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明代文学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一是塑造了众多英雄人物。小说中人物众多，但各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身份、经历，因而他们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宋江，是梁山泊上第一号人物，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的社会地位不高，但他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结交英雄豪杰，在江湖上被尊称为“呼保义”、“及时雨”。宋江作为领袖人物，具有一定的政治、军事才能，他胸怀大志，终于成为叱咤风云的草莽英雄。但他对朝廷有幻想，指望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终于接受招安，落得被毒死的结局。其他如林冲的刚烈正直，鲁智深的疾恶如仇、暴烈如火，武松的勇武豪爽，李逵的纯朴天真、憨直卤莽，阮小二的老成持重，阮小五的精明强悍，阮小七的急躁冒失、性如烈火，无不栩栩如生，使人过目不忘。二是结构完整，又富于变化。它以单个英雄故事为主体，上一个人物故事结束时，由事件和场景的转换牵出另一个主人公，因人生事，开始下一个故事。此故事与彼故事并不严格按时间顺序排列，只靠内在思想意义的联系。它们象一个个环，环环相扣，连成一个整体。可以这样说，全书大故事中套小故事，长篇中孕含短篇。三是故事情节生动曲折，引人入胜。通常在展现一个人物时，安排一组组扣人心弦的情节，塑造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四是它在语言上的成就是突出的，口语化的特点明显，具体表现在：语言明快、洗练，叙事写人往往寥寥几笔，就达到绘声绘色、形神毕肖的地步;语言生动、准确、富有表现力;人物语言个性化。

3.《西游记》

《西游记》是明代著名的长篇神魔小说，共一百回，作者吴承恩。《西游记》的成书酝酿了七百多年，故事起源于唐代僧人玄奘只身赴天竺(今印度)取佛经这一真实事件。玄奘回国后，曾奉皇帝命令口述沿途见闻，后由其门徒辑录成《大唐西域记》一书。此后，佛教徒为了扩大影响而对取经故事着力渲染，使之日益神奇。宋元时代，说话中出现了讲经门类，《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说经的产物。到了元代，西游取经的故事基本定型，人物已经确定。它的基本结构也已经奠定，即前十三回的出身经历和取经缘起，后八十七回取经路上的种种磨难。从《永乐大典》等书来看，当时已经有一本平话《西游记》，基本故事情节和吴承恩的《西游记》大体相同。长篇小说《西游记》正是在上述民间流传的唐代高僧玄奘去西天取经故事的基础上，经过吴承恩的再创作而成。

《西游记》用幻想的形式反映社会，不仅闪耀着浪漫主义的光芒，而且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作者把瑰丽的幻想和丰富的现实内容融为一体，作品中的天宫

正是人间社会在天上的投影。孙悟空渴望自幼、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正是现实社会中广大人民的斗争意志和生活理想的艺术概括。《西游记》艺术上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一是人物塑造上，作者赋予形象以人、兽、神融为一体的特性。如孙悟空，既具备猴子的形态及特性：活泼、灵活、好动，又具备人的特性：思想、智慧、谋略，同时又有神的特性：七十二变、上天入地、腾云驾雾。因而这个人物有他的象征意义，孙悟空酷爱自由，勇于反抗，体现了下层人民的共同愿望。又如猪八戒，除动物性以外，他粗鲁憨厚、作战勇敢，常常挥舞钉耙上阵，虽然屡遭妖魔擒拿，却从不低头屈服;他又有贪财好色的毛病;在困难面前，常萌生退志;他还爱耍小聪明，变谎话蒙人，但又经常露馅丢丑。这个喜剧人物留给人的印象鲜明深刻而又真实可信。二是小说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想象丰富，情节曲折，其故事紧张离奇，变幻莫测，妙趣横生，充满了浪漫主义的奇思妙想。三是在结构上，小说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逐次展开情节。无论是某段故事之内，还是各段故事之间，都经纬分明，表现出作者在结构组织上的匠心。四是通过人物心理的刻画，使形象活灵活现。猪八戒形象之生动传神，正得力于这一艺术手法。五是小说的语言幽默诙谐，生动有趣，往往三言两语，涉笔成趣，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

4.《金瓶梅》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又是第一部以家庭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作者的真姓名是谁，长期以来一直是悬而未决。《金瓶梅》共一百回，其书名由书中主人公西门庆的姬妾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组成。

《金瓶梅》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现实主义小说。它通过西门庆这一典型人物的活动，为读者展示了一幅上自朝廷权贵，中有官僚劣绅，下至市井无赖、帮闲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作者的笔墨触及到明代后期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从政治到经济，从道德风尚到伦理关系，对明中叶以后社会的黑暗、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本质作了较全面暴露，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明代后期社会的一面镜子。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也是很高的。首先，小说的结构宏伟而又细密。其结构是以书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中心，分出阶段，依次安排。全书结构完整严密，情节波澜起伏、疏密有间，已经具备了长篇小说的完整体式。其次，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成功，人物性格复杂而鲜明。作者在书中善于根据各人的身份、地位，展现各自的性格特点。西门庆身兼几重身份，他手眼通天，作恶多端，“害死人还看出殡”;潘金莲生性淫荡泼辣，阴毒狡诈。她先为西门庆通奸害死丈夫武大郎，嫁给西门庆做妾后又与西门庆的女婿、王婆的儿子通奸，气死李瓶儿，逼迫仆妇自尽，活现了她淫荡、泼辣、嫉妒好胜的性格特点;李瓶儿的性格中，凶狠与软弱并存;春梅也是一个淫妇。另外，如寡廉鲜耻、趋炎附势的帮闲应伯爵，吃喝*赌、无所不为的纨绔子弟陈经济等人物，无不栩栩如生。再次，小说擅长用生动活泼的口语描写人物性格和事件，语言酣畅、泼辣，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很个性化，相当成功。小说还运用了不少俗语、成语、歇后语，都非常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

5.明代其他著名长篇小说

除前述的四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外，明代还有其他的长篇小说，内容不外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魔小说等方面。 在历史演义方面，明中叶以后，共有二十余部，从远古到明代，几乎每朝历史都有通俗的演义。这些小说主要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但成就不大，其中较好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列国题材的作品。《列国志传》，作者余劭鱼，写于嘉靖、隆庆年间，讲述春秋战国历史故事。后来冯梦龙在此基础上吸收其他材料加以改编，易名《新列国志》，共一百零八回。这部小说，文字通畅，能把春秋战国纷繁复杂的历史编排得有条不紊，有些故事还写得有声有色。清朝乾隆年间蔡元放又在冯梦龙的基础上再次加工，这就是最流行的《东周列国志》。

在英雄传奇小说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北宋志传》，它的作者是熊大木，他还写有其他这类小说，对英雄传奇小说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北宋志传》把自南宋以来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定型化了，为故事的再创作保存了丰富的材料。此外，较好的英雄传奇小说还有吉衣主人的《隋史遗文》和无名氏的《英烈传》等。在神魔小说方面，随着西游记的出现，这类小说的创作风靡一时，如《四游记》中余象斗变的《南游记》、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和董说的《西游补》。这类小说中比较好的是隆庆、万历年间的《封神演义》。这部小说共一百回，是由锺山逸叟许仲琳编辑的。作品以宋元讲史话本《武王伐纣平话》为基础，加上虚构的内容，演绎成了长篇的神魔小说。它一面借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托古讽今，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另一方面通过神魔斗法，宣扬了宿命论和“三教合一”的思想。在艺术方面，它塑造了几个具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如哪吒的纯朴和反抗，杨戬的勇敢和机谋，妲己的狡猾和残忍，以及申公豹的挑拨离间、倒行逆施，都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白话短篇小说“三言”和“二拍”

话本在明代因很受欢迎，书商大量刊行，逐渐引起文人的注意。他们由对话本的编辑、加工，进而模拟话本写作，这就出现了主要供案头阅读的文人模拟的话本，通常称为拟话本。其中冯梦龙编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简称“三言”;凌濛初写成的《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两个拟话本集子，简称“二拍”。“三言”和“二拍”，代表了明代拟话本的成就。

1.“三言”

冯梦龙的“三言”中，每个短篇小说集各 40 篇，共 120 篇，其中明代拟话本约有七八十篇。主要的内容是，通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了被压迫妇女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八宝箱》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塑造了杜十娘这个富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她原本是京城名*，结识李甲并一旦相信他的爱情后，它迫切要求从良，终于设法跳出了火坑，跟李甲回家。可在路途中，李甲竟在金钱引诱和个人利害的考虑下，把她出卖给富商孙富。杜十娘见李甲如此负情，在痛骂李甲后，把八宝箱中的珍宝一件件投入江中，最后自己也投入江中，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控诉了这个罪恶的社会，维护了自己的爱情理想。《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写“市井之辈”秦重，无法以地位、金钱去获得爱情，只能靠自己的真心去感动花魁娘子莘瑶琴，最终他的爱情圆满成功。这篇小说说明了当时的市民阶层已逐渐抛弃爱情婚姻上的地位门第观念。另外，还描写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愤怒谴责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喻世明言》中的《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篇直接反映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忠奸斗争的小说。

“三言”中的拟话本在艺术上仍保持不少话本的特色，但他是文人创作，主要供案头阅读的，因而又有自己的特点。比起话本来，它们的篇幅大大加长了，主要思想比较集中，情节也更为曲折，尤其在人情世态的描绘上比话本丰富了许多。拟话本在艺术上的缺点是，小说中的矛盾冲突一般不如话本的直接尖锐，语言上文言成分增多了。

2.“二拍”

凌濛初的“二拍”，共 78 篇小说。它的题材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从古今书籍中搜求的，同时寓有劝惩之意。“二拍”中的很多作品，充斥着*描写，以及因果报应思想和封建说教等的描写。当然，也有少数作品反映了明中叶后的社会特点，如《转运汉巧遇洞庭红》，通过文若虚发财的经历，描写明代社会中商人海外冒险的理想，从而肯定了商人经商的行为。

(三)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

1.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流行于浙东沿海一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始于南宋朝。《赵贞女》、《王魁》等戏文，奠定了南戏发展的基础。尤其是《赵贞女》戏文的出现，在中国戏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南戏的形式在元末明初逐步定型下来。一般先由副末开场，报告演唱宗旨和全剧大意。从第二出起，生旦等重要角色相继出场，逐步展开情节，并经过种种悲欢离合，以生旦团员终场。南戏称一场为一出，每出例有下场诗，重要人物上场时先唱引子，继以一段自我介绍的长白，叫做定场白。曲词的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和尾声。高明的《琵琶记》向来被推为“南戏之祖”。这部作品是根据长期在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原来的故事框架是表现一个状元及第不认前妻的负心汉形象和终于遭雷轰顶的因果报应结局。高明则改变了这个故事的基本情节和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琵琶记》的故事梗概是：蔡伯喈在其父的迫促下上京考试，其妻赵五娘在家侍奉公婆;蔡在京得中状元并被迫招赘于牛相府;其妻及父母在家遭受饥荒，父母饿死，赵五娘求乞上京寻夫。最后得牛女之助，与蔡伯喈团聚，以一夫二妻的大团圆结束全剧。

《琵琶记》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它一方面表现了蔡伯喈一家由于客观因素导致的家庭悲剧;另一方面又宣扬了封建伦理，对封建统治留下了许多歌功颂德的笔墨。在艺术成就上，一是《琵琶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全忠全孝”的蔡伯喈，“有贞有烈”的赵五娘，“施仁施义”的张广才等，在人物塑造上细腻、真实、生动。二是有一个双线对比的艺术结构。作者将蔡伯喈的生活与赵五娘的生活作为双线并峙的结构线索，这样，人物性格交叉表现，两地生活相互安排，较好地起到对比衬托的作用。三是戏曲语言极为工致。除《琵琶记》外，“荆、刘、拜、杀”是四个元代南戏的合称，它们即是《荆钗记》、《白兔记》(《刘知远》)、《拜月亭》、《杀狗记》，又称“古戏四大家”，对后世的戏曲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

2.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

汤显祖(1550—1616)，明代著名的传奇作家。他擅长传奇创作，作有《紫钗记》、《牡丹亭》(又名《还魂记》)、《邯郸记》、《南柯记》四部杰出的作品，因作品都写到梦境，汤显祖又是临川人，故称“临川四梦”。

汤显祖自称“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牡丹亭》的故事梗概是：太守之女杜丽娘，美貌多姿，才华出众。一日，私自游园，春日里不觉涌动*，昏睡时竟成一梦，与一英俊男子柳梦梅相遇，并与之尽男女之欢。梦醒后，因日夜思念过度而亡，葬于园中。恰巧柳梦梅上京赴试时路过此地，拾得杜丽娘自画肖像一幅，与之阴魂相恋，得知真情，挖墓开棺，杜丽娘起死回生，两人遂成夫妇。后柳梦梅考中头名状元，可杜家还是反对这桩婚事，在皇帝的干预下，全家以大团圆结局。这部传奇通过描写杜丽娘、柳梦梅的爱情故事，大胆地肯定了男女间的“至情”，把批判锋芒指向封建礼教乃至“存天理，灭人欲”的儒学伦理，歌颂了要求个性解放的精神。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很高。第一，它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首先表现在幻想的情节上，杜丽娘和柳梦梅梦中的相遇相合，以后由梦生情，由情生病，由病而死，死后再与柳梦梅相恋，并又还魂重生，两人终成眷属。这些离奇的情节是作者幻想的结果。其次，表现了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作品赋予男女间的“至情”有超越生死的力量，并让理想在现实中实现，这就使理想主义得到了充分发挥。第二，《牡丹亭》中，人物形象鲜明，熔写景、写情和写人物心理活动于一炉。作品中青春少女杜丽娘对春光的热爱，对青春易逝的惋惜，对爱情的向往和热烈追求的心理活动与春天的景象融为一体，烘托出一个爱大自然之美，追求爱情自由的女性形象。第三，《牡丹亭》的语言自然真切，生动传神，又优美含蓄，文采斐然，可谓本色与文采兼备的典范。

(四)明代主要诗文流派

明代初期诗文的代表作家是宋濂、刘基、高启，或文，或诗，或诗文兼长。永乐、弘治前后，诗坛上出现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派。“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他们都是台阁重臣，所作诗歌都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其形式则是追求雍容华贵、典雅工丽，给人以枯燥乏味、平庸呆板之感。因为他们身居高位，所以追随者很多风靡一时。

台阁体：台阁体是明代前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溥、杨荣，他们都是台阁重臣。其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这种文风垄断了当时的文坛。

茶陵诗派：是继台阁体之后，明代前期的又一个诗歌流派，因代表人物李东阳是湖南茶陵人而得名。它形成并活跃于弘治至正德年间的诗坛。李东阳的成就最大，他的诗论着眼于形式，强调诗歌的体制、音节、声调、格律，忽视内容。因此，他的作品大多是抒发封建士大夫情怀的应酬题赠之作，缺乏现实内容，其形式典雅工丽，未能完全摆脱台阁体之弊。

明中叶以后，文坛上出现了许多文学小集团或文学流派，著名的有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等。它们或同时并起，或先后相承，各自利用一定的文学传统，提出一定的文学主张，表现一定的创作倾向，相互排斥，此起彼伏，直至明亡才告结束。

前七子：“前七子”复古运动出现在弘治、正德年间，他们包括李梦阳、何景明、边贡、徐桢卿等七人，这些人反对粉饰太平、文风柔靡的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对扫除台阁体千篇一律、呆板单调的文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把秦汉古文当范本，刻意模仿，从而滋长了文坛上的模拟剽窃的风气，或以形式上的古奥艰深掩盖内容的贫乏浅薄，扼杀了文学创新的能力。“前七子”中以李梦阳、何景明的文章最有代表性。

后七子：嘉靖、万历年间，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古文运动。后七子的文学思想与前七子一脉相承，他们进一步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王世贞语)。对于“后七子”在明代文学中的地位，应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他们在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维护问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文学复古运动固有的弊病，在“后七子”那里显得更加突出。虽然他们也提出过很好的意见，但他们太过强调效法古人，对于创作的法则又规定得太具体、细密，必然会对个性、情感的自由表现和艺术的创新，造成严重的束缚。

唐宋派：嘉靖初年，以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毛坤等为首的唐宋派出现在文坛，他们最早起来反对拟古文学运动，继承南宋以来推崇韩、柳、欧、曾古文的传统，提出“文从字顺”的主张来矫正前后七子的创作弊病。由于他们崇尚唐宋古文，故世称“唐宋派”。这一派以复古的理论来反对复古，这是他们注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他们在当时看到了拟古派给文学带来了危机，竭力反对文学复古，就这一点来说是进步的。

公安派：“公安派”是明代后期万历年间的一个文学流派。主要人物是袁宏道、袁宗道、袁中道。因“三袁”是湖北公安人，故得名“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理论核心口号是“独抒性灵”。他们的文学理论有三个主要方面：一是认为文学的发展方向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新”;二是反对文学创作剽窃模拟，矫饰虚假，强调文学创作要发抒自己的实际感受和独到见解;三是反对古奥艰涩，隐晦难懂，主张意达辞畅。“公安派”在创作上的主要贡献是散文，他们的游记、随笔等，写景抒情，自然地表露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公安派”对当时及以后的文学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竟陵派：“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一个诗文流派，其实两者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无太大的差别。“竟陵派”只是力图纠正“公安派”末流的弊病。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钟星和谭元春，因其都是湖北竟陵人，故得名。其文学主张主要见于钟、谭二人编选的《诗归》一书。他们提出“求古人真诗”，既学“古”，也学“真”，强调“独抒性灵”，但过于追求“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他们的偏狭性。

童心说：李贽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他也竭力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主张，提出了“童心说”。李贽认为，所谓童心，也就是赤子之心和真情实感，是一种未被道学礼教所蒙蔽的内在情感。在他看来，只有具有童心的文学，才是真文学。他明确申言：“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的学说推动了明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

(五)明代主要诗文成就

总的说来，明代诗文的成就是不高的，但也不乏优秀的作品。明初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写他自己年轻时求学之艰苦勤奋，文字中透露出回忆时的沉重而又略带自豪的心情，如话家常，循循善诱，亲切自然。文章又运用了对比手法来叙事写人，使人物性格鲜明，读者一目了然。行文流畅，语言简洁有力。刘基《卖柑者言》是一篇精美的预言讽刺杂文小品，借卖柑小贩之口，揭露了元代那些官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朽本质。此文构思精巧，小中见大，含义深刻。归有光《项脊轩记》，借“百年老屋”的几经兴废，回忆家庭琐事、琐谈，在描述中寄托深情，娓娓而谈，平易亲切，充满天伦人情，哀伤之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具有动人心弦的艺术魅力。袁宏道《徐文长传》写出了徐文长鲜明的个性特征，颇为生动。张岱是晚明小品文作家中成就最大的一位，他的《西湖七月半》因熟悉杭人风习，且观察深入细致，故记游人情态，描摹尽致。他的《柳敬亭说书》也写得惟妙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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