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东海岸，有着绿树成荫的自行车道、屋顶水上乐园和儿童友好餐厅，是这座岛国城市最适宜育儿的地方之一。
然而，当《卫报》记者走进这片中产社区的一处公寓时，却发现了一个与“育儿天堂”之名颇为矛盾的场景。金融从业者李先生和妻子住在这里，他们还养了两只猫，过着体面而自由的生活，但他们坚定地不打算要孩子。34岁的李先生坦言：“我们现在过得挺幸福的，有了孩子反而会添乱。比如没法再随心所欲地旅行，也不能随便下馆子了。”
李先生清楚父母盼着抱孙子，但“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提过几次，现在倒是不说了。”他和妻子想法一致，除了担心养育的辛苦，更怕孩子彻底改变现在的生活节奏。
李先生的抉择并非孤例。
本月数据分析公司YouGov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四分之一的新加坡人持相同想法，不打算生育。这种集体意愿的转变，直接体现在了国家生育统计上——目前，新加坡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跌至0.87的历史最低点。放眼全球，生育率普遍低于2.1的更替水平，而新加坡是亚洲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对政府而言，这意味着严峻的经济挑战，劳动人口比例下降，越来越难以支撑不断扩大的老年群体。新加坡预计今年将进入联合国定义的“超老龄化”状态，即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21%。
面对这一紧迫形势，新加坡政府近日推出了一系列被称为“超强力度”的鼓励生育新举措。
总理黄循财宣布，政府将为每个孩子提供直至17岁的直接经济支持，总额接近7万新元（约合37万人民币）。具体包括：出生时发放1万新元婴儿津贴，后续分别发放5000新元的医疗和教育补贴作为初始津贴；为1至16岁儿童提供2000新元的“儿童津贴”；将政府补贴的学前教育费用降至每月150新元；以及延长育儿假。
“新加坡的未来取决于建设它的家庭。”黄循财在讲话中强调。
一名女子推着婴儿车穿过新加坡樟宜机场星耀樟宜的雨漩涡
然而，金钱补助能否扭转观念，在新加坡民众中反响不一。
有意生育的年轻人依然对成本心存忧虑，但政策确实带来了一线希望。27岁的建筑行业协调员伊克巴·希沙姆对《卫报》表示，新加坡的生活成本“高得离谱”，新政策让她和未婚夫对未来组建家庭多了一些盼头。“这些支持确实鼓励我结婚后早点要孩子。”她特别提到了育儿方面的帮助，认为这缓解了部分现实压力。
而对于已经组建家庭、甚至养育多个孩子的父母来说，挑战则更加具体而系统。41岁的规划经理张淑蓉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一直认为生儿育女很重要，但要兼顾家庭和在新加坡华乐团的工作，她必须依靠帮佣，还要与公婆同住。
“我们的经历证明，养孩子需要整个大家庭一起出力——对双职工父母来说，家人的支持依然至关重要。”张淑蓉对改革表示欢迎，尤其肯定了育儿假的增加，“以前我只有两天育儿假，不够用就得休年假。新措施实施后，我和先生每人都有12天育儿假，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时间更充裕了。”
张淑蓉和丈夫周泓文与孩子们
更深层的社会压力，是横亘在生育意愿前的无形高墙。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高要求的工作环境，以及双职工家庭对托儿服务的重度依赖，都让组建家庭变成一场精打细算的冒险。围绕学业成绩的焦虑催生了庞大的私人补习产业，家长们从学前班就开始拼命想让孩子脱颖而出。
社会学家张友燕在《不安：新加坡家庭生活》一书中指出，她惊讶地发现新加坡父母对课外学习的重视程度极高，这种焦虑在学前阶段便已开始。黄循财在讲话中也承认，许多新加坡人“担心孩子将来要面对什么样的世界，也担心自己有没有尽力帮孩子铺好路”。
对于像李先生这样注重生活品质的年轻夫妇而言，政府的财政支持并非万能药。“我觉得我和伴侣需要投入大量时间才能好好养孩子，这是我们目前给不了的。”他坦言。
在新加坡的“我的皇后”月子中心，一名雇主正在给婴儿喂奶
面对民众复杂的情绪，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蔡耀辉给出了相对积极的评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他坦言，新加坡采取这些措施的事实表明，政府至少正在尝试改变现状。
“这种新方法认识到，养育子女的经济和时间成本会持续多年。”他补充说，该计划比一次性奖金更有前景，因为它能让父母更有把握，孩子长大后仍能获得持续支持。
但蔡耀辉也指出了政策执行中的实际障碍，也就是员工休假期间的企业运营中断问题：“真正的挑战在于运营成本。如果有人缺勤，工作就得由其他人来做。那么，谁来承担这笔费用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