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半糖可乐
亲人生前登记了遗体捐献，去世后却被告知名额已满、无法接收？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湖北黄石一位逝者的家属杭先生（化名）反映，家人多年前在红十字会登记遗体捐献，并获颁实体登记卡。近期家人离世后联系红十字会，被告知名额已满，无法接收。这位家属生前一直有传承善举的愿望，最终“遗愿”无法实现，杭先生表示“感情上受到了很大伤害，如确有困难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没有提前告知”。
资料图。图文无关。
黄石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称，目前黄石市遗体捐献的接收对象是武汉市各个大学的医学院，确实存在饱和情况。湖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称，不主动提前告知“接收池已满情况”，原因是避免造成“让在世者联想到死亡”的误会。
杭先生及家人的感受并不难理解。离世后捐献遗体，本是被社会推崇的大爱，普通人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捐献者要克服传统观念的束缚，可能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说服家人，这个过程并不轻松。然而杭先生的这位家属，明明多年前就做好了捐献工作，还得到了一枚实体登记卡，离世后却被拒绝，相当于多年来坚守的善意落了空，被一种缺乏尊重的方式对待。
为何不提前告知？湖北省红十字会器官捐献中心说，是避免造成“让在世者联想到死亡”的误会。这种想法乍听似乎是人之常情，但仔细想想就站不住脚。
做出捐赠遗体的决定，通常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对死亡、对生命意义做过充分的思考。很多人将捐献视为延续个人价值的途径，当遗体能为医学做出贡献，他们便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了重生。如果能早点知道遗体不能被接收，捐献者可以重新安排身后事，为自己找另外的归宿。然后相关机构却藏着掖着，用臆测的心理负担来剥夺他们的知情权，掩盖自身的懒政和失职，非常让人寒心。
根据现行规定，遗体捐献意愿登记本身不具备法律强制力，这意味着：一方面，遗体能不能成功捐献，最后关头要看家属答不答应；另一方面，机构没有必须接收的义务。但法律上的无强制力，不等于捐献部门操作上可以无预告。登记卡上印着证书编号，家属手持实体卡，心理上自然会形成承诺已经锁定的预期，未必知道“意愿”与“接收”是两回事。法律效力与民众认知之间的这道鸿沟，登记环节有责任去弥合。
杭先生的这位亲属是多年前捐献的，“接收池满了”是后面才有的新形势，变化不是一天两天才有的，捐献部门早就该有应对机制。觉得主动单独告知怕捐献者忌讳，那完全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比如群发短信、发邮件或在网上发公告，把名额饱和的现状告知大家。
资料图。图文无关。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捐赠人都去世了，才告知无法接收，让家属在悲痛中承担了制度预警缺失的后果。杭先生提到，因为临时被告知无法接收遗体，家人需要在当天几小时内重新安排安葬事宜。如果他们能早点得到通知，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慌乱。
在引发舆情后，湖北省红十字会最新回应称，可将捐献者遗体协调转运至湖北荆门。这个回应看似是在帮捐赠者解决问题，实际上却暴露了捐献部门在流程管理上的另外一个问题：遗体捐献接收点之间缺乏统一调度和信息共享，资源存在空间错配。
除武汉外，十堰、荆州、荆门等地方也有遗体捐献接收中心，但从杭先生家属的案例里看，黄石只和武汉存在遗体捐献流通机制。现在武汉满了，荆门能接收，那就说明，并不是整个湖北的医学院都不缺大体老师，而是接收能力存在空间上的错配。如果不是杭先生一家主动曝光此事，湖北省红十字会还会不会协调跨市转运呢？
从全国层面来看，全国医学院校的“大体老师”缺口一直很大，前几天有报道提到，安徽医科大学解剖课教师介绍，按教学大纲要求，每8名本科生应有一具遗体，现实中却是15人一具，今年更升至20人一具。国际标准通常是4到6名学生解剖一具遗体，我国多数院校远未达到这个水平。
这么一对比，相关部门暴露出的懒政和管理疏漏，更让人难以理解。如今虽然勉强给出了补救方案，但只有将饱和预警、主动告知、跨地区协调转运等流程走通，形成可预期的制度闭环，才对得起捐献者的大爱，接住他们鼓起勇气递出的善意。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