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鹿鸣 | 欲壑难填的骄兵——唐代藩镇变乱新模式

原标题:仇鹿鸣 | 欲壑难填的骄兵——唐代藩镇变乱新模式

仇鹿鸣

尽管史书中批评“沈询、高湜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将更多的责任归于节帅的控驭失当*,但我们不难注意到晚唐这种“经济性骚乱”发生的频率日益增加*,范围不但涵括唐廷控制下的“顺地”,即使在原本节帅自相承袭已成故事的河朔三镇中,亦颇为常见*,甚至为了防止军士暗地串通,“河北之法,军中偶语者斩”*。作为晚唐藩镇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结构性现象,将其仅仅归因于节帅本人的失策或无能,恐未达一间。如上文所述的卢钧便是唐廷精心选择的人选,举措谨慎稳妥,但亦难逃狼狈离任的命运。

昭义作为唐廷防遏河朔三镇设立的藩镇,“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李抱玉、李抱真兄弟尽节王事,在历次讨伐藩镇的战争中屡建功勋,昭义军因此享有忠义的美名。自刘悟、刘从谏父子自相承袭以来,昭义转向割据自立,会昌伐叛的胜利并未能改变昭义军动荡多事的格局,直至唐末因孟方立之乱最终分裂为泽潞、邢洺二镇,可以说昭义军的面貌从中唐到晚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这一转变,唐人与现代学者的观察其实相当接近,都认为昭义受到了河朔割据传统的影响*,“比者河朔诸镇,惟淄青变诈最。刘悟随来旧将,皆习见此事”*,“岂谓移淄青旧染之俗,污上党为善之人”*,将昭义的转变归咎于刘氏主政。因此,李德裕主持的善后工作,其根本目的便是要肃清刘氏家族的影响,“盖以污染之俗,终须荡涤”*。但在诛戮刘氏家族及其亲信之后,昭义军并未如唐廷所期待的那样,恢复“忠义”的传统。

正如上文所论晚唐昭义虽不再出现节帅割据自立的局面,但“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镇内愈加动荡。因此,我们对于前期昭义军“忠义”的本质究竟为何,实有重新思考的必要。传世文献中对于昭义军“忠义”历史与形象的记述所在多有,杜牧著名的《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记述颇详:

夫上党则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隶。建中之后,每奋忠义,是以公抱真,能窘田悦,走朱滔,常以孤穷寒苦之军,横折河朔强梁之众。贞元中,节度使李长荣卒,中使提诏授与本军大将,但军士附者即授之。其时大将来希皓为众所服,中使将以手诏付之,希皓言于众曰:“此军取人,合是希皓,但作节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卢)从史尔后渐畜奸谋,养义儿三千人,日夕喣沬。及父虔死,军士留之,表请起复,亦只义儿与之唱和,其余大将王翼元、乌重胤、第五钊等及长行兵士,并不同心。及至被擒,乌重胤坐于军门,喻以祸福,义儿三千,一取约束。及河阳取孟元阳为之统帅,一军无主,仅一月日,曾无犬吠,况于他谋。以此证验,人心忠赤,习尚专一,可以尽见。及元和十五年授与刘悟,时当幽镇入觐,天下无事,柄庙算者议必销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战千攻之劳,坐食租赋,其来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编户,纷纷诸镇,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闻之,无不忿恨。至长庆元年七月,幽镇乘此首唱为乱。昭义一军,初亦郁咈,及诏下诛叛,使温起居造宣慰泽潞,便令发兵。其时九月,天已寒,四方全师,未颁冬衣服,聚之授诏,或伍或离,垂手强项,往往谇语。及温起居立于重榻,大布恩旨,并疏昭义一军自七十余年忠义战伐之功劳,安、史已还叛逆灭亡之明效,辞语既毕。无不欢呼。人衣短褐,争出效命。*

杜牧所论大体上可以代表时人对于昭义忠义形象的认知,会昌伐叛过程中,李德裕替唐廷及诸路将领草拟的诏敕文告,对于昭义军忠义历史的描述大体与之类似。*在杜牧眼中,此前昭义军中节帅、大将、军士三个阶层皆尽忠于朝廷,所谓“若朝廷以一束草来,希皓亦必敬事”。即使有卢从史等个别豢养义儿谋求自立的节帅,亦无法获得军中大多数将领的支持,甚至销兵等损害军士切身利益的举措,虽会招致不满,但并不影响昭义军戮力王事、为朝廷作战的热情。因此,最初看来刘稹不过是卢从史第二,只要朝廷决心讨伐,并不难底定。事实上,泽潞之役,迭经一年多的苦战方告成功,若非李德裕的坚持,恐怕早就半途而废了。由此可知刘稹时代的昭义较之以往已发生了相当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核心便是上文所论昭义的“骄兵化”。经过刘氏父子的统治,昭义军已从一支“孤穷寒苦之军”转变为依赖赏赐维系忠诚的自利性军队。

若放宽视野,不难注意到这种“骄兵化”的进程可以说在中晚唐各个藩镇中普遍发生着,节帅只有通过给予将士更丰厚的给赐,才能换取部下支持其对抗朝廷,谋取不受代甚至自相承袭的地位。但重复赏赐最终导致边际效应递减,将士的欲壑更加难以填满,更容易受到煽动,进而镇内骚乱愈发频繁。节帅谋求自立与镇内军队的骄兵化两者可以说是互为因果。*到了晚唐,大多数藩镇都已完成了“骄兵化”的过程,这大约是当时各藩镇“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根本原因。

需注意的是,除了“骄兵化”的转变,刘氏统治下的昭义亦有不变的一面,即延续了由军将阶层构成昭义核心的传统*,在这一传统下节帅与将士建立起密切而又相对平等的私人关系。回顾昭义前期的历史不难注意到,如李抱玉、李抱真等都是能与将士同甘苦的名将,因此自节帅、军将乃至兵士的密切结合塑造了昭义军的性格,同时镇内将领也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建立功勋者有机会被擢升为节帅。因此,像卢从史这样试图自立的人物,并不容易获得军将群体的支持,一个自相承袭的节帅家族反而会阻碍整个军将群体上升的空间。因此昭义前期的“忠义”表现与其说是一种文化传统,不如说是由这种军将主导的结构及节帅个人取向所共同决定的。刘氏昭义时期,虽然转变为割据自立,但本质上节帅与军将间仍具有密切的私人纽带,尽管这种纽带可能更依赖婚姻、赏赐等手段来维系。如上文引述的刘从谏妻裴氏与诸大将之妻共宴,便是典型的例子;裴问也是因裴氏之弟的身份得领邢州。*由节帅与军将阶层主导昭义这一传统并未改变,这在刘稹覆亡的过程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只是军将群体更多的由刘氏拔擢的私人构成。

会昌伐叛后,李德裕主导的善后处置虽未能改变昭义军的构造,但有力地削弱了昭义的军将阶层,更重要的是,之后的昭义节帅由朝廷派出的文臣担任,流动的节帅与本地化的军人之间的隔膜显而易见,改变了节帅与军将间具有密切私人纽带的传统。同时镇内军将再无可能出任本镇节帅,上升空间遭到封闭。而刘氏昭义时代的“骄兵化”,使得军队本身变得难以驾驭。军将阶层的衰微与骄兵的活跃,使得昭义军发生了从军将主导向骄兵主导的转变,这也是会昌伐叛成功后昭义经济性骚乱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

如果将中晚唐的藩镇变乱初步划分为“政治性反叛”与“经济性骚乱”两种类型的话,那么不难注意到两者在时间与空间上各自具有不同的特征。*“政治性反叛”追求藩镇割据自立、节帅之位的不受代乃至自相承袭,拥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强藩间合纵连横,甚至不惜主动挑起与唐廷的战争,具有外向型的特征,以唐德宗时“四王二帝”连兵最为典型。这一类叛乱,基本上发生在代宗、德宗、宪宗三朝。至长庆初,以唐廷承认“河朔故事”为前提,朝廷与河朔藩镇建立新的政治默契后,双方关系长期保持稳定,甚至随着河朔藩镇的骄兵化,新任节帅往往需要唐廷的承认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对于唐廷的态度较之以往反而愈加恭顺。另一方面,唐廷虽然默许了“河朔故事”,但对于河朔之外藩镇,如有“政治性反叛”的异动,往往倾向于武力讨伐,以维护中央权威。“经济性骚乱”虽然是分散而偶发的事件,频率在晚唐日渐提高,反映藩镇将士自利性的诉求,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范围则集中于本镇之内,基本的骚乱形式是驱逐原节度使,拥立新帅,并不直接挑战唐廷的权威。即使在过去研究中被视为骄兵跋扈典型的徐州银刀军亦不例外:

初,王智兴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七军……其后节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骄,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去。前节度使田牟至与之杂坐饮酒,把臂拊背,或为之执板唱歌;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喧哗,邀求不已。牟薨,(温)璋代之。骄兵素闻璋性严,惮之。璋开怀慰抚,而骄兵终怀猜忌,赐酒食皆不历口,一旦,竟聚噪而逐之……以浙东观察使王式为武宁节度使……骄兵闻之,甚惧。八月,式至大彭馆,始出迎谒。式视事三日,飨两镇将士,遣还镇,擐甲执兵,命围骄兵,尽杀之,银刀都将邵泽等数千人皆死。*

王智兴驱逐唐廷任命的节度使崔群而得徐州,因此组建银刀军以巩固其地位,谋求长任,开启武宁军“骄兵化”的过程。之后历任文臣节帅皆无法有效地对骄兵加以抑制,至晚唐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银刀军虽然经常变逐节帅,劣迹斑斑,但所谋求者不过是优给赏赐而已,并无进一步的政治目标,这在温璋被逐一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银刀军本因温璋性严而驱逐之,孰料朝廷不但未满足预期,反而改派王式出镇徐州。较之于温璋,刚刚平定浙东裘甫之乱的王式无疑更加难以对付,银刀军虽然对此强烈不满,却只能接受成命,无力再生事端,最终遭到屠戮。

在唐廷与藩镇实力达成平衡的中晚唐时代,各镇普遍的“骄兵化”削弱更多的是藩镇本身,而非唐廷。对于唐廷而言,因骄兵引发的经济性骚动,由于缺乏政治目标,不过是疥癣之疾。另一方面,由于节帅不得不将精力更多地花在安抚或弹压镇内骄兵,无力外向,中唐之后,藩镇对于唐廷的挑战与威胁反而呈下降趋势。在此情况下,唐廷得以根据对藩镇内部形势的判断,从容地处置经济性骚乱,手段较为灵活,有时亦含容从之,承认乱军拥立的新帅,以换取节帅对于朝廷更为恭顺的态度。

如果做进一步观察,“政治性反叛”藩镇的基本权力构造一般是节帅与军将的密切结合,由此形成稳固高效的统治模式,塑造出一支骁勇善战的军队,从而具有谋求自立地位、挑战唐廷的军事力量。因此,前期的昭义军虽然是作为河朔的“敌人”而为时人所认知*,但在构造上其实与河朔藩镇更为近似。而至晚唐,各藩镇包括河朔三镇在内或多或少都发生了“骄兵化”的过程,节帅受困于骄兵跋扈,自顾无暇,根本无力挑战唐廷的权威,唐廷与藩镇的关系反而变得稳定,而失去了“敌人”的昭义军,不再具有“故欲变山东之俗,先在择昭义之帅”*的关键地位,可以由不知兵的文臣来充任了。到了唐末天下大乱,朝廷任命的文臣节帅被驱逐,昭义本地的将领再次浮出水面,代高浔自立为昭义节度使的孟方立系“邢州平乡人也,少以勇力隶于本军为裨将”。孟方立将昭义治所移至家乡所在的邢州,“始拜坟墓于乡里,诣县令里所,陈桑梓之敬”*,颇有治声。但此时的昭义,由于地当朱温与李克用两大势力互相攻伐的孔道,早已不可能置身事外,于是依附朱温的孟方立与占据泽潞两州的李克修,隔着太行山脉将昭义分裂成两镇,同时也最终结束了昭义防御河朔藩镇的历史使命。

与中唐不同,经历了普遍的“骄兵化”后,晚唐藩镇变乱转而以“经济性骚乱”为特征,以骄兵变易主帅为主要形式,与前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而昭义军前后期的转变,恰好为此提供了一注脚。

本文选自《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仇鹿鸣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原题为《唐代藩镇变乱模式的演化》,注释从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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