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民权
见过于右任《董少将振五墓志铭》的朋友，想必对其中“大丈夫以身任天下事，不能以一人之私怨，破坏大局；亦不能以一人之私恩，背弃公理。立生去则去耳！其入故（固）市也，吾不赞成，故其被拘也，亦不补救。愿祝彼为关、岳、文、史，早就千秋；亦愿彼祝吾为起、颇、翦、牧，纵横一世！此时此地，请无多言，见于疆场可耳”铮铮数语，都印象深刻。
于右任撰书
《董少将振五墓志铭》局部
过去读这篇名碑，既仰慕先生之字，又颇奇先生之文，对振五将军尤极敬佩，心谓吾陕辛亥前后，真是济济多才，如井勿幕，如胡景翼，如张义安，如董将军，无一不是文韬武略、特立挺出之选，堪称人中龙凤，而于先生文中所“引”将军靖国役中复陈树藩书这几句话，殊觉痛快淋漓，掷地起声，不特有义，亦且有骨气也。
稍后偶翻《临潼县志》，见梁梦西(1871—1929)传称，梁善诗文，曾任靖国军第四路军秘书，“后来胡景翼被拘捕入省,陈树藩威胁胡部各将领投降。当时胡部军失主帅,人心惶惶,形将瓦解。梦西奔走游说,力劝诸将领合作,并代表诸将领复书陈树藩,说明胡景翼的去留与靖国军大局无关”,书中也有这几句话，心头一惊，颇疑该志有误载之嫌，然其究为谁语，却惜乎资料阈限，一直怅然琢磨不清。
再后见到《西北革命史征稿》中卷《先烈纪传》，读梁梦西传，方知《临潼县志》梁传并非空穴来风，实为此书梁氏本传之翻版，而此语作者谁属，仍是一个拉不直的问号。
癸巳春节前后，乡友雷凡告以该馆藏有《革命先烈事略》数卷，似为陕西革命先烈崇祀抚恤筹备委员会所编，尘封无人问津，惊讶无状，急切趋前一观，原来都为民国时期编撰《西北革命史征》之初稿，果极珍贵，唯憾仅存一、二、三、五诸卷，之四缺佚，总共几卷不得而闻，且其内容《西北革命史征》及其《西北革命史征稿》，或舍之未曾辑入，或辑入而有删改。然其之二，适有《梁梦西事略》数页，不知作者而文曰：
《梁梦西事略》（一）
梁子贞，字梦西，陕西临潼县交口镇东北乡梁家村人。前清贡生，与先烈郭希仁、曹印侯、王敬如诸先生，筹谋改革。善诗赋，能文章，其动笔尝能左右舆论。辛亥起义，充陕西敢死军统领曹印侯部秘书长。改革成功，曹统领解甲，君亦归田。
民七靖国军兴，充第四路总司令部秘书长。胡景翼将军被捕，陈树藩先以电令靖国军各将领归降，继之以大军威逼，时军失主帅，人心惶惶，全军将瓦解，君痛时局危急、西北护法军之将绝也，奔走各将领间，力劝镇静，合作筹谋善后；
《梁梦西事略》（二）
并代各将领拟复陈树藩书，首说明将军去就，与靖国军大局无关重大，次表明各将领合作敌忾气概，其精语有“笠生之入固市也，吾不赞成，其被拘也，亦不补救。愿祝彼为关、岳、胜、史，早就千秋；亦愿祝彼为起、翦、颇、牧，纵横一时！此地此时，请无多言，见于疆场可耳！”书去，陈树藩倒退数十里，陈氏遂悬赏十万罗致君，靖国军全军遂得以振作。论者以笠僧当时之得免于难，靖国军终克成功者，君与有力焉。君之殁已七八载矣，至今其事尚脍炙人口。
其次为董振五拟祭张义安将军文，将靖国军兴师以来，大小战地、战绩百余，结构成一篇天然韵文，不唯张将军之业永以彪炳，而靖国军之史藉以昭彰，其祭文与复陈树藩书，于右任撰书董振五将军墓志铭均收入。又于为其伯母于（房）太夫人三周纪年征文，君代甄士仁拟诗四首以赠，闻列为首选。此外微妙诗文、对联尚多，屡经兵燹，稿件大半散失，社会人士多能道之者。后胡将军带队出关，君以多病未随家居。
一八西北大饥，陕西尤甚，治安骚然。君家道贫寒，奔走改革数十年，历任要职，不但其颓垣败屋依然如故，并且隐身埋名。某夜忽来土匪数十，蜂拥而入，百般威吓勒索，终无所获而去，而先生则以惊恐之余，遂染重疾，时民一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殁于家。年五十八岁，子一，孙一。
于是直觉其价值不菲，持之以与《西北革命史征稿》对勘，又知其《先烈纪传》之梁氏本传，明系由此《梁梦西事略》改得。至此虽然还是不能落实此数语出乎谁手，但心中至少明白两点：其一，这几句话，一定与梁氏有关；进而言之，董将军当年致（复）陈树藩书，可能就是出于梁的手笔，否则梁氏事略不敢如此写法，《西北革命史征稿》也不敢贸然采信并堂皇辑入之。
董少将振五墓志铭（一）
因为毕竟时隔不远，知情者尚多在世。其二，《梁梦西事略》和《临潼县志》《西北革命史征稿》之梁传这几句话，文字与《董少将振五墓志铭》相对一致；换句话说，右任先生所撰将军墓志铭之文字，可能就是这三者的同一个蓝本，不然便无法解释其何以如此相似。
于是进一步查找，结果终于在《西北革命史征稿》下卷《诔祭公启》中，找到董将军当年致陈柏生书，题曰《董振五致陈柏生函》。原书较长，出乎至诚，层层递进，义正词严而又文采斐然，宜乎知者称赏，而陈氏见之“卒不敢出”或“退兵数十里”也，洵非庸常书生、泛泛幕宾所能为者。
董少将振五墓志铭（二）
然而熟细读之，竟遗憾地发现，书中既不似《梁梦西事略》所说的“首说明将军去就，与靖国军大局无关重大，次表明各将领合作敌忾气概”，也不似《临潼县志》与《西北革命史征稿》所说的只是“说明胡景翼的去留与靖国军大局无关”,并且通篇不见此精辟数语。而真正有关者，仅其如下最后两节文字：
立生之入故（固）市也，于靖国军前途固无所损，然立生究为物望所归，公若遇之不礼，不独六路之人必将求甘心于公而已，窃恐竹帛青简将不能为公作恕语也。振五与立生分则部属，义则手足，然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弃公理。吾愿祝立生为关、岳、文、史，早就千秋；吾亦不敢不勉为起、翦、颇、牧，承其志意！来书语意殷拳，然深恨公之不我知而猥以流俗人相待也。此时此地，请无多谈！
窃常怪，以公雄才大略，本足以立功立事而不免虐用天下士，此天下士之所以相携而去也。古人有言：“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天下叛之。”此言虽简，可以深思。倘公能一旦追悔其故，自怼所为，翻然改图，推赤心于人腹，则天下士未必不再至公之庭。振五见天下士之皆至，亦将泥首请罪，岂为晚乎？顷据军讯，滇、川、黔、鄂靖国联军，十道向陕，秋风扬尘，大战在即，请厉兵秣马以待，毋多谈！
从某种角度讲，这的确不免使人丧气失望，甚而生出上当受骗，颇有“事情原来如此”的感觉。然而换个角度，似又觉得心中悬之既久的疑问，答案已然明白凸显：原来一向为人称道的这几句话，既非董振五将军本人所说，亦非援引《董振五致陈柏生函》中的原话，而竟是右任先生为振五将军撰写墓志铭时，因对原信内容烂熟于心，随机归纳提炼出来的。
董振五致陈柏生函（一）
其意思尽管得诸原书亦即梁氏的文字，然其语言简练、精辟、大气、犀利的程度，却远超乎原书梁氏的文字，效果也较原书梁氏的文字高出不知凡几。
《革命先烈事略》之二所谓梁氏为董将军代拟祭张义安文和此书，右任先生均收入《董少将振五墓志铭》中云云，“文献不足故也”，祭张义安文我不敢说，但这几句话却绝非《董振五致陈柏生函》原文的照搬，我则敢说了无疑义。
董振五致陈柏生函（二）
由此我并进一步推断，梁氏为振五将军代拟复陈树藩书之事，也许“脍炙人口”，知者甚众，然而真正见过原书的，恐怕为数不多，也不可能多，《革命先烈事略》初稿和《西北革命史征稿》之梁氏本传所以出现这样的不实之词，原因无他，症结仅在其作者和编者都知道梁氏有此一举，而世所推重的右任先生所撰董将军墓志铭中，又正好提到此事，于是未核原书，或以为原书就是如此，就将其援以入史入传，不料三人成虎，居然弄成天大的误会。
因为笃定不易的史实是，右任先生的《董少将振五墓志铭》，结撰于1920年3月，而《革命先烈事略》初稿虽不系作时，但《西北革命史征》酝酿起步于1930年代中期，《西北革命史征稿》的印行，已洎乎1949年初，两者都晚于先生写作将军墓志铭的时间，则毋庸置疑。
何况，《梁梦西事略》的作者，不仅未曾核对董将军致陈原书，甚而连右任先生的《董少将振五墓志铭》都没细看，不仅将“关、岳、文、史”误作成“关、岳、胜、史”，而且将“亦愿彼祝吾为起、颇、翦、牧，纵横一世”，错写成“亦愿祝彼为起、剪、颇、牧，纵横一世”，其文风之绌于严谨，可见一斑；
《西北革命史征稿》虽集时贤之力，经营有年，极具史料价值，素为众多研究者所推崇，但其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成书匆迫、编辑粗糙，也是客观存在并显而易见之史实，读用之间，须有必要之警惕方知所去取，以如此背景而出现这样的误会，似乎也顺理成章，符合逻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个误会的形成，至少已有八九十年近百年的时间，消除这个误会，当然也非一朝一夕能奏其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个误会，知道这是个误会，从而身体力行，及时开始正本清源的努力，而不再以讹传讹，继续误导世人。倘若大家都能付之行动，则河清有日，此事的拨乱反正也并非遥遥无期，你我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