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文艺旧文录: 鸳鸯蝴蝶派

2

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从民国十六年,中国新文学由北平转到上海以后,一个不可避免的变迁,是在出版业中,为新出版物起了一种商业的竞买。”“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便可以订购一批恋爱的或其他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俨然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以来的中国的事情。”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文明书局所得一百余元，我当时的生活程度，除了到上海的旅费以外，我可以供几个月的家用，我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于是把考书院博取膏火的观念，改为投稿译书的观念了。”

蠢才《文学事业的堕落》——“世间竟有无耻的文学者，情愿卖去了自己的人格，拿高贵的文学，当作消闲娱乐满足肉欲的东西，还怕人家不知道……”

西谛（郑振铎）《悲观》——“他们自寄生在文艺为闲时的消遣品的社会里的。他们不过应了这个社会的要求，把‘道听途说’的闲话，‘向壁虚构’的叙事，勉勉强强地用单调枯燥的笔，写了出来，换来几片面包，以养活他自己以至他的家人而己。”

C.S（郑振铎）《文娼》——“我以为‘文娼’这两个字，确切之至。他们象娼的地方，不止是迎合社会心理一点。我且来数一数:(l)娼只认得钱，‘文娼’亦知捞钱;(2)娼的本领在应酬交际，‘文娼’亦然;(3)娼对于同行中生意好的，非常眼热，常想设计中伤，‘文娼’亦是如此。所以什么《快活》，什么《红杂志》，什么《半月》，什么《礼拜六》，什么《星期》一齐起来，互相使暗计，互相拉顾客了。”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替他们说得好些，是中了中国成语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的毒，若要老实不客气说，简直是中了‘拜金主义’的毒。”“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

寅半生《小说闲评叙》——“昔之为小说者，抱才不遇，无所表见，借小说以自娱，息心静气，穷十年或之力，几经锻炼，几经删削，藏之名山，不敢速出以问世，如《水浒》、《红楼》已.今则不然，朝脱稿而夕印行，一刹那间已无人顾问.盖操抓之始，视为利获，一书，售诸书贾，可博数十金，于愿已足，虽明知疵累百出，亦无暇修饰。”

苏汉《文人在上海》:“于是在上海的文人更迫切地要钱，这结果自然是多产，迅速地著书，一完稿便急于送出，没有闲暇搁在抽屉里横一遍竖一遍的修改。”

“文丐”《文丐的话》——称自己原本姓“文” 另有名号，但“近来有一班时髦朋友、新发明出这‘文丐’的名称来”，作者不比“新文化朋友”气量狭窄，索性就把自己名号改成“姓文、名丐、号讨饭”。

赵苕狂《一块文丐的牌子》——自称蒙“新文化老爷”赠他一个“文丐的好头衔”，干脆做了一块“文丐赵苕狂寓”的牌子，挂在自己寓所门前。

张枕绿《文化与文丐》—— “文丐”一词不知所取何义，不如将“新文化”三个字，拆解作“新式底文绉绉底叫花子”，“倒比较的有出典有来历了”。

张舍我《什么叫做“礼拜六派”?》——新文化小说家”并不关心作品的文艺价值，只是“等到要作批评小说的文字，便闭着眼睛，瞎说一句‘他是《礼拜六》派’，是一篇卑鄙的黑幕小说”。以为一本《礼拜六》“足以代表我们十几人的个性、文风、特点和主张”。

张恨水——“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

周瘦鹃——“文字劳工”

包天笑《我与鸳鸯蝴蝶派》—— “我己硬戴定这顶鸳蝴的帽子，复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非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

3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函稿》：“简直可称作杀人放火奸淫拐骗的讲义”，此类之书，流布社会，将使“偎薄者视诈骗为常事。谨愿者畏人类如恶魔。且使规国之人视吾国人民之程度，其卑劣至于如此。盖将鄙夷轻蔑。以为与文明种族不足比伦。”

李大钊《<晨钟>之使命》—— “以视吾之文坛，堕落于男女兽欲之鬼窟，而罔克自拨，柔靡艳丽，驱青年于奴人醉酒乡中，盖有人禽之殊，天渊之别矣。”

仿吾《歧路》——“第一，文学是批评人生的，他们不仅没有高级的批评的眼光，颠倒把人生最贫乏的种类，社会最丑恶的地方，只就表面描写，尽力去赞扬，尽力去美化。第二，文学的真价在有特创，象他们这等思想上，手腕上都是千篇一律，没有特创的东西……第三，这些皮囊除了种种中国人固有的缺点与他们特有的丑恶之外，别的东西是一点都没有……”

西谛(郑振铎)《血和泪的文学》——“我们需要的是血的文学，泪的文学，不是‘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冷血的产品。”

沈雁冰《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这些《礼拜六》以下的出版物所代表的并不是什么旧文化旧文学，只是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 “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他们把人生当作游戏，完弄、笑谑;他们并不想享乐人生，只把它百般揉搓使它污损以为快，在这地方尽够显出病理的状态来了……”。

钱杏郁《上海事变与鸳鸯蝴蝶派文艺》——张恨水的小说“以及其它‘礼拜六’派的作品一样，是鸳鸯蝴蝶的一体，只是披上了‘国难’的外衣”。也是“封建余孽”。

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那盛行着的“集锦小说”—即一人写一段，集合十余人写成一篇的小说—便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孙玉笙《退醒庐著书谭》——我写作《海上繁华梦》是用实地写真的方法去创作，甚至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可惜中国人看小说，和《红楼梦》中贾瑞一般，只看‘风月宝鉴’的反面，所以作者尽管说，揭穿黑幕，目的是‘警世’。实际上只是启示读者许多‘门槛’，引诱他们去尝试。”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谈钗黛而生厌，因改求佳人于倡优，知大观园者已多，则别辟情场于北里而已”。所谓都市通俗小说中的才子佳人终于“不再都成神仙了”， “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朱自清《论严肃》——“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说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

瞿秋白《鬼门关外的斗争》——“鸳鸯蝴蝶派”小说也在表现着“反对帝制，改良礼教，谈谈公德，爱国等”新的思想。

仲密（周作人）《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虽文章（指《玉梨魂》）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

《红》杂志第四十期的《编辑者言》——“上一期《国耻增刊》所载的文字，诸位切不可当它是游戏文字，实在是时时应该读的血泪文章。”

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 “《金粉世家》的背景，是间接取的事实之影，而不是直接取的事实。”

叶素《礼拜六派的重振》——“‘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战斗的行列里，也表示甚大的热情与英勇。同时也在自己为民族作战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作品的质”……“这些文人们，不管在恶劣的条件下，受着长期的利诱和威胁，除了极少数中的少数—如王西神，尤半狂等败类无耻的卖身投靠，及有些人浑浑噩噩与恶势力往还—以外，都可敬地保守着国民的贞洁。”

4

西谛《新旧文学果可调和么》—— “在现在这样黑暗的世界，这样黑暗的中国，他们也不起一点儿反感，不起一点儿厌恶的观念与怜悯的心肠，反而傅虎以翼，见火投薪，日以靡靡之音，花月之词，消磨青年的意气。”

又《论武侠小说》—— “大一点说，关系我们民族的运命；近一点说，关系无数量第二代青年的思想的轨辙。因为这两种东西的流行，乃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更充分地足以麻醉了无数的最可爱的青年们的头脑。”“这完全是一种根性鄙劣的幻想”，“使读者盲动以自栽，弱者不动以待变的。他们使本来落伍退化的民族，更退化了，更无知了，更宴安于意外的收获了。”

仿吾《歧路》——“他们还用种种醒靛的文字，专门迎合一般人盲目的浅薄恶劣的罪恶，把多少无知的青年蛊惑了，……他们的罪恶，可比天上的繁星，我现在只略举其大一点的，第一，他们是赞美恶浊社会的，他们阻碍社会的进步与改造。第二，他们专以鼓吹骄奢淫逸为事，他们破坏我们的教育。第三，他们专以丑恶的文章，把人类往地狱中诱惑，他们是我们思想界与文学界的奇耻。”“《礼拜六》、《晶报》一流东西是时代在青年面前设置的歧路。青年们应该去读更有益更有价值的书。”

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大量种类繁多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使“本来就有封建意识的小市民就无论如何跳不出封建思想的手掌了。他们中间血性差些的，就从书页上和荧屏上得到了‘过屠门而大嚼’的满足;他们中间血性刚强的人就要离乡背井，入深山访求异人学道。”

元觉《敬告小说作者》——“故读侦探小说者，恒能增长智慧，读社会小说者，恒能输入常识。以及科学小说之裨补学问，滑稽小说之有益卫生。更有阅言情而窥破其迷津，阅冒险而臻壮其胆力者。几赖小说为青年之向导也。”

《中国黑幕大观序》——“撰述种种黑幕，将使全国社会，射影含沙之事，慈魅烟烟之形一一呈于纸上，无所遁逃，使幕中人知所惧，而幕外人知所防”。

扬亦曾《对于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劝告勿再编黑幕小说之意见》——象黑幕一类的小说，一方面“写人写物，直言不讳乃是社会的照妖镜;一方面信手挥来，有闻必录，又是人生权的保险公司。”

包天笑《短引》（为《小说画报》创刊号作）——“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乃本斯旨创作小说画报，取浅显，意则高深，用为杂志体例”。“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

张恨水:《论武侠小说》——“总括的来说，武侠小说除了一部分人暴露的尚有可取而外，对于观众是有毒害的。”“所以两三百年，武侠小说执笔人，若有今日先进文艺家的思想，我敢夸大点，那会赛过许多平民读本的能力，可惜是恰恰站在反面。”

赵苔狂（《红玫瑰》编辑）《花前小语》——“常注意在‘趣味’二字上，以能使读者感到兴趣为标准；而切戒文字趋于恶化和腐化—轻薄和下流”。

张恨水《金粉世家》序——“读者诸公，于其工作完毕，茶余酒后，或甚感无聊，或偶然兴至，略取一读，借消磨其片刻之时光，而吾书所言，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是亦足矣。主义非吾所敢谈也，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吾作小说，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便已毕其使命矣。”

徐枕亚《小说丛报》发刊词——“原来小说者，徘优下流，难言经世文章；茶酒徐闲，只供清谈资料。”

《礼拜六》的广告词——“宁可不娶小老姆，不可不看《礼拜六》”。

陈蝶衣《通俗文学运动》—— “读者因任何阶层都有，我们为了力求一般化起见，有些作品诚然难免较为低级，但这在整个分量上的百分比是很少的，我们无时不在力求改进，无时不想向读者提供时代知识和灌输常识，即使因为格于环境，不能正面批判现实，但指摘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在所有作品中也是随手可见，而且成为唯一的主题。总之，我们不希望它们成为有闲阶级华丽的客厅的点缀品，反之，倒宁愿它辗转于青年学子和贩夫走卒之手”

5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作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

又《<老残游记>序》—— “《老残游记》最善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事，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

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论起他的辞藻来，不过把几十条旧而不旧的典故，颠上倒下。一篇之中‘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芙蓉其面杨柳其眉’的句子，不知重复多少遍，我真替他们惭愧死了。论起他们的结构来也是千篇一律的。大约开首都是某生如何漂亮，遇着某女子也如何漂亮。一见之后，遂恋恋不舍，暗订婚约。爱力最高的时候，忽然两个人又分开了。”

佐思《礼拜六派新旧小说家的比较》——“(一)他（指张恨水）有细腻的观察力，他甚至只要略加思索就可以记忆起多年以前一枝一节:女郎怎样伏在大理石上隅隅私语，柳树中的乌鸦怎样振破了小山的沉寂……(二)他有活泼的描写手腕，他的笔下的人物，诚如李浩然所云:‘闭目思之，行止笔貌，恍惚略有所闻。’(三)他有严肃的写作态度，他不愿迁就读者的要求，把《啼笑因缘》中的凤喜写成和樊家树‘坠欢重拾’……只因为现实这样，他不能扭弯现实。”

说话人《说话》——(韩子云)的《海上花列传》“(一)情节不敷衍冗长，(二)对话纯熟流利，(三)能用方言，(四)不是呆板地描写黑幕，(五)穿插不陈腐，(六)个性有显露的刻画。”

徐文澄《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的成熟程度其实远在它的前辈之上。” “我们不要看清这些粗浅的题目（《似曾相识燕归来》、《花月痕》、《四海群龙记》，《龙驹走血记》，《江湖豪侠传》、《江东响马》），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

周瘦鹃《人间地狱》序——“锥诵一过，觉其情文并茂，不同凡俗，而所制回目，尤有字里飞花之致。……是书之妙，妙在写实，每写一人，尤能写其口吻行动，至于一一逼肖，掩卷以思，其人跃然纸上，栩栩欲活，盖已极文章之能事矣。”

6

茅盾《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 “事实是，二十年来的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家所否定，更没有被大众所否定，这是我们新文学作家的耻辱，应该有勇气来承认。”

朱自清《论严肃》——“日下黄色和粉色的刊物的风起云涌，固然是动乱时代的颓废趋势，但是正经作品若是一味讲求正经，……读者恐怕更会躲到那些刊物里去。”

瞿秋白《论大众文艺》—— “中国民众还非常之看不惯普洛文艺。普洛文艺至今全部力量去做摩登主义的体裁的东西。这样，自然发生的结果是上中下三等的礼拜六派倒会很巧妙地运用旧式大众文艺的体裁慢慢的渐渐的‘特别改良一下’，在这形式里面灌注维新的封建道德，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写成《火烧红莲寺》的‘大众文艺’；而革命的普洛文艺因为这种体裁上的形式上的障碍，反而和群众隔离起来。”

止敬《问题中的大众文艺》——“我们应当在‘文字本身’以外搜寻旧小说比之‘新文艺’更能接近大众的原因。”“(一)旧小说内所包含的宇宙观人生观为大众所固有；(二)旧小说的描写方法刚好合于大众的幼稚的理解力。”

叶素:《礼拜六派的重振》——“礼拜六派对于广大群众的文艺技巧的影响的力量，在以文艺为武器而争取落后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艺工作者，是不仅应该由自身加以批判的吸收，同时也应该对那些工作者加以相当的重视。”

鲁迅《答徐愁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意愿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

7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记得有一位英国学者，曾到希腊去过，回来后他向人说，希腊民间的风俗习惯，还都十分鄙陋，据他看来，在希腊是不曾生过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诸人一样。他们的哲学只有一般研究学问的人们知道，对于一般国民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在中国，情形也是这样。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不是老庄的道教)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

点击下方 蓝色文字 查看往期精选内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