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济大学汽车学院原教授、知名汽车安全专家朱西产的主持下,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理事长、中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联席理事长董扬,深蓝汽车产品CEO杨凯,TomTom全球销售副总裁暨大中华区负责人陈建诚,千方科技总工程师、千曙科技副总裁杨烨,佛瑞亚海拉中国区电子事业部能源产品中心研发总监叶恒杰围绕以上问题展开先锋思辨。
董扬一开场就给动力电池领域的“百花齐放”泼了一盆冷水。对于当前被热炒的固态电池,董扬直言,“我不是说固态电池肯定不行,但是我劝大家买车五年之内甚至十年之内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翻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在芯片领域,董扬同样给出了鲜明的立场。他不赞成整车厂造芯片,甚至不赞成整车厂搞全栈自研。在他看来,特斯拉在美国的成功有其特殊条件,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链分工,整车厂没有必要什么都自己做。
不过,董扬也承认,高端大算力芯片“大概率是要卡脖子的”,这块芯片中国必须做,但“不必着急马上现在动手”。他表示,可以先联合定义芯片规格,借大芯片把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打通。
杨凯从整车视角回应了“速成车”的行业焦虑。他指出,202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超千万辆,各家企业为了抢夺品牌站位和细分市场,必须加快产品投放节奏,“没有一家企业去怀疑这件事”。
杨凯认为,“速成车”的解读存在偏差。过去改一个转向节、调一个减振器倾角都觉得非常困难,但今天电池和电驱技术发展极快,技术成熟度已经支撑更快的产品迭代。深蓝的应对策略是“装备一代、研发一代、再规划一代”,这个思路借鉴自中国军事装备的研发逻辑。
在杨凯看来,当前的“卷”是行业必须经历的阶段,要么在品牌情感沟通中建立调性(如深蓝定位“年轻”),要么在品类中打出差异化(如方盒子车型)。“至于长久的问题,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再去卷一段时间,再看看卷的结果”,最终谁能活下来,“这个过程还是非常痛苦的”。
陈建诚带来了一家海外图商的独特视角。他指出,图商与车企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当前行业对“有图”“无图”的争论,本质是对地图精度和鲜度的不同诉求。
TomTom在今年1月发布了车道级地图产品,通过AI制图实现更高精度的地图数据。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全球化——235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合规要求,“要采这些图很不容易”。
陈建诚的观点隐含了一个重要判断:随着中国车企加速出海,地图的全球化能力将成为智驾竞争的关键壁垒。TomTom不做中国地图,但恰恰因为不做中国地图,反而在国际市场积累了其他图商难以复制的全球合规经验和数据采集能力。这种“舍近求远”的定位,折射出技术竞赛全球化时代的另一种生存逻辑——不是所有技术都要在中国市场证明,海外市场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的战场。
杨烨代表的,是智能交通领域向自动驾驶进军的“跨界者”。
杨烨的核心观点是:自动驾驶的运营壁垒,比技术本身更高。他以干线物流为例,指出即便具备L4量产能力,也不等于具备路运运营能力。货运不仅仅是“在路上开”,还涉及两端园区、检查站、收费站、服务区、施工路段、交通管制等复杂场景,需要“整条路的交通贯通能力”。
他判断,整车厂往垂直方向完全整合运营,“不太现实”。关于自动驾驶强标GB44721的发布,她认为短期会提高行业门槛、让商业化节奏更审慎,但中长期会“降低监管乃至市场的不确定性”,对成熟企业“一定是能够获得加速以及能够迅速扩大规模的好处的”。
叶恒杰则从汽车能源管理系统的角度,揭示了技术演进的另一层逻辑。在高压系统方面,叶恒杰指出400V和800V“各有各的好”。特斯拉坚持400V,是因为在不同国家和应用场景下需求不同。佛瑞亚海拉的策略是不押注单一路线,而是开发兼容400V和800V的电池管理系统。但他也承认,“发展趋势肯定还是会越高越有利”,最终还是会朝800V发展。
在低压系统方面,叶恒杰的判断更具前瞻性。随着L3以上智能辅助驾驶的普及,低压供电系统面临全新要求——持续供电、冗余供电、供电监测。传统的保险丝是“被动式”的,熔断后无法恢复,无法满足智驾场景下的功能安全需求。
关于12V电瓶是否会消失,叶恒杰认为“不会扔掉”——从12V到48V的切换影响的是整车所有架构,“会持续一段时间”。
作为本场圆桌的主持人,朱西产也给出了他的观察:技术可以多元,但汽车作为长期耐用消费品的本质不能丢。分裂是技术探索的必经过程,统一是市场检验的自然结果,而这个结果从来不由某家企业或某项技术单独定义,而是由亿万用户的每一次理性选择共同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