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原标题:《人民日报》前总编辑邓拓自杀的前前后后

因为要采制一个关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节目,我打电话找到了丁一岚,她提出了三个时间供我选择。我选择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报》成立50周年。在这样一个日子,在挂着邓拓遗像的书房里,听着丁一岚追忆往事,我好像总是感觉到墙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视我们的目光……

“大参考”被收走

邓拓带着毛主席的两句评语:“书生办报,死人办报”,离开了《人民日报》,回到北京市委。他终究还是一个文人,他离不开他所热爱的写作,他用杂文的形式,写一些对现实有针对性的文章,这些杂文很多是批评当时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缺乏民主的作风和官僚主义作风的。

像《一个鸡蛋的家当》《“推事”种种》等等都是借古喻今。这些文章在《北京晚报》周二、周五刊登,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也招来了最后的杀身之祸。邓拓的这段沉浮,似乎并没有使他和丁一岚认识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否则,他就不会写出《废弃“庸人政治”》这样尖锐辛辣的文字。

当今天重读这些文字,我深深地钦敬邓拓的勇气和犀利。而丁一岚没有想到,几年后,她将和邓拓一起,再次被贬斥出革命的阵营。

“批吴晗的时候,我们就考虑到要批邓拓了;他保吴晗也没保住。1965年底、66年初,在北京范围内党内就批邓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邓拓。因为已经在内部点了北京市委的名,说北京市委包庇反党集团。大家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嘛,北京市委能不执行党中央的意图吗?大概在批判邓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领导彭真、刘仁同志就受到批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一场批判真正的对象是谁了。”

“当时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自己的创作思路、写作意图。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卫员,这时已经成了监督员了。曾经是温馨而热闹的家,变得静悄悄,父子相见,都默默无语。”

“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受党的教育,都非常热爱党,相信党。可报上说他们的爸爸是反党集团分子。在孩子们眼里这可是最坏的人,是最肮脏的。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一向那么温柔、那么爱他们的爸爸怎么会是反党分子?我又不能跟他们解释,说你们爸爸是无辜的,我怕他们在外面这样说会惹出什么乱子。可你让我说,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

“每次孩子们走过爸爸的书房都踮着脚,轻轻地,轻轻地,怕碰见爸爸,不知说什么。邓拓一向非常爱孩子,他怕孩子们为难,也尽量避着孩子,装做没看见他们。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难受,他多想像从前一样和孩子们说说话,聊聊天。”

孩子们对父亲的怀疑,令邓拓心如刀割,发生在4月的这件事,对于邓拓来说又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丁一岚回忆说:“虽然邓拓没有工作,但新华社编的内部‘大参考’还是按时送到我们家里,当时每个市领导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机关忽然来了几个人到我们家,没有跟邓拓做任何解释,就把我们家的‘大参考’全部都收走了,还说以后不再送‘大参考’给邓拓了。

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这是上级的指示,具体什么指示也没说。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也不理会他,拎着那些‘大参考’就走。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邓拓一直坐在书房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在许多人眼里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处在全国上下批判“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声浪中,邓拓把这本“大参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他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挣扎着、希冀着。

现在这个象征不复存在,而它透示着某种更为严酷的信息。虽然邓拓没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时的心迹,但我们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转机的邓拓接受这个事实的痛苦与绝望。在承受了许多这样的打击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绝望的深处走去,最后,他选择了死。被烧毁的究竟是什么

从5月8日开始,北京各大报公开批判《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深挖“三家村反党集团”幕后的人物,全国各地也在传唱一首童谣:“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已经查明邓拓是叛徒,不管邓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谁,都要一挖到底。在党报上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的一击。邓拓觉得党彻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来证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诚。丁一岚理解邓拓最后的选择:

“说邓拓是叛徒,邓拓不能忍受,因为《人民日报》是党报,党报这样宣布,邓拓说,是不是党对我做了什么结论了。其实后来在复查时才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可是那个时候他们是代表党啊。在那种情况下,压力大,因为处在了和党对立的这么一个位置上。你要让他跟敌人斗,跟国民党斗,跟日本帝国主义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坚持斗争。”

“邓拓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了,为党做过很多地下工作,还被捕过,在监狱里跟敌人进行过不屈不挠的斗争。抗战8年,解放战争3年,在敌后背着机器,坚持为党出报纸,敌人进行‘梳篦式’扫荡,他都坚持出报。那时候经常好几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多少枪林弹雨他都挺过来了,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

“可现在呢,党宣布他是一个叛徒。他对面是共产党,是他一向信仰和遵从的党组织。他还要面对那些并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所谓的革命群众,他成了人民的敌人。这跟过去战争年代的斗争完全不一样,这个他不能忍受。我觉得,一个对党非常忠诚的人,绝对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对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我当时也不敢失声痛哭,家里还住着警卫员呢。”

“邓拓临死之前,放在桌上一个信封,里面装的好像稿纸,上面写着让我立即给这个东西销毁。我看见这个信封,让我马上销毁,哎呀,那时候我都想不出该怎么办,又怕惊动了警卫员。那时,邓拓的姐姐在我们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给她叫起来。我说,现在有这么个东西,要马上销毁,然后,我们俩就嘁哩喀喳地连剪带撕地弄碎,扔到厕所,还有澡盆里,拿水冲掉了。”

“当时不敢烧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没看看销毁的是什么,是稿纸,那么一叠,字都朝里,我都来不及看了,我就想着,在警卫员醒来之前,我得处理完。所以,我后来一直不知道销毁了什么东西,我想来想去,我帮他销毁的这个东西可能是他遗书的底稿。你说我怎么就那么马虎,没有看一眼就销毁了呢?我一直为这件事责备自己。”

这是多么凄怆、令人心碎的场面。一边是没有亲人守候的邓拓的遗体,一边是妻子和姐姐为销毁他的遗物而心惊胆颤地忙碌。丁一岚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坚强的,她的确非常坚强,因为她必须坚强。

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邓拓自杀

在通知北京市委来人之前,丁一岚有时间可以端详一下自己风雨同舟30年的丈夫。“我总觉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个人怎么能够忍受全国几亿人的谩骂,到最后被组织上宣布是叛徒,我觉得没法活下去。

所以,我也有这个想法,真是活着不如死了好。看见他那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说:‘你走吧!安安静静地走吧,你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是最好的解脱。’”

这是怎样的一种生离死别呵!

“北京市委已经调整了班子,他们决定不许把邓拓去世的消息公开出去,凡是在场的人都要绝对保守秘密。邓拓死的时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连我的孩子也不让知道。第二天,他们又来我家抄东西,很客气,说按党的规定,邓拓的书信、照片、作品都拿走。”

“邓拓的秘书和他们那儿秘书处的都来了,邓拓给我有一封遗书,是很小的一张纸,就说对不起我,他这样做也可以让我和孩子解脱了,免得我们再因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难受的是,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遗书,写完了搁在枕头下面了,翻了一阵才翻出来,他们当时就拿走了,也没给我看。”

邓拓去了,虽然对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没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却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所有强加在他身上的诬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吴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长期被监禁。

邓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亲人们得到解脱,痛苦依然绞着丁一岚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觉得难熬得很,比抗战8年还难熬。我在我们机关里,有5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绝对的孤独,绝对的寂寞。我是绝对忠实于党的决定的,所以,很长时间我没跟我的孩子说,爸爸已经死了。我对孩子绝对保密,这样的处境对我来说非常困难。孩子也不问,他们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见到爸爸。”

“一直到两年以后,外边已经传开了,说邓拓已经死了,孩子们才回来问我,因为我一直跟他们说爸爸住院了,他们也不希望爸爸回来,怕红卫兵来家里闹,孩子们的精神负担很沉重。结果外面已经传说爸爸死了,那时候,咱们的报纸习惯说,‘谁谁谁带着花岗岩的脑袋见上帝了’,‘花岗岩脑袋’就是顽固不化,那就是说这个人死了。”

“孩子们从外面听说了,回来问我,我还是先请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说邓拓已经死了,才敢跟孩子们说,爸爸已经死了。孩子们都非常爱党,相信党,党的报纸说爸爸是叛徒,他们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可后来,他们被人家骂成是狗崽子,他们亲身遭遇了许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们慢慢就清楚了。”

“我教育他们要爱党爱群众,他们跟我说,我们爱党,但党不爱我们。这是事实,他们下乡插队多年,想去工厂、上大学都不批准,就是因为他爸爸的问题,孩子们说这样的话,我总是很痛心。”

50年代邓拓与夫人丁一岚

每年5月18日,丁一岚都给邓拓写一封信。

最让丁一岚痛心的是,邓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红卫兵随时都可能来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邓拓的哥哥商量,把邓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

邓拓的哥哥当时在中科院,邓拓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们将二老的骨灰合在一个坛子里,空出来一个藏着邓拓的骨灰。从表面看,两个坛子安放的还是邓拓父母的骨灰,经过这样一番伪装之后,邓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过文革这场浩劫。

若是邓拓父母在天有灵,得知他们死后仍能保护爱子遗骨逃过劫难,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恸还是欣慰。每年5月18日,丁一岚只能一个人默默地祭奠邓拓,她总是给邓拓写一封信,告诉他这一年里她和孩子们的情况,就像邓拓活着时,他们夫妻谈着的那些家常话。她也向他倾诉自己的孤独和困惑。写这信时,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无助了。

然后,她划着一根火柴,把信点燃。每一年,她都按时给邓拓寄出这样一封信,她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和丈夫交流着情感,联系着两个世界。

“书生习气不可无”

每一个从文革走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1976年那个金秋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沦为人民的“阶下囚”。可是满目疮痍的中国仍然背负着数不清的冤假错案,从国家主席、开国元勋,到基层干部群众,受害面之广前所未有,“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这类莫须有的罪名,依然束缚着成千上万的人们。

从1978年陆续展开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给丁一岚带来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邓拓的问题能够尽快得以复查。“那时我也不敢提这个问题,我得摸清楚情况才敢提。我遇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同志,他说,《人民日报》的领导很关心邓拓的问题,你写个材料吧,我们那里有一个内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写的材料印在上面,这样,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来就写了这个材料,登在那个内参上,中央就批示让组织部的专案复查小组复查,这才开始复查邓拓的问题。

79年初复查时,他们分析问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很大,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的。一个一个问题查,我就跟他们辩论。邓拓有一枚图章,上面刻着‘书生习气不可无’。这句话,文革时就批判过,说邓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毛主席说他是‘书生办报’,他有抵触情绪,就刻了这个图章。

复查的时候,那些人还追问我,这个图章是什么时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评他之前、还是之后刻的,就连这样的问题都还在抠唆。哎呀,争来争去,算是给邓拓平反了。给了一个结论,很简单的几行字,写邓拓、吴晗、廖沫沙3个人都不是反党,所有被株连的人都撤销对他们的处分,写的就这么简单。”

拿到这张只有几行字的平反结论,丁一岚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邓拓13年前写下的遗书。

“最后,他们同意我到资料室去看邓拓档案里的遗书,隔13年,我才看到遗书,这时,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档案室里大哭了一场。邓拓的遗书写得非常动人,是写给北京市委的,整个叙述他的写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经过。他说,我的写作问题,完全是我个人负责,跟北京市委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我的稿子市委并没有审查。

后来为了邓拓的追悼会怎么开,也争论了很长时间。甚至追悼会的悼词他们也没有让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见吧。后来北京市委有一个同志跟邓拓很好,他给我看了悼词,结果他们限定这个追悼会不能超过600人,还是要处级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对这个限定有意见,我也有意见。

我说,当时跟邓拓他们一起搞《三家村札记》的编辑,哪有处级干部,这些编辑后来都受株连了,受到很大的打击,现在连追悼会都不让他们参加,这对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电台打印了一个讣告,印了一百份,寄给我们的一些朋友。开追悼会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宝山的纪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

幸好把邓拓的遗像做了两个,一个摆在会场里,一个摆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没见过邓拓了,看一下遗像也好呀!”

我们今天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并不仅仅只是把它作为一段黑暗历史的见证,而更多的是为了我们能从昨天的历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谛,使我们能够在现在和将来不会再重复昨天的黑暗。丁一岚的话耐人寻味:“我觉得文革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大悲剧。”

采访丁一岚的那个下午,隔壁邻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弹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岚家种满花草的阳台,有几只小鸟在夏日的阳光里蹦跳鸣叫。在鸟语花香的旁边,在明快优美的钢琴声中,听着一位老人讲述着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民族的悲剧,我很难表述我内心的那份复杂的感触。在这快乐与悲哀的交织中,我总是想到邓拓去世时手里攥着的那块湿漉漉的手绢,我想,那上面不知浸着多少男儿泪。

这次访谈的3个月后,丁一岚病逝。

选自:人民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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