地实现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的过渡?

樊纲:从理论来看,需要更多高级增长要素的形成,即通过形成好的人力资本、创新体制、教育体制、经济体制等,来保障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只要这些基本的要素质量得到改善,才能改善经济结构,进而提高收入水平提高。这是要花大力气的,不是一个平稳转型的结果。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何看待当前新供给经济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议?

樊纲:我没有参与这方面的争议。我不太喜欢“新结构主义”这个词,因为结构主义是过去在发展经济学中提出的。后来发展经济学被认为是失败的理论,这个词等于是在继承失败的理论。

至于新供给理论主义,我认为供给主义本身还没有说清楚,很难说供给主义是一个理论体系。

其实我也在思考,我们现在的理论用什么概念来概括。我认为刚才那两个概念都不好,但二者试图说明的问题有相近之处。我现在分析的问题和上述二者在某些方面有相近之处,但是分析结构不太一样。

有时候名称确实很重要,这两个名称我都不喜欢,觉得它们有重大的缺陷,没有真正能够体现要解决的问题。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曾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之一,货币政策的制定过程主要考虑哪些因素?

樊纲:大家不太了解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功能。我们和美联储的委员会是不一样的,他们有决策权、投票权,我们只是一个咨询机构。

我们讨论的范围很广,着重从宏观经济的稳定角度来探讨问题。首先,我们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其次是物价的稳定。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如何看待当前全球各国央行都在向宽松政策调整的举动?中国央行有何表现?

樊纲:中国近年的货币政策和全球其他央行不一样。在2009-2010年时,中国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太大,后来就在不断收缩。

近年来,我国经济有点下行,这不一定是货币政策的问题,而是各种体制因素造成的。货币政策当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经济过紧的问题,但是它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举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你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有哪些寄语?

樊纲: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想要遏制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把中国14亿人口追求强大的努力全部打消掉。

(搜狐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转载自搜狐财经与经济杂志联合打造的“致知100人”系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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