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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述]何方:我被卷入外交部的“文革”

原标题:[亲历者述]何方:我被卷入外交部的“文革”

导语:

所谓“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乃是20世纪60年代由中共中央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一场旷日持久(时间超过十年)的全民反“修”防“修”大运动。当时的说法是,苏联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国家,在我国高层领导中也已出现“修正主义者”(“中国的赫鲁晓夫”指刘少奇),如不及早制止,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因此要自上而下,发动全国人民继续革命,为维护社会主义成果和道路而斗争,把大小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打下去。

其实,从后果看,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场持久和全面的大浩劫。因此,党中央在1981年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已提出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史上这样一桩重大事件,却长期是研究和讨论的禁区。文革中种种无法无天的思想和行径,一直得不到正视和探究,外交部作为一个国家重要机关,自然成为文革的重点和各派必争之地,免不了要受到重创。本文为何方老师独家提供搜狐文化的一篇稿件,从个人在外交部的文革经历和事后的看法中,也可了解外交部文革的一个大概。

嘉宾介绍:何方:中共党员,中国著名国际问题、中共党史专家、学者、荣誉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原所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俄友协副会长等。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名誉博士。

我从一开始就成为外交部内的“牛鬼蛇神

我在外交部是被动地参加文革的,从一开始就被部党委抛出,一直是群众专政对象。全国文革以十年计算,对我来说却是十二年:在外交部三年,在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九年。

按组织安排,我长期被张闻天用作他的助手。 我的政治命运从此也就自然和他联系到了一起。张闻天一被打倒,我就跟着倒霉,不管我对他做的事是否知情,我本人有无过错。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制造了一个“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外交部接着就把我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张闻天在外交部的“反党宗派”主要成员。这真是一种宗法社会和派系斗争的传统,共产党的党内斗争竟也不能免俗。1964年我被调出外交部,只因一个偶然因素,又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把我调回。

1966年5月,我从河北省回到外交部,还没来得及到原定工作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去报到,领导上就将我作为由群众专政的“牛鬼蛇神”抛了出来,划归原单位——办公厅综合组管。当时宣布,我不用上班,只从事体力劳动,在外交部大院里拔草,接受批判,随叫随到。对这种遭遇,我虽然极为不满,但也不完全感到意外。因为我回来时,“文化大革命”的风声已经越来越紧,作为反右倾时的张闻天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知道在劫难逃,只能接受旧冤案上再加新冤案。有这点精神准备,心情反而安定了许多,在同文书处的唐国忠一起拔草时还可以闲聊几句,开点玩笑,显得有点满不在乎的样子。不大在乎,还出于我当时的阿Q精神,觉得自己还多少受到点优待。因为同时被部党委抛出的三十多个人是分成好几类的。一类如王炳南、陈家康等十多二十人,可能是属于当权派或有什么现行问题,被集中关押在地下室,吃饭时排队进食堂,只能站着吃饭,不准坐。我被归入的这一类,只是开始时搞点拔草之类的劳动,下班可以回家,和大家一样,吃饭不用排队,也可以坐。后来干脆没人管了,几乎变成一个闲人。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保持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个“牛鬼蛇神”,不准乱说乱动,可以随便被拉去批斗。部里的“红卫兵”就有几次把我和其他牛鬼蛇神集合起来,戴上高帽游街,就是在外交部老部院子里转上几圈儿,喊一阵被打倒的口号。连宿舍大院的一群中小学生也可把我揪出来批斗一番,听他们的训话,回答他们的问题。总之,从被抛出来的第一天起,我就一直是一个很驯服的“牛鬼蛇神”,没有进行过任何反抗。但是另一方面,组织上仍在按老规矩办事,没有改变我的政治待遇。因此,除部里组织的群众性活动一般都可参加外,还可参加党内司局级干部可以参加的会议,包括到人民大会堂听传达和参加中央文革组织的一些大会,多次听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和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所以在外交部文革的头两个时期,我不但对外交部,而且对全国文革,还都是有些了解的。那时我经常到外面看大字报,阅读和摘抄许多传单和小报,单是“最高指示”和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讲话摘录就抄了五六本。

我密切注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主要还是出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关心。这也确实是我这一辈子一直怀有的一点痴情。

抄家与破四旧

由于我是外交部早有名气的“反党分子”,这次又被定为“牛鬼蛇神”,所以“红卫兵”运动一兴起,办公厅的“红卫兵”就来抄我的家。大约是1966年8月份的一天,来了十多个戴红袖章的人,大部分记不清了,但其中有两个却印象特深,不曾忘记。一个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后来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王海容。她当时是办公厅综合组的科员,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另一个是信使队的李世滨,系忘年交李一氓的长子,和我同时在驻苏使馆工作过,当时任机要员。他们携带一批标语和小旗,先在院子里喊了一阵“打倒何方!”一类的口号,然后在门上窗上贴了好些红红绿绿的标语,内容无非是:“打倒三反分子何方!”“何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类。然后就是进门抄家,把我的书搬下书架,从中挑“反动”的东西。

由于挑起来太麻烦,他们就把除马列毛的书以外一律查封,贴上封条,不准动。只是有人指出一堆 《红楼梦》的书训斥了几句,说:“《红楼梦》是毛主席批判过的(其实毛批的是《红楼梦研究》),你还看!”对笔记之类材料,翻了翻,勒令限期交出。临走前又呼了几个口号,才集合起来走了。这种抄家,既没打人也没砸抢东西,比社会上传说的抄家要文明得多了。由于红卫兵是由“红五类”组成的,首先是干部子弟,所以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李世滨也成了“红卫兵”来到我家,只是显得有点尴尬,结结巴巴说了一句“何方,你是怎么搞的”,就再没话说了。后来李一氓被关押秦城,家被抄了个底朝天,他就又变成“可教育好的子弟”了。

我的家虽然被抄得文明,没什么可怕的,但社会上的抄家之风却越传越邪乎。而且我亲眼看到许多抄家、“破四旧”的打砸抢和残酷的批斗场面。我原住的东城区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旧居),在一两天内,各户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就被一律砸掉了头。住在隔壁的著名文化人唐弢,多次被抄家和揪斗,对面街上还经常贴出勒令的告示,如“勒令反动权威唐Х不准吃大米白面,只准吃玉米面窝头”等。后来他也和我常聊起在文革中的遭遇。

看到和听到社会上其他机关学校抄家和“破四旧”的情况,还真有点吓破了胆,心想自己也得采取些未雨绸缪的预防措施,免得被“红卫兵”查出成为话柄和当作罪证。于是就决定偷偷销毁一些自以为带有危险性的东西:一是包括贝多芬、柴科夫斯基等人的交响乐、歌剧、芭蕾舞的大批唱片,砸碎扔掉。二是一些西洋画册和光屁股的单张画页,用力撕成碎片变成垃圾。三是和一些“有问题”的人合影或他们的照片,包括作为富农的父母亲和阖家照片,特别是十多年跟张闻天在国内外的百余幅照片。等到前些年要出《张闻天画册》时,发现不但张闻天夫妇和我们,而且其他和张闻天一起工作过或同他比较亲近的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全把照片销毁了,使一些事件如巡视驻外使馆的活动就成了空白。四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给我的书信和留下的字迹,如李一氓、胡乔木等,更不用说张闻天的大量手迹了。事后看来,这些东西并没有人查抄或索要,自己的破坏完全是出于对形势判断错误,实在是庸人自扰,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再就是根据当时形势,我估计势必长期甚至永远下放农村,多年来积存的大批中外文书籍就成了负担,下乡后哪有地方放呀?还不如早作处理,争取主动。我先是向组织上提出交公,但办公厅行政上和群众组织都答复不要,让我自己处理。这样一来,就只有当废纸卖了。当时所有学校关门,我上初中一年级的大儿子在家也没事,我就让他推着儿童车,装上书到附近隆福寺旧书报收购站去卖。他约了个同学宫少霖,就每天干起了这件事。那时处理旧书的人很多,收购站不但开价极低,而且规定精装书必须撕掉封面才能过秤。孩子很守规矩,有时路上有人要挑着买几本书,他们也坚决不干。例如一次有人要买一本《诗词格律学》,答应给一块钱,但他们不卖,推到书店里只卖了几分钱。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我家的存书就处理了一大半,只剩下马恩列斯毛和鲁迅等人的书,后来上干校也确实是轻装了。

参加了两个月文革

文革一开始我就被外交部党委定为“牛鬼蛇神”,勒令接受群众的批斗和专政,已经失去人身自由,所以无所谓参不参加。后来由于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资反路线),部党委自身难保,顾不上再管我了,遂使我处于半自由状态。特别是“造反派”起来后,得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的支持,取得外交部运动的领导权,情况更有了进一步的变化。“造反派”认为,文革初期部党委抛出三十几个人来批斗,实际上是为了转移视线、保护自己,是“资反路线”的典型表现,所以在1967年的二三月,就把这些人给解放了,不再关押和看管。这时社会上正在批“二月逆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了“打倒陈姬乔”的口号,动员大家提供材料。

于是各种揭发批判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他们还召开各种会议搜集材料。在搜集材料中,“造反派”自然不会放过我这个他们认为的知情人。因此,联络站核心组和一些战斗队就纷纷来找我,动员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揭发陈姬乔”,“将功赎罪”。我本来就一直对等级制和特权制不满,对陈姬乔也很有意见,所以遇到这个机会,一拍即合,当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写起了揭发材料,也算是“站出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了。

我给联络站写的揭发材料和在两三次知情人座谈会上的发言,现在能记得的主要有两项上纲上线的内容。一是说他们执行的一直都是“刘邓路线”,不光是文革初期。二是说他们在外交部的工作同张闻天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明显,他们既然执行的是“刘邓路线”,和张闻天一样,自然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了”。不光是上纲上线,还对每个人列举了不少具体事例。如陈毅的铺张浪费,在对外活动中讲排场,摆阔气;姬鹏飞的以权谋私,长期来一直想搬到东交民巷一个原外国使馆住,张闻天主管外交部常务时给否定了,张被打倒后,他就很快搬了进去;乔冠华名位观念极重,以前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去和胡乔木齐名,可是后来人家进步了他却落后了,流露出对周总理的不满,等等。还揭发他们经常接受别人送礼,一些大使回国总要给他们带点洋货。总之,在那两个月里我写了不少内部揭发材料,虽然都是奉“造反派”之命,但也确实表现了自己的积极和主动,还幼稚地以为真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了。没想到正是这些行为,使我后来遭到许多年的批斗和专政,落下了一个“支持‘造反派’打倒陈毅”的名声,一直影响到文革以后。

其实“造反派”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我,这我当时就清楚。他们仍然把我看成是张闻天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戴上“牛鬼蛇神”的帽子也没错,只不过属于死老虎,而他们斗争的对象是当权的走资派。所以“造反派”主管运动的那九个月里,我的身份并没有变,只是行动比较自由了。而且这年6月,听到毛泽东“对陈毅要一批二保”和周恩来反对“打倒陈毅”的传达,我就意识到自己支持“造反派”打倒陈姬乔犯了错误,赶快主动做检讨。这样一来,又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也再没人来找了。因此,从6月到9月那段批斗陈姬乔最紧张的时期,我却显得有点自由自在,只是各处看看大字报和按规定参加一些大会。这样,直到10月后的 “批极左,抓坏人”运动,部党委实际上取得了运动的领导权,我才又被隔离起来。

在被隔离的日子里

1967年10月,周恩来态度的变化,导致外交部“造反派”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运动的领导权自然落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派”(无革派)的手里。但“无革派”和部党委主流派基本上是一致的,后来也完全结合了。不过稍有不同,而这个不同就造成外交部文革的一些复杂曲折和扑朔迷离。因为“无革派”是有王海容等几位通天人物作背景的,他们往往见机早,看得准。例如“无革派”的主要组织“攀险峰”在成立宣言上有“打倒陈毅”的口号,但请示毛泽东后方针就很快改为“对陈毅要一批二保”了。我一直有个没有太大把握的想法,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外交部的文革对毛泽东起了试点的作用。因为这里有几位女将和他保持着经常联系,对于了解情况和作点先行一步的实验都比较方便。同时外交部又直接由周恩来管,在他必须用周的情况下(由于文革把中国搞成烂摊子,要尽可能保持经济和社会运转,他还一时离不开周),有些事也需要让周先知道并由周执行或推广。因此,文革中许多事往往是外交部走在前面,比起其他单位和地区来得早。

对我的批斗

也是从1967年10月起,又开始了对我的专政和批斗。执行这一任务的是办公厅综合组。

在传达了周恩来造成“联络站”垮台的谈话后,就在外交部掀起了一个“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联络站的头头。王中琪就被扭送公安部,因人家不收才只好派人接回来。另外几个重要头头也很快被关押起来,逼他们自己承认是“五一六”和招供其他的“五一六”。与此同时,凡是被认为同造反派有关的人,也都被先后宣布专政,有的关押,有的被隔离。所谓关押,就是关在地下室或一间房子里,日夜有人看管,不准离开,不能回家。所谓隔离,就是被安排在指定的办公室里按时上下班。上班时参加分派的劳动,写思想汇报,学习文件,不得参加革命群众的活动,还得随叫随到接受批判和审查,但是下班后可以回家,没专人看管,一切规定自觉执行。不知是我的罪行比较轻,还是综合组对我比较放心,给了我一个隔离的待遇,安排我同后来代替我任办公厅副主任和党委秘书的王凝共用一个办公室。

对我的批斗有大会和小会两种。全部大会的批斗,只有在1967年末的“批极左,抓坏人”运动中搞过一次。这也是我在十多年文革中唯一挨大会批斗和“坐喷气式”的一次。那次批斗了几个人,都是谁,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是我被提溜到了台上,由综合组机要秘书作专题批判。批判内容主要是历数过去如何追随张闻天一起反党反周总理,后来怎样翻案,“文化大革命”中又跳了出来。为了表示她的义愤,还在发言中几次摁下我的头,喝令我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批完后又大喝一声“滚了下去!”于是我就低着头从台上走了下来。另外在前些天的一般性大会批判发言中,已经有人点到我的名字,说我是外交部的一条毒蛇,只是没有做详细说明。这就是亚非司司长柯华那次有名的发言。说有名,是因为发言从内容到态度都比较凶狠厉害,如说对查出来的各种坏人和自行跳出来的牛鬼蛇神,一定要从严处理,下决心关押一批、开除一批、判刑一批、挂起来一批……所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深。后来谈起来有的记成“四大批”,有的说是“五大批”,还有说“八大批”的。除了大会点名批判外,这时也有给我贴的大字报。不过数量很少,记得的只有时任第二亚洲司司长姚广贴的一张,标题是“把张闻天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何方揪出来示众”,内容基本上是复述1959年批判我的论点。

所谓小会批斗,就是综合组把我叫到办公室追查某个问题,或者是要定期训(批斗)一顿。问题都不大,但是阵势严厉,态度凶狠,一定要摆出一种对敌斗争的架势。例如一次是专门批我“冒充”综合组组长。原来是清理阶级队伍时要填一种表格,里面有一项“担任何种职务”,我填的是 “原综合组长”。因为卸任综合组长后我就下去“四清”,没再担任过其他职务,总不能写成四清工作队长吧?这不知是犯了什么罪,硬是被大骂了一阵。还是那位机要秘书,她指着田进说,这才是我们的组长呢,你是什么东西也冒充组长。这虽然使我哭笑不得,但申辩无用,也只好低头认罪。

一次是批我隐瞒家庭出身。因为综合组只有我这一个斗争对象,所以就对我吃了“偏饭”,花的时间不少。他们派王永华到我的家乡去调查,除在那儿到处宣布我是坏人外,没查出我在老家有什么活动,只是查出我的家庭成分和我填的表不符。我参加革命后一直填的富农,但土改时被划成地主(一则是我出走后家里确实又添置了些地,二则土改时可能提高了成分),现在综合组硬是批我有意隐瞒。我说,对“地富反坏右”是同等看待的,把地主故意写成富农有什么意思呢?但综合组一位李姓科员等人还是要追问,你参加革命时只有十五六岁,怎么就懂阶级的划分法呢?真是胡搅蛮缠,无法应对!

还有一次是追查我从银行取存款的用途。文革前我在银行里有存款三四千元。文革中有一位我从东北带出来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叫门荣升,因孩子多家用比较紧。还有一位老朋友、剧作家谢力鸣患癌症住院,有些药报销不了。因此我就取了大半存款分别帮助了他们。谁想当时的银行也丧失公德,立即报告了外交部。部领导和综合组怀疑我是在准备逃跑的路费,就赶紧提审追查。我讲了用途后,他们又找门荣升对证。那时门正以工人宣传队组长的身份进驻北工大,将带着介绍信前去调查的王永华等人狠狠训了一顿。他们也就不再怀疑了。

在我被隔离的一年半里,虽然精神压力一直很大,也时刻准备着接受批斗。但是凭良心讲,对我批斗的次数并不多,声势也不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我当时的观察和分析,原因主要有这样几个。一是按照那时的情况,支持“打倒陈姬乔”的口号不能算做批斗的理由。因为文革头两年打倒的现象太普遍,各单位起来造反的群众首先是打倒本单位的领导。我就亲眼看到一些单位的领导人在同群众一起喊着打倒自己的口号,包括姬鹏飞和乔冠华。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说过“打倒陈毅”的口号可以喊,那姬乔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毛的原话是:“群众喊打倒朱德、陈云、陈毅的口号,可以嘛!让他们喊就是了。”周的原话是:“不好笼统地认为打倒陈毅这个口号是反动的,中央并没有禁止这个口号。”“在部内可以喊打倒陈毅,在部外不能这样搞,这是国际影响。”而我支持这个口号,还只是写在内部材料里,更不能成为批斗的理由了。二是我写的材料,错只错在上纲上线,支持“打倒陈毅”,而揭发的事实却并没有什么捏造和虚构。这些事实如官僚主义和特权等,也多是群众知道的。如果用这些来批判我,那只能弄巧成拙,反而是揭露批判陈姬乔了。三是批判我缺乏群众基础,掀不起什么高潮。

外交部领导层的主流派,包括部党委的陈姬乔等和追随他们的一批司局长,对于支持打倒和揭发陈姬乔的人是非常痛恨的,但这些人在广大群众中却并没有什么民愤。所以领导层主流派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对这些人严加惩处,但终究没有搞成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对我是这样,对高级干部也许更凶。例如潘自力,这位1923年参加革命、几次担任陕西省委书记、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最后任驻苏联大使的长征老干部,在群众中很有威信,只因表态支持过“打倒陈毅”的口号,就受到长期折磨和迫害,最后死于山西一个缺吃少药的偏僻山城霍县。死后外交部核心组还派人去宣布;因为潘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所以骨灰不得进八宝山,家属也得留在霍县,不再是外交部的人了。但是在潘生前和死后都没搞过大批判,也很少人知道他的下场。因为像他这样在广大干部中有“好人”和“老实人”之称的人,是很难搞起群众性批判的。

隔离时期的生活

从宣布隔离之日起,规定我除随时接受审查和批判、两个礼拜写一次思想汇报以及他们要的其他材料以外,唯一的工作就是每天上班后打扫老部新楼大约有二十来个女厕所。男厕所归同屋的王凝。花的时间都是一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允许看的书和搜集到的传单小报。我们两人一切自律,按时上下班,有事外出都会请假。我们的活动,始终没有人看管和检查,完全靠自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倡学习儒家的“慎独”,这点我们都确实做到了。那时外交部各单位已搬到东交民巷,综合组也随办公厅搬去,而我却被隔离在外交部街老部的红楼里,相互没有电话联系。他们要对我提审、批斗或要什么材料,只好派人来通知我。老部偌大一个院子,除信使队仍驻在我们打扫厕所的新楼和机要局原地未动外,以前的主要办公所在地东楼和西楼都空下来了。原来显得热闹繁华的大院也变得格外冷清,既没有车辆,也很少行人。有时在院子碰到押在西楼出来打扫大院的“牛鬼蛇神”,即使熟人也见面不说话,连头都不点。像姚仲明这样的老朋友,碰到时我问话他也不理,继续扫他的地,和没听见一样。其他不是“牛鬼蛇神”的人,不管认识不认识,相互见面也是一概不说话的。

那个时期,我除了回家后和家人还说几句话外,上班时只有一个谈话对象王凝。好在我们两人过去的职务一样,也没什么特别要保密的,所以可以经常谈点往事。例如我被撤职后的部党委情况,包括对我的议论和处理,就都是王凝那时告诉我的。老部留下的两个单位又都是我们俩过去分工管过的,所以现在虽然人“鬼”有别,他们对我们也还比较客气,从没有人见面训斥或叫做什么事。我们打扫厕所可算尽责,只是有时懒得把用过的手纸送到垃圾站,而是倒在马桶里放水冲走,曾因堵塞下水道受到清洁工人的提醒,但没批评过。假日可以上街,自由走来走去。那时外出主要是看大字报,收买各种文革印刷物,一般不去看朋友。有的人即使碰到,也搭不上话。例如一次在北京医院看病时遇到李一氓夫人王仪,我问氓公情况如何?她只摇了一下头就转脸看别处了。还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延安老朋友何路,问她丈夫也是我的老同学付克在干什么?她也是摇头不答。应当说这是我文革之前来往最多的两家熟人了。连他们都是这个样子,别的熟人家哪还敢去?对我这个喜欢热闹爱说话的人,那些日子实在憋闷死了。

特殊身份

我的这种享受半自由人的待遇,还使一些人无法理解。一次在街上遇到“四清”时认识的昌黎地方干部,他们是还在当权的“造反派”,来北京搞外调,在街上遇到我就大感惊讶,说要是在地方上的话早就关起来了,哪能让你随便上街,难道他们不怕你跑了?我的这种待遇,一方面表现在革命群众的活动不能参加,如开会、游行、站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不能戴毛主席像章。另一方面也不禁止我混到人群里去听传达和到处看大字报。按时上下班、节假日休息都和大家一样。这种身份其实也不错,应该知道的事也知道了,一些麻烦的纯形式活动可以不参加。以游行来说,当时规定传达最高指示不过夜。所以晚上半夜经常有一半句最高指示下来,宋以敏和两个孩子必须迅速起床赶回单位和学校去参加游行。我因无此权利,也就继续睡觉了。

虽然一些会不能参加,但宋以敏回来说个大概也就知道了。另一方面,除长期打扫厕所外,其他处罚性的事情也给我和王凝免了。例如一些有各种问题的人,包括有历史问题的,有现行问题的,或“造反派”中的激进分子,早晚都要被领到毛主席像前,排成队低头认罪,口中还得念念有词。我每天早晨打扫卫生时都会看到这种现象,其中也有认识的人。像身为长征老干部的陈志方大使夫人王静,由于把伟大领袖毛泽东误写成了毛“择”东,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也得参加这种低头认罪的仪式。还有机要员出身的办公厅政治处一个科员王萍,因为参加反迫害大队,造反派垮台后也被罚参加认罪。这类活动,我和王凝就没参加。

这个时期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外交部旁边一个大同中学设立的“12-26”战斗队广播站,几乎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用高音喇叭广播。内容除他们自己的活动外,主要还是各种文革新闻,包括及时传达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成员的接见、谈话和有关活动。这些对我了解文革情况就帮了大忙,使我在隔离中消息还不太闭塞。

外交部文革的几个特点

作为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一部分,外交部的文革自然和全国一样。但由于工作性质、领导体制和人员素质等因素,文革在外交部还是表现出了以下几个独特的地方。

一是文革不但搞乱了外交部,头几年还严重地搞乱了对外关系,把原来就够严重的“左”倾外交路线更发展到极致,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带来极坏的国际影响,使中国一度处于非常孤立的地位。直到1970年后,才在新的形势下被迫将外交政策、主要是对美国和以它为首的阵营作了向右的调整,在外交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但在反苏反修上还是越来越“左”。正统史学说的文革时期仍然“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显然是不合乎事实的。

二是外交部文革有中央的直接源头,始终得到毛泽东的密切关注、中央文革的积极插手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特别是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决定了外交部文革的走向和变化。而周的态度却是随着毛泽东的态度变化在不断摇摆。他既要维持原有体制和保护老干部,又要效忠毛泽东以保持晚节,因而时刻揣摩意图,随机应变,表现出紧跟的姿态。他长期管外交,在干部中威信极高。但毛泽东不仅握有“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的王牌,而且在外交部还有几个众所周知的“通天”人物,为他了解情况,传递消息。

三是整个说来外交部文革还比较文明,没有发生武斗和严重的打砸抢。这是由于:一则文革期间外交部在业务和运动两方面都一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一时存在的“造反派”和领导上长期操纵的“无革派”对他很尊重;二则外交部干部的素质较好,文化程度较高,纪律性也较强。社会上有关一些大案的传说,例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其实并不是外交部“造反派”干的。他们受命主管运动九个月,做了不少愚蠢和激进的事,特别是坚持打倒陈毅和顶撞周恩来总理等。但进行大规模、长时期的残酷斗争和打击迫害,反倒不是出现在他们掌权的时期,而是发生在部党委结合作为主流派的无革派直接控制的时间里。

四是外交部被整成全国抓“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号重灾区,全部参加运动的有4000名干部,被抓的竟达1700人。“造反派”得到的清算和处理也最残酷,还有许多老干部遭到严重迫害。因此文革中制造的一些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和平反。领导层在文革中形成的山头和派性,文革后还继续起着重要作用。这些又使外交部文革的时间要比一般单位长。

外交部文革经过三个阶段

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外交部的文革可以分三个阶段.

(一)部党委按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常规发动和领导文革时期,从1966年5月姬鹏飞代表部党委作第一次动员到年底召开的“外交部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前后约有半年时间。

在这个时期,特别是一开始,广大干部群众一般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只能按部党委的布置进行所谓揭发批判和学习文件。而部党委对运动的领导,当时人们能感受到的,主要还是以往搞政治运动的老一套:抛出批判对象;实行引蛇出洞;派出工作组。部党委利用《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号召,把一批部、司、处级干部定为“牛鬼蛇神”,号召和组织大家揭发批判。抛出的人也被关押或看管起来,随时接受批斗。这些人中有部党委成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副部长王炳南和陈家康等三十几个人,我当然也在其内。与此同时,部党委还不断动员大家起来揭发,一再保证做到“三不”(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但实际上是引蛇出洞,布置各级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注意钓鱼,发现有“出圈”言论和大字报的,马上立案审查,有的立即打成“反革命”,有的准备“秋后算账”。

再就是派出工作组进驻几个部属单位,如北京外国语学院(简称北外)、国际关系研究所等。不管中央内部斗争怎样激烈和文革在社会上如何千变万化,部党委决不放松对运动的控制,只是随着形势的变化改换一下手法就是。这一切都是在党委书记陈毅的亲自领导下,由常务副部长姬鹏飞具体主持其事的。而且我当时就认为,整个部署特别是重要事项,都一定会上报周恩来总理,并得到他的批准或默许。不然像关押王炳南、陈家康这些人,陈毅和部党委哪敢擅自作主?

在这个时期,外交部也受到全国影响,自发地闹了一阵红卫兵运动,进行较为文明的抄家和破四旧。不过由于他们的活动实际上是在部党委领导之下,所以没起多大作用,从成立到奉命解散,前后也只有四五个月。

(二)“造反派”起来领导运动和监督业务、批判“资反路线”和揪斗部领导的时期,前后历时九个月。

外交部“造反派”的兴起,不但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且还出于周恩来、陈毅的直接推动。因为他们相信外交部的干部起来造反容易控制,如果迟迟不动,外面的学生冲进来可就难办了。所以外交部造反派一成立“革命造反联络站”(以下简称“联络站”)就得到周恩来的支持。而周恩来的支持又使“造反派”迅速崛起和壮大。当时运动的主要内容也和全国一样,就是批判所谓“资反路线”。

外交业务固然受到干扰,但“造反派”基本上还是执行了周恩来所定并得到毛泽东同意的“领导运动、监督业务”的原则,并没有夺取外交业务大权。而且“造反派”总的说来也还是尊重和服从周恩来领导的。当时对外关系中的许多极左行为,都是文革本身要反修防修、打倒帝修反、搞世界革命所带来的,不是外交部“造反派”的创造。例如和印尼中断关系,驻印尼使馆的姚登山等人回国时中央领导除毛泽东和林彪外全体到机场欢迎以及让姚在五一节登上天安门城楼,这是外交部“造反派”能办得到的吗?只能是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安排。

(三)外交部领导体制得到全面恢复和“造反派”及一批干部遭整肃的时期。这个时期从1967年10月联络站彻底瓦解算起,直到文革后还延续了好久。

1967年8月,中央文革的重量级人物王力为插手外交工作,接见联络站核心组成员,发表了煽动性的“八七讲话”。得到讲话的鼓舞,联络站也着实狂热了一阵,出现了砸政治部、揪斗陈毅、顶撞周恩来等一系列极左行为。

经过一年半的大折腾,不知是由于发动文革的初步目的已经达到,需要休整一下;还是发现再造反下去整个局势会失控,因而需要恢复秩序,清算造反派;反正是在王力和“造反派”得意忘形的这个8月,毛泽东决定来一个急刹车,把文革的局势翻过来。他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全面的军事管制;办五七干校、大批下放干部;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清理阶级队伍,搞群众专政和抓“五一六”反革命等。外交部第三阶段的文革,就是按这个线路发展下来的。

外交部领导(先后称部党委和党组,中间一段称核心小组)操持文革的这第三时期,历时最久,如果算上文革结束后的复查阶段,就超过十年。在这期间,外交部发生过许多事变,大运动中套了不少小运动,但总是在整“造反派”、清队、抓“五一六”、排除异己和派性斗争这个框架内进行的。

变与不变

这里说的变,是指文革结束后,中央的领导和政策以及整个中国形势不断发生的大变化;所谓不变,是指外交部文革后看待干部的一项原则并成为长期传统。

在主流派控制下的外交部党组织,从1967年冬打翻“造反派”,取得稳固的领导权后,就一直以文革头两年特别是1967年所谓的站队正确与否(标准就是支持还是反对陈姬乔)来看待和处理干部问题。文革结束后,不管上下和外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外交部的这条原则是被一直坚持下来了。所以这不但是1978年外交部在干部复查中推行的政策和做法,而且几十年来都一直按照这一原则看待那段历史和处理参加过文革的干部。因此,外交部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骨干、积极分子)和同“造反派”沾点边的人,就大小霉倒了一辈子,更不用说许多被迫害致死和致残的了。明白了这个道理,才能说清楚为什么直到1978年底,外交部政治部和部党组还对我做出那样的决定和处理,并且在继续讨价还价。

当时是个什么形势呢?这就要简单交待几句。粉碎“四人帮”以后,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都在接连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1977年8月,中共开了十一大,邓小平复出。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的文章《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2月中,胡耀邦出任中组部长,并且立即着手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1月开始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1月中组部正式提出为薄一波、杨献珍等所谓的“六十一人案”平反,里面已经讲到批准此案的张闻天是代表党中央的总书记。12月就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很快,章蕴已在《红旗》上发表文章指出,既然“文化大革命”完全错误,因此在文革中的两派就没有哪派正确哪派错误的问题,应该平等看待,以实际行动定是非。胡耀邦也提出不能用派性看待和处理文革中的两派问题,还直接批评了外交部那种一派压一派的做法,要他们不能让原来的专案组搞复查,对当权的这一派中整人整得厉害、有严重错误的人,也要处理几个。然而外交部党组织对这一切似乎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除涉及的具体问题不能不有所表示外,他们原来坚持的原则和观点不但没有改变,甚至没有动摇,不到不得已,是不会后退一步的。这从对许多人包括对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复查结论中都可看得出来。

外交部党组织不但不重视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而且部内干部群众的呼声也听不大进去。因为还在1977年2月,外交部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就曾自发地开会“批判外交部十年来执行的错误干部路线”。由于事前请示报告过领导,所以不但有外交部政治部正副主任参加,而且第一天就由中组部领导同志张志杰派人出席。原外交部副部长曾涌泉(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为中纪委委员)第一个发言,严厉批判外交部违背党的干部路线。据原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的夫人李涵珍为文说,第二天中组部副部长曾志曾到会。这天发言的是徐以新、李涵珍、柳雨峰(曾任大使)等。大会开了三天,其间曾发生过外交部历史上著名的曾涌泉抢话筒事件。会议开到第四天竟不了了之。当时就传说,这时姬鹏飞虽已离开外交部,但以他为首的主流派仍然处于统治地位,而会议的矛头又是直接针对他们的。因此姬就搬请一直保护他的中央领导同志李先念干预,把这个会议和批十年错误干部路线的活动给压下去了。从这里也可看出,外交部党组织为什么会对中央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和处理文革中两派问题的意见,采取那种不大在乎态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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