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由国立音乐院、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音工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音乐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音乐系、上海、香港中华音乐院等几所音乐教育机构在天津重新合并组建，12月18日，政务院正式命名这所学校为中央音乐学院。如今位于河东区十一经路的天津音乐学院第四教学楼——音乐厅，当初是日本占领天津时建立的一所中学，名为“天津大和日本国民学校”，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华北职工干部学校，也是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处教学楼。
1950年，著名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出任天津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1912年5月7日生于广东省海丰县，11岁随大哥马思齐去法国巴黎并开始学小提琴。 在天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期间，马思聪先生住在马场道的一幢小洋楼里，他继续创作，在天津写出了《第二回旋曲》和《鼓舞》《杯舞》《巾舞》《山歌·跳元宵·春天舞曲》《山林之歌人》《新疆狂想曲》《淮河大合唱》等作品。
【小提琴家向泽沛曾在天津跟随马思聪先生学习小提琴，他在一篇回忆长文中讲道】
我的父亲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商学院经济系毕业，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到新中国成立，南开大学经济系聘他为系主任，他把全家从香港接到了天津。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带了一把小琴。950年我5岁，开始学小提琴，起先年纪很大的马道永学，后来换了白俄老师古达迪耶夫，他在旧租界里教琴为生，每次都是父亲带着我去。
当时我家和马思聪先生家非常近，就隔着一个结核病院，大概几十米的一段围墙，但并不认识。1952年，古达迪耶夫要走了，他特别喜欢我，说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好老师。他在“中苏友好协会”跟马先生认识，并且一起合奏过，但也不是很熟。
古达迪耶夫带着我去见马先生，听我拉琴之后，他俩各说各话聊了半天，知道马先生决定收我了，我们挺高兴地走了。所以从1952年起，我开始跟马先生学琴。那时候他刚40岁，我7岁。过了几年，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个礼拜坐一趟火车到北京上课。
我跟古达迪耶夫学到Kreutzer（克莱采尔）的练习曲，但是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础。比如《克莱采尔》第二课和第七课，一个分弓、一个大弓，他让我天天练、天天练，前后3年不断强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较好的。马先生特别注重音乐，不像现在许多人“技、艺分离”，只是学技术，完全是肌肉练习，非常枯燥，也非常无趣。拉琴毕竟不是体操，不能只把响儿弄出来，你要表达生命里的什么东西，这才是目的。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第一届的学生，那时候附小在天津，并不是专业附小，文化课还要到普通小学上。我是比较听话的那种小孩，虽然也挨过打，但在练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个钟头琴，再去上学，下午两三点钟回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作业，玩一会儿又开始拉。除去吃饭，一直到晚上9点都在练琴，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
因为我从小跟马先生学琴，从7岁一直到21岁，持琴、运弓都很像他，就跟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我是马先生弟子中跟他学琴时间最长的一个，马先生对我也基本满意，有时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说话，把脸一沉——本来他的脸就长，那样就更可怕了，对我简直就是大祸临头，绝对回去得玩儿了命地好好拉。
马先生说，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没有才能，主要就两点：一是他对声音是不是敏感，对声音敏感，能够捕捉到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声音。二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象力。音乐没有具象的东西，比如你说“苍白”，那是没办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苍白，这就是想象力。比如在拉Fiorillo（费奥里罗）第二十八课的时候，我11岁，马先生启发我说：“你把它想象成一条小溪。起先……接着……然后……”什么是“幽咽泉流水下滩”，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创作的时候有这个想象力，他在教琴的时候，就把这种想象力传授给学生。
马先生平时话特别少，课上也一样，但他会做示范，这一点他做得特别好。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带”出来，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我那时候特别服马先生，他上课从来不用看谱。我跟他学了十几年，所有我拉的东西，从练习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谱架后面都能拿起琴来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
马先生从始至终都没收过我学费。有一次父亲提起这事儿，他说：“国家给我的就够了。”他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大概300块，当时来说的确不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杨宝智等等这些学生，他都没要学费。
马思聪11岁留学法国，学小提琴，回来后没几年又去，专门学作曲。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和声漂亮极了，那种精致、考究，虽然脱胎西洋，但又非常有中国味道，无人出其右。
马先生除了开会，很少掺和外面那些事儿，他的生活非常静，心里也非常的静。马先生平时话很少，很内秀，不会海阔天空聊天，但他喜欢琢磨，比如绘画，马先生自己不画，但是很懂，家里大大小小挂着很多，其中就有齐白石送他的。有时候他给我上课，忽然就指着墙上的画，让我去体会中国文化中的那种内涵和修养。马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个非常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种跟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似的娓娓道来。
那时候我家有七把好琴，都是50年代初马思聪带着我父亲在天津挑的。过去天津旧租界有很多白俄、犹太人，离开时候留下一些好琴，几百块钱、或者一两千就能买把相当不错的，放到今天大概得卖到一二十万。父亲还常带我去剧院，梅兰芳，小白玉霜，还有河南的常香玉，这些我都听过现场。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两场我都听了。
【1952年考入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的小提琴演奏家杨宝智教授这样回忆】
当年因为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中央音乐学院开学延迟到11月初，院址设在天津河东区的十一经路。院长马思聪看见我们几个从广州去的小孩很高兴，说，找一天请我们去他家吃饭。
他家住在马场道，政府给他配有司机、勤务员和厨师。过了些日子，接到通知，我们就到他家里去了。跟我一起去的有林耀基、卲元信、陈静斋等几个人，我们问马先生，和周总理一起吃过饭没有？他说“多了”。和毛主席呢？“也吃过。”那时候我们以为是就这样三五个人一桌吃，觉得很不得了，现在才知道是国宴一类的文艺界的宴会。饭后他一一问我们年龄，然后跟我说：“17岁年龄还小，读作曲系把时间都浪费在做和声习题、计算有没有平行五度犯不犯规上面，很可惜!那些东西没用的，你不如跟我学小提琴，提琴拉好了，同时注意大师们是怎么写的，就自然会作曲了。”
这下子真是正中下我的怀了，求之不得，我马上说：“好！”然后到学校办转系手续，好像他打过招呼，从作曲系转到管弦系，分琴房练琴，都很顺利。马院长每周来给我们上两次课，琴房是小足球场后的一排平房，每当他远远经过球场向琴房走来时，林耀基就用广东话小声喊道：“老马来了！老马来了！”我们又是紧张，又是兴奋。有时候我们还在上别的课程，他先到了，就在里面练琴等我们。
马先生很少发脾气，他上课话语较少，示范较多，很和气。我只见过一次因为抽查林耀基C大调三个八度音阶，结果发现他根本没有练，连指法都搞不清楚，他发怒憋得脸越来越红，但也没有骂人，只是说：“下次再拉给我听！不要在上课时练琴！”
进音乐学院之前，我在学小提琴的过程中从未练习过音阶。小孩子不喜欢拉音阶是世界性的通病。但他说：“所有乐曲的困难片段，绝大部分是由音阶和琶音的片段构成的，剩下的就是大跳以及一些和弦。所以练好音阶和琶音等于解决了左手技术困难的一大半，何况还可以通过音阶和琶音练右手功夫。”
我只好硬着头皮练音阶。他说我的弓子比较“浮”，不断告诉我要放松，要利用手臂的重量增加弓子对弦的力度；要学点巴赫，先当练习曲练右手功夫，长大了再讲究艺术。这些对于我来说，当时都是觉得很新鲜的概念。
也许是1952年底，有一次，我到他家里拜访，那时不懂事，不会事先询问可否来访，正好他正在伏案创作。他在“治理淮河”时收集了不少皖北及大别山的民歌，1953年以这些民歌为主题或副题，创作了不少乐曲。那天他给了我一本袖珍小总谱，说：“这个曲子很好，你没听过吧？”叫我到隔壁那个放着电唱机的房间，看着总谱听海菲兹拉的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这是我一辈子第一次用电唱机，第一次见袖珍总谱，第一次看着乐队总谱听唱片，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极品，毕生难忘。
在50年代初期，在中央音乐学院经常可以看到老师们演出：独奏、独唱、重奏、重唱等等，包括作曲系老师的作品试演。有时候演完之后马院长会即席发表点评。马院长自己的小提琴独奏节目的演出自然看过不少次。
1954年，中央音乐学院要成立附小，当时的教务主任缪天瑞找我，说在你档案上看到你妈妈叫刘慧娴，是不是那个在三四十年代出了一本《儿童节奏乐谱》的刘慧娴，我说是，现在在华南师范学院当音乐老师。后来就把她调来筹备附小，成立以后当附小主任。马思聪先生又安排我父亲杨景循到中央音乐学院图书馆当副主任兼唱片室主任。
1957年毕业考试，我拉马思聪的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三乐章，这在中央音乐学院院史上至今为止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没有人敢这样做。
（文：何玉新，本文为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