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经国(1761-1837),号左垣,广州市海珠区琶洲街黄埔村人。其曾祖父永成于明洪武初年由番禺北亭乡迁到凤浦乡(今黄埔村)南约荣西里居住。梁经国的父亲昭绪,从事乡村私塾教职,生活贫苦。经国7岁时,父亲逝世,日子更加艰苦。他无法入学读书,只好白天到距家30多里外的广州城做小贩,晚上则回家帮助母亲织布,母子相依为命。
乾隆四十三年(1778),经国18岁时,入冯氏洋行做伙计,学习洋行商务。他诚实能干,在冯氏出国的十多年时间里,由其一人代为执掌洋行商务,生意仍然兴旺。待冯氏从国外回归,梁经国将洋行经济如数向冯氏交代,冯氏十分感激。于是,冯氏给予梁经国经济帮助,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得清政府批准承充行商,名为天宝行。

天宝行是在中英关系恶化和其他行商纷纷破产的形势下创立起来的,但梁经国却以其“实在诚信”的经营方法独树一帜,使之生意兴旺,至嘉庆末年达到鼎盛。首先,天宝行取得与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份额不断上升的业绩。
东印度公司与十三行商的毛织品贸易,一般来说,只有总商才可取得两份或三份的贸易份额,其他行商最多只取得一份或半份。作为刚创立的天宝行,刚开始就取得一份份额,以后上升到两份。至于功夫茶的贸易额均占各行贸易总额的8%~10%左右。由于天宝行贸易蒸蒸日上,其贸易地位也不断上升,很快便位居10个行商的中间。

其次,天宝行承保东印度公司商船数日益增多。按照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规定,英国等外国商人来广州贸易,必须在广州的十三行行商中选择保商才能进行。天宝行创立不久,于1811年开始,即承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的保商,而且承保的商船不断增多。

清廷官吏视粤海关为肥缺,又特许行商垄断对外贸易,自然要行商捐输,梁经国非常清醒认识这一点。为了得到清政府官吏的眷顾,他踊跃捐输。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贡二万余两,为各行之冠”因此得到朝廷的嘉奬,并晋加官衔,由道衔加一级,封通奉大夫(文职从二品官阶)。
同时,梁经国亦十分热心地方公益事业的捐输。从《广州西关下九甫文澜书院碑记》可知,嘉庆十六年(1811),天宝行与其它两个行商捐款建筑公产房屋一所、下九甫南向住屋一所,价值银8000两;花园书厅1所,平排4间,各深4进,价值银3820两,以创建文澜书院。他还为澳门重修妈祖阁捐银。因此,甚得社会人士的称道,这对于天宝行的兴盛自然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只是,天宝行好景不长,到了道光年间便逐渐走向衰落。广东十三行在历史舞台中消失后,行商各奔前程,而天宝行的后人则弃商从政为官和弃商从学为士。

梁经国自幼因家贫未能读书,虽然后来创办天宝行取得成功,他希望子孙后代能读书登科及第,光宗耀祖。于是聘请名师在他的家乡黄埔村开办了“左垣家塾”管教子弟读书。“左垣家塾”现在是广州尚存不多的珍贵十三行遗迹。

从子辈开始,除梁纶枢继承父业成为行商之外,另一儿子梁纶机顺利走上科举之路,其后辈考上举人者甚众,仕途发展也颇顺利。更值得一书的是,从梁经国起,梁家连续出了七代名人,演绎了行商后代由商而仕而儒的时代变迁,也可见其家风深远,泽被绵长。一直到当代,这个重教育的家族转变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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