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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经济观察报、农民日报、锦观新闻等
近日，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6年第5期刊发题为《社会保障制度优化与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文章，作者为郑功成和冯梦龙。文章提到，“大幅提高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通过社会保障补偿对农民群体的历史亏欠。”
文章称，在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出义务工等方式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农民养老金水平长期偏低，应当对老一代农民分年龄段增加基础养老金。
202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每月人均支出3900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每月人均支出276元，前者是后者的14倍之多。
文章还提到缩小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差距，并强化公共养老金的互助共济属性。
此前，“农民交公粮能否视同缴社保”登上热搜，引起广泛讨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雷茂端提出“农民交公粮可以等于已经交了社保”的建议，同样迅速引发社会共鸣。
政策层面正在持续回应期盼。近年来，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持续上调，已从制度建立初期的每人每月55元，提高至163元。
事实上，一些地区的增幅还要快，从2026年7月1日起，四川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人每月提高30元（ 含国家提标20元、四川省提标10元），达到每人每月223元。同时，对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领取待遇人员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在现有加发5元基础上每人每月再加发5元，达到每人每月233元。
群体、地区、城乡之间养老金差距大
文章称，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不足主要表现在三个维度。
一是群体之间的差距。以养老金制度为例，2025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每月人均支出3900元，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每月人均支出276元，前者是后者的14倍之多。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内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企业职工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二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例，2025年上海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达到每人每月1650元，多数中西部省份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未及上海标准的1/2。
三是城乡之间的差距。尽管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统筹取得了重要进展，但待遇的城乡差距依然存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水平远低于城市老年人，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也低于城市居民。
“通过社会保障补偿对农民群体的历史亏欠”
文章表示，养老金制度优化应当遵循“提低抑高”的基本取向，将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待遇差距作为我国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点，形成一个“基于公平的基本养老金+满足有需要者的补充养老金”的双层架构。
第一，大幅提高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水平，通过社会保障补偿对农民群体的历史亏欠。
在新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广大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出义务工等方式为国家工业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这构成了国有资产积累的重要来源。然而，由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时间晚、缴费水平低，农民养老金水平长期偏低，高龄农民的晚年生活难以得到切实保障。
对此，应当采取理性渐进、分类推进的策略，在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识别出真正的农民。对老一代农民采取分年龄段增加基础养老金的方式，年龄越大则养老金增幅越大，通过专项财政投入和划拨国有资产来解决老一代农民基础养老金偏低的问题。对于当前与未来的农民，则应激励其积极参保缴费，由政府和集体经济组织分担缴费责任，进而促使其养老金水平稳步提升。
第二，缩小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差距。
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虽然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并轨，但实际待遇差距仍然偏大。由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遍享有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两项相加后的养老金替代率高达80%以上，远高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替代率水平。
因此，应当将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金替代率下调至与企业职工相同的50%左右。同时还要尽快优化和落实企业年金政策，使之从目前的少数人参与扩展为多数人参与，切实提高企业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
第三，强化公共养老金的互助共济属性，消除私有化成分带来的不利影响。
公共养老金的本质是互助共济，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和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然而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个人账户及其衍生的“多缴多得”的市场交易逻辑，与公共养老金的公共性存在冲突，智利等国的惨痛教训已昭示其弊。
应当通过立法消除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私有化属性，将个人账户视为记账符号并与遗产继承脱钩。同时明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现收现付制，以当年收支平衡、总体略有结余为目标。这样既可以免除基金贬值与投资风险，也可以简化经办管理流程，使公共养老金回归促进公平的制度本位。
农民养老金连续3年涨20元 超此前14年增额
我国农民养老走的是“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的模式，而且政府补贴占大头。
2009年，我国启动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首次明确政府对基础养老金的补贴责任，当时全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仅为每人每月55元，全部由财政兜底。其中，中央对中西部地区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补助50%，这是农民首次拥有国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
此后，国家持续加大财政投入，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连续多年上调，从2009年国家确定的最低居民养老金标准每人每月55元提高至2023年的103元，14年增长了48元。
2024年、2025年先后增长20元，最低基础养老金提至143元，今年再次统一上调20元后，全国最低标准提高到163元/月，3年60元涨幅超过此前14年增额。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郑功成看来，近三年来国家与地方的双重发力，意味着城乡居民养老金会进入加快提升的阶段。
农民养老金调涨现实路径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截至2024年，城乡居民养老金参保人数达5.4亿人，实际领取待遇人数为1.8亿人。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这一庞大群体的规模还将持续扩大。
这意味着，仅靠财政补贴支撑养老金持续大幅上涨，长期来看并不现实。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仍需要回归社保制度本身的建设与完善。
郑功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赞成普遍性地将农民养老金一下提500元、提1000元。养老金制度具有显著刚性发展特征，不仅需理性建制，且需理性发展。尽管普遍性提高居民养老金水平是必由之路，但不等于简单普遍性地大幅度增加，这不现实，亦不符合制度规律，更不利于长远。”
按照制度设计，2009年之后才年满60岁的农村居民，需在退休前逐年缴纳农民养老金并允许补缴。对于未退休人群，要提高其退休后的农民养老金水平，除增加财政补贴外，关键在于激活“多缴多得”机制。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云南、安徽、贵州、辽宁等地密集宣布，将在2026年上调农民养老金最高缴费档次，这是时隔数年后多地同步调整的重要信号。根据经济观察报测算，如果个人按上限缴费15年（也可一次性补缴15年的农民养老金），北京、上海农民养老金每月可达1985元/月、2422元/月，云南、安徽也都能突破1000元/月。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乔庆梅表示，缴费上限的提高，与政策提升农民养老金平均水平的目标密切相关。考虑到财政补贴压力，缩小农民养老金与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差距，需要从个人账户养老金（即个人缴费端）想办法。
多地在上调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时，均明确此举旨在提升农民养老金平均水平。例如，2025年12月31日，安徽省人社厅发布的《关于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最高缴费档次的通知》指出，此次调整是适应安徽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趋势，拓宽参保人员自主选择空间，鼓励参保群众通过多缴费、长缴费提高未来养老金水平。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向运华表示，通过“多缴多得”机制，按更高档次缴费可提高个人未来养老金水平，增强居民老年期的经济保障能力，同时缩小农民养老金与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差距，促进制度公平。
不过，尽管各地不断上调农民养老金缴费上限，实际参保中多数居民仍更倾向于选择低档缴费，而非最高档。
2024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发布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显示，在居民养老保险分档缴费方面，执法检查组在农村开展抽样检查发现，约80%的村民选择最低档缴费。
导致个人选择“少缴少得”的核心原因，是按上限缴费需要“牺牲”当期收入。以云南为例，按最新缴费上限缴纳农民养老金，个人每月需支出约833元。
向运华表示，未来要推动更多居民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关键在于提升个人经济能力，同时政府部门需要加大对高档次缴费的补贴激励。当前多数人选低档，主要是因为缴费压力小，且满足最低参保条件即可享受基础养老金待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在此前采访中表示，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一个国家的民生制度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由于农民养老金制度的资金来源更多依赖于各级财政转移支付，因此涨幅制定需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财政允许范围内提高待遇。作为国家提供的“定额式”养老津贴，脱离财政的任何其他筹资方式均难以持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