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承训
一九四九年二月间，我就读于陕西省师范专科学校。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去北大街三青团西安市支团机关（今人民剧院处），找同乡和好友任忠厚。忠厚是国民党西安市政府社会科的职员，住在三青团大院里一进门左边的单人房间。我推开门一看，他还在被窝里睡着，地上放着旧皮鞋，墙上挂着大衣和礼帽。我想，这个家伙大概是昨晚打麻将睡的迟，故而尚在梦乡，便轻轻地拉上门走了。
从忠厚那儿出来，漫步行至钟楼附近，碰见了我课余兼职的菜业公会理事长、 西安市第五区副区长李景西。互致问候后，他问我上街干什么。我说：“一大早去找忠厚，他还睡着……”李惊惧地一把抓住我说：“好危险，忠厚已经被捕了！房里睡的是绥署便衣，专门诱捕同忠厚有来往的人。”接着，他又告诉我，崇孝路（今东一路）集合木厂的魏秉初、革命公园旁边的任道安和东新街小菜铺的吴狗娃也被特务逮走了，这几个地方都不敢去。吓的我倒吸了一口冷气，马上返回学校。事后，我多方托人，也没有打听到忠厚的下落。一天，李景西在菜业公会给我讲，据他所知，那几天就有七八十人失踪。因此，我日夜为忠厚的安全捏着一把冷汗。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西安解放了，忠厚于数日后到师专找我，谈了特务逮捕、审讯他的详情。
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早晨，天麻麻亮，忠厚从床上爬起来提着壶上街打洗脸水，脚刚踏进水铺门，突然听见有人喊：任先生！他一应声，一个穿着大衣，戴礼帽、墨镜的大汉就劈头狠狠打了一巴掌，并猛踢了两脚。几乎是同时，另一个人用手枪顶住了他的后心。那个黑大汉很快地用布蒙住了他的双眼，铐了双手，给嘴里塞了许多破布，莫名其妙地推上了人力车。起初，他还能判辨出是朝武庙街（今西一路西段）拉着走，车子飞快地绕了几个圈后，他就不辨东西了。约摸有半小时， 车子停了，特务们架着他走了一百多米石子路、过了几道门坎，压他坐在台阶上， 给砸上了沉重的脚镣，然后投入冰冷、潮湿和充满臭气的牢房。可恶的特务们，在架着他往牢房走的时候，边走边搜身，及至进入牢房时，他的金笔、手表、三只金戒指和腰里的六块银元全被劫去。
一天，牢房的铁门响了，一个特务走近他的身边厉声喊道：“任忠厚！”他迷糊糊地应了一声，就被拖到一百多米外的一间房子里刑讯。特务问：“你常去哪些地方？来往的都是啥人？”他如实回答：“上班，下班”“来往的尽是同事……”特务们一听，连打其十几个耳光。他口鼻流血昏迷中又被拖回牢房。
又一次暴刑审讯之后，特务们用人力车把他转移到一个更为恶劣的牢房——有二十几个台阶的地窖。听到启窖盖子声音后，特务们压他坐下，顺着台阶推到窖底，开了手铐，反绑在木桩；再听到铁窖盖的响声时，他就与世隔绝了。这里，每天除刑讯、吃饭（两次，每次一小碗）和拖到窖外解大便时松开双手外，其余时间均绑在木桩上。
约摸过了十七个昼夜的那天晚上，特务们又把他转移到专门囚禁政治犯的西安太阳庙门至善巷监所。这里，在所谓不虐待犯人的幌子下，蒙眼布总算是取了，其他依然照旧。这个监所有连拐三道的铁门，布满铁丝网的高墙，大小十几个牢房关满了男女“人犯”，既有青壮年，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和襁褓之中的婴儿。每天除轮留一次、十分钟的“放风”外，全都关在牢房里。一天两餐，早饭是一个黑杂粮馍，一勺蒸锅水，午饭是一碗杂粮汤面条，而且都是从牢房的小窗递进来。牢房里没有任何自由，就连高声说话都要遭到看守的斥责以至毒打。整个监所，除了犯人的镣链声、呻吟声和推磨子的呼呼声外，一片沉寂。
忠厚告诉我，在至善巷监所里，他遭到过十几次严刑审讯。坐老虎凳，一垫砖身汗，每每昏了过去。所谓单展翅（单臂吊于梁上）、双臂大绑吊、背靠铁火柱、鼻孔灌辣椒水或煤油、指甲缝钉竹签、装着麻袋拖出去假活埋等刑罚都曾受过。至于拳打脚踢、抽鞭子、打棍子等，那就是家常便饭了。
一连串的审讯，毫无所获，特务们于五月十七日深夜，用汽车把他拉到灞桥附近抛在荒郊野外，从而恢复了自由。
据忠厚讲，仅我们商县同乡当时就有三十多人被捕，和他同在至善巷监所里的有任道安、魏秉初和唐丙奎等。解放初，人民政府清查至善巷监所时，在地道内发现了一具绞死男尸，经辨认，系任道安。镇反时，一罪犯供称，魏秉初、唐丙奎也在胡宗南逃跑前夕，惨遭杀害。特务们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三位呢？据说有人“检举”任道安是抗大一期毕业先生，曾任三十七集团军总部上尉军官，有共产党嫌疑。唐丙奎在陕北公学堂上过学，也有共产党嫌疑，魏秉初则因为他是民盟成员。这里顺便说一下魏秉初先生的情况。魏先生系北平中国大学毕业，热心桑梓教育，曾创办过私立商县启化小学，自任校长，聘请了王怀印等进步教师，白天上课，晚上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以后，还筹办了商县县中，并当了第一任校长。记得我上小学时，他已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了。魏先生还和魏佑民在西安东大街今市中医医院的东院办过素梅小学以及其附近的私人图书馆。抗战胜利后，他在西安崇孝路经营协合木厂，商洛穷人多找他谋生。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魏秉初先生曾大力支持过商县旅省同学会的活动。一九四六年，商县旅省同学会配合商县中学教师周乐天等控告县田粮处长王子绍贪污，因经费短缺，活动受限。一天傍晚，魏秉初先生坐人力车到省师专找见我说：“我同周乐天老师是朋友，乐天说你们旅省同学会控告王子绍要铅印材料没有钱，同乡会托我给大家送来二十万元（伪币）。”我喜出望外，赶紧让陈克强同学收下，并给开了收据。有了钱，我们便在中华中学印刷厂（今药王洞街市二十三中处）铅印了王子绍贪污的数字及证据五百份，到南院门国民党陕西省参议会会场散发，并在新城广场张贴。同学们还推举我和西大学生陈钟灵等四人为代表，乘教育厅厅长王友直陪省主席祝绍周去省师专参加校庆之机，拦路告状，申诉了王子绍的贪污事实，面呈了控告信。后经调查属实，祝绍周不得不下令将王子绍押解商县惩办。解放后，听魏秉初的外甥樊绪仲（当时协合木厂店员）讲，那二十万元并非是同乡会的，而是魏秉初先生解囊相助。这样善良的进步人士惨遭国民党反对派杀害，实在令人悲愤！
西安解放后不几天，任忠厚曾同我一块去任道安家看望他的爱人吴XX和小孩。当时，吴还以为特务们把道安押解到汉中去了。她告诉我们，正月里的一天， 下班后不见道安回家，她心里着急，就约唐丙奎一块上街去看，突然来了两个人把丙奎架走了，她两腿发软，心惊胆战地抱着孩子往回走。后边赶来一个人高喊： “站住！”并把她和小孩一起带进了警察局。灯光下，一个四十多岁的人问：“你们家里平时来的都是些啥人？”她回答：“都是他爸爸的同事和朋友……”于是，一个女看守送他们进了牢房。道安的爱人没有文化，特务们刑讯了几次没有问出口供，就于五月十六日放了她和孩子。为了不使她过于悲伤，道安殉难的消息，我们暂时没有告诉她。
出处：1987年6月《新城文史资料汇编》第三辑
中山门下 绘图/@陶浒
西京招待所 绘图/@陶浒
感谢陶浒先生画作加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