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耿春晓(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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缠足的风俗在中国由来已久,困扰着广大的中国女性。现代中国的女性得以解放双脚得益于清末的反缠足运动,得益于无数民族有识之士的抗争与努力。
卫足诗
慕莲女
士
人生不幸女儿身,缚束筋骸苦莫伸。
会结菩提逢解脱,馨香愿祝赤趺人。
东坡妹子善诙谐,佳耦因兹谊几乖。
羞见翁姑羞作妇,误人毕竟是弓鞋。
容德工言四字全,红颜不愧丈夫贤。
狂澜既倒今谁挽,泣读诸君保种篇。
国富人强石勒勋,援桴助战约章焚。
倘教再恣鲸吞虐,相继柴家娘子军。
慕莲女士是何人,我们后人已无从知晓,但是她在《卫足诗》中所记述的女性因“性别身份”而遭受的痛苦,以及女性对天足(从无缠足者)和保家卫国的渴望却真实地在历史上存在过。缠足这一行为在元朝以后越来越在下层女性中流行,清代时达到高潮,成为了一种文化传统,但至清末时,缠足运动却得到了普遍的反思、质疑和批判,人们对缠足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对其象征含义的重构反映了缠足在近代国族危机面前的尴尬转机,也体现了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一切原有事物要被重新评定的必然性。

外国传教士:最早反对缠足

“裹小脚”在何时兴起已经有许多不同的说法,高洪兴的《缠足史》就列举了十一种之多。笔者无意考证缠足运动的开始时间,但却对清末人们对缠足的认识的戏剧性变化很有感触。对于缠足的批判传统社会始终存在,宋代的车若水是最早对缠足产生疑问的人。清代的李汝珍、俞正燮、钱泳等人也都质疑过缠足的合理性。但这些质疑声并没有形成一种反思性的浪潮。甚至在清初,因满汉民族之间的剧烈矛盾,缠足被当作是妇女具有民族气节的一种标识。清朝建立后曾多次下令禁止缠足,但是这种风气却并未更改。直至晚清缠足才被当作是一种社会问题进入人们的视线,引起公众的注意。
晚清时期最先将反缠足思想带入中国的便是传教士。传教士主要在身体健康、基督教教义等方面就妇女应不应该缠足展开了十分激烈的讨论。1868年9月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就曾多次刊登这方面的文章,英教士秀耀春因缠足残害身体健康,触犯上帝而与基督教教义不符,大肆批评缠足的害处,“诗云:‘天生蒸民’。夫所谓天者,非苍苍之天,乃即宇宙之大主宰,上帝是也。由此观之,斯民既曰‘天生是身’,虽遗于父母,而百骸之具,生命之畀,实自上帝主之,非本身而有,亦非自能为有也明矣!……即以足论,讵意中国女子,竟有缠足之俗焉!自幼缠裹,日久中断,微步珊珊,短瘦为佳,遂令七尺躯,重若百钧,步履艰难,行动不能自如。噫!异矣!未经获罪,何缘受刖脛之邢?只为效颦,乃甘作跛履之苦?殊堪骇也。”
他还从孝道、持家等方面公开列举了不可缠足的六点原因,涉及的方面不可不谓之广泛。美国人卜舫济曾从爱心、生计、种族、男女平等四个方面列举了要废除缠足的四点原因,“我等知人当有爱护他人之意,故欲去此风俗。”“我等知此风,足以亏损世人之功用,故欲去之。”“我等知此风,必贼及后世之人,故欲去之。”“我等欲揆平等之理,以重视妇女,则此风亦不能不去。”但这种讨论还只是集中于来华传教士和教徒的内部,并没有引起过多的反响。直至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人对缠足的态度才发生了剧烈地变化。

甲午战败引发反缠足高潮

清政府战败于“蕞尔小邦”日本,这个结果使朝野震动,许多人一时之间难以接受。梁启超曾说“往者甲午之役,大梦始觉,国民精神,于斯唤起。”民族主义情绪在士大夫中间蔓延,一时之间“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兴起,士人们真正地从天朝美梦中醒来。 对国家—民族灭亡的焦虑成为了士人的普遍心理状态。面对国家的衰败颓势,士人们寻找其原因。他们注意到西方传教士对缠足的批判,看到了中国在西方眼中的落后的、愚昧的“他者”形象,开始将缠足视为中国落后的病根之一。
外国传教士对缠足的批判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后,更加令士人如坐针毡,感到羞耻。康有为曾说“吾中国蓬荜比户,蓝缕相望,加复鸦片熏缠,乞丐接道,外人拍影传笑,讥为野蛮久矣。而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维新人士渐渐意识到缠足的危害,到戊戌变法时,清末的反缠足运动达到第一个高潮。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分子在湖南、广东等地建立了许多不缠足会,企图通过此办法移风易俗,尤其是通过不缠足会内部人员子女之间的联姻来达成不缠足的目的,他们言说着缠足对国家、种族、男性的危害,企图将废缠足与兴女学联系起来达到更彻底的强国效果。虽然戊戌变法最终失败,但是不缠足的思想却流传了下来,上层官僚如张之洞也在湖北设立了不缠足会,并感叹道“噫!吾华民之禀赋日薄,躯干不伟,志气颓靡,寿命多妖,远逊欧美各洲……此其可怪,殆有甚于吸洋药[烟]者矣!”
男性士人原本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上层,进入晚清以后,中国的世界地位迅速下降,男性知识分子的地位随着国家的衰落而下降,沦为下等公民,而其在中国内部的上层地位使其可以在面对如此危机时发声,此时关于缠足的流行话语中已经深深题体现出了一种难以驱散具有特色的“男性焦虑”。黄鹄生认为妇女缠足的害处在于“皆成废疾,不能教子佐夫,而为之夫为之子者亦只可毕生厮守,宛转牵连,无复有四方之志……是缠足一事,刭天下妇女之足者,患犹小,丧天下男子之志者,患无穷也。”作者没有重视女性的生命价值,也没有追问缠足的深刻原因,反而肆意想象缠足的危害,把这种危害的责任强加于女性。
1903年春,日本召开了大阪博览会。在这次展览中它专门开设了一个人类馆,将中国、爪哇、印度等所谓“劣势民族”的习俗展示于馆内。这遭到了在日本留学的青年学生的坚决抵制。但最后日本政府仍然在人类馆中陈列了一个台湾的缠足女人,将缠足这一风俗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公开羞辱中国。这一事件直接促使着反缠足运动的继续升温。耻辱感刺激着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迸发,留学生认为这是“辱我国体,辱我国民”的行为,并在其自办的刊物上展开激烈地讨论。随后人类馆事件便很快地传到了中国,国内的报纸媒体就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一事件促使着中国的野蛮国家的形象再一次展现在外人眼中(中国以文明古国著称),近代短短几十年国家形象的转变深深刺激了中国人的自尊心。“缠足”这一风俗也越来越被看作是关于国体的大事。

反对缠足的措施和规定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缠足带给国家尊严、民族的未来以及女性身体的危害。基于民族主义的目标,人们的反缠足情绪越来越高涨,很多女校开始命令不允许招收缠足的女子入学(实际情况会有所差别),各种报纸杂志等近代新兴的传播手段促使了反缠足理念的兴起和传播,清末上层人士大多数已经可以接受反缠足的观念了,随着反缠足运动的兴起,清政府也开始介入进来,新政时期清政府颁布了劝诫缠足的上谕,“汉人妇女,率多缠足,由来已久,有伤造物之和。嗣后搢绅之家,务当婉切劝导,使之家喻户晓,以期渐除积习。”清朝再一次肯定了废缠足的必要性,从而越来愈多有官方背景的人开始参与进来,具有反缠足理念的上层与下层开始共同推进反缠足的进行。直隶总督袁世凯曾从“保身”“教育”“母仪”“执业”等四个方面反对缠足,并语重心长道“夫缠足之害,近人亦言之切矣!兹特举其荤荤大者,为搢绅之家告,亦愿地方士绅仰体朝旨,婉切劝导,家喻户晓,俾除积习,予有厚望焉!”
民国建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就明确表示要革新旧习俗,对于缠足则“一体劝禁”,违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而其后不论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还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以及各地均确立了严禁缠足的态度。

婚姻风俗成为反缠足阻力

但是清末的反缠足运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传教士在甲午战争之前扮演了反缠足运动的斗士角色。但是当时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性的观念意识,对于缠足有异议的人也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民族危机是近代各种观念得以改变的最根本的原因,甲午战败以后康梁等维新士人开始戊戌变法,提倡天足,但是反缠足的阻力却十分大。因为反缠足要落实到真正的生活方面,而不仅仅是空喊口号。缠足首先是关乎于婚姻。虽然有许多不缠足会规定会员的子女之间进行通婚,但是落实起来并不容易,而且这仅仅是针对天足会内部的人员而制定的,不能解除婚姻与缠足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无法实现反缠足运动的真正胜利。中国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农村中生活,想要改变缠足的习俗必须改变广大农村的生活风貌,而这在当时清末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后人可以领悟到反缠足运动的进步性,可是这在当时的社会中。对于绝大部分下层人士来说仍然是不能理解的。连留过学的辜鸿铭都依然喜欢女人的小脚,可以想象当时所存在的反对天足的阻力之大。 缠足毕竟是长久以来形成的风俗,一时之间当然难以达成奏效的目的。
但是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以后,西方潮流进入中国,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身古老的风俗文化以适应世界。缠足随着社会形势的巨变而得到重新的思考与批判,它是国家的尊严和文明、民族的利益、女性的权利等诸多线条上的重要一环,将其打开将预示着中国又一面目的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