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同为杨氏子孙，对杨笃先生便多了几分注重。又因先生是乡宁人，同是晋南一方水土养育的尧舜传人，又更多了几分亲切。若再说到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一样的挚爱，先生贡献突出，那对先生的敬佩则是发自肺腑了。
清道光十四年（1834），杨笃先生出生在乡宁城内杨公巷。杨氏一门是一个“恪守程朱”的书香门第，“为邑望族”，历来以“学而优则仕”为信条。杨氏家族以“穷理之要，必在读书”“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为生存原则，树立和传承了笃学笃行读书风气。
先生自幼聪颖，幼承家学。父亲杨恩树是他第一位也是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早年从名儒王筠攻习《说文》，十一岁起便扎下了考订源流、探讨学问的深根。青年时代，好学不倦，求知心切，遍交当时名宿，声誉渐起。22岁拜解州学正延少池为师，三个月后，诗格大变，倾慕金元大家元好问，自称为“私淑弟子”。见识思想不凡，“独赖出门求友从自益，故每试必至，多方结识一时知名之士，虽无介绍，辄踵门自白，即见拒不忤，以是名流亦多争识君者”。
同治甲子（1864）年，先生考取举人，晋级进士屡遭惨败。空有一腔建功立业的热情，满腹才华无处施展。人生失意，宦途维艰。痛苦挣扎之后，做出了理智抉择。这一抉择，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位宦海功勋卓著的风云人物，多了一位志界叱咤雷动的顶顶名家。
著书立说，亦可名垂史册。先生以浑厚的文学功底，深湛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力进行考订，究讹补缺。同治九年受聘西宁宏州书院讲学。期间，受知县之约撰修《西宁新志》。先生立意创新，撰修该志时，发凡、体例均不受毛奇龄、戴震、章学城等名家的成规束缚，自成体例。在该志的地理篇中，纠正了郦道元《水经注》中的错误；在人物志中，又补充了金元时代的欠缺。此志一经刊印，便受到时人瞩目，从而成为先生跻身方志界名流的经典之作。自此，先生便与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慕名聘其修志者接踵而至。先生一生主撰了《山西通志》（光绪）《蔚州志》《代州志》《西宁新志》《繁峙县志》《壶关县续志》《长子县志》《潞城县志》《黎城县志》《屯留县志》《天镇县志》《长治县志》，襄修了《五台县志》，共计十三部，创造了我国历史上个人修志种数最多的纪录。
《山西通志》是先生最后一部宏作。通志编撰几经变故、几度停顿的关头，先生毅然出面总纂。清末维新变法人士，“戊戌六君子”之一，山西闻喜人杨深秀，担任《山西通志》中《星度谱》2卷与《古迹考》8卷之分纂任务。志书修撰的六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先生虽疾病在身，或严冬手指冻裂见血，仍不停执笔，常对人说：“一身之寿夭，命也；倘《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斩，罪不更大乎？”先生将修志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抱病而书，每天都有新的进度。先生讲求实用，“摹绘景物，界面楼台，无关实政者悉不登”；重视绘图，“史不为图，地志则非图不可”，历代疆域、山川、城池、乡镇等图上都画有计里方格，并标以特别符号，为历代旧志所罕见；以科学的经纬晷度取代以往的荒渺星野说；重视金石，以自己金石之长，详加考订以补史书之不足等，使得所编纂的志书中保存了大量的极有用的资料。书成之年，先生因积劳成疾与世长辞。《山西通志》历时十三年，终于光绪十八年(1892)。全书一百八十四卷，分门六，曰：《图》《谱》《考》《略》《记》《录》。《图》以辨方，《谱》以序世，《考》以稽古，《略》以纪今，《记》以述事，《录》以存人，全面记载民国以前山西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风土民情、文化教育、金石古迹、名宦乡贤等。该书体例之谨严，考核之精详，文笔之简括，取舍之得当，一时间朝野嘉许，学界称赞。梁启超称其“出自学者之手，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王云五则认为其“不独为《山西通志》之模范，且可为他省志书之准绳”。
先生在志界有着非凡成就。然，先生在诗文、金石、书法方面的成就亦非凡。
诗文有《秋湄诗抄》《秋湄续抄》。《秋湄遗集》问世则十分不易，其间有着一段极其辛酸和曲折的经历。先生去世后二十多年，民国四年（1915），乡宁知县屠仁彬，久慕先生之名，访故居，见破屋荒院，感慨万千。屠仁彬在先生家中捡出两卷旧稿，一卷《文诗集稿》，一卷没有签题，又得《秋湄诗抄》《秋湄续抄》，从乡宁寺庙得先生三篇碑文，从百姓家得先生墓志、行述、行状四篇，合成《秋湄遗集》。2008年整理成《杨笃诗文选》。先生的诗歌在同时代文坛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以七言古诗和七言律诗的形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下了不少为民请命切中时弊的好诗。先生诗文“读之气骨苍坚，性情真挚，不事矜奇，而落笔自戛然”。
《山西通志》中的金石记十卷，为先生手笔。因收罗宏富，考订精确，向为海内外金石家、考古家推崇，曾以《山右金石记》为书名另行刊印。先生与傅青主、张石舟一同被誉为山右三大家。
先生“不独文章美，兼之篆隶精”。正、草、隶、行写得好。尤其精篆籀与八分。擅长石鼓文，喜好钟鼎文，以及秦代李斯、三国时期吴国皇象、唐代李阳冰、清代邓石好等大家风格。书法成就出众，请教索墨者络绎不绝。先生书法方面的故事堪称经典。
光绪九年（1883），令德堂建成。令德堂乃山西大学之前身。光绪八年(1882年)，张之洞继任山西巡抚，针对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此时为苦人才不足”，与学使王学庄商议，并会衔入奏，请于太原府署西偏明代晋藩宝贤堂旧址别建精庐，仿阮元学海堂、诂经精舍例，设“令德堂”书院。令德堂建成后，先生书写一副缪篆对联，制成木楹联悬挂在二门上，恰逢巡抚张之洞前来监学，车驾进入大门后，张之洞下令暂停并下车仔细观看对联，对诸位僚属道：“吾今日不止阅诸生高文，并得饱观绝迹也！”以巨纸请先生篆书《诗经》中《魏风·伐檀》篇，分书《唐风·蟋蟀》篇，悬挂于厅堂两壁。时任陕西刺史王炜充在山西抚署文案，张之洞对他赞赏先生的书法：“是兼有钱献之，邓完白之长，而无其习气云。”
光绪十九年（1893），李鸿章七十大寿，各省官员皆有屏联恭贺，张之洞请先生书写的寿序被评为诸省之冠。清末书法界兴起临摹《石鼓文》之风，《石鼓文》时人称为“书法第一法则”。先生在其中出类拔萃，张之洞由山西转任两湖总督时，又请先生临摹石鼓文分刻十箧，临摹《绎山刻》以刻二橱，作为礼物赠送相知好友。
先生“殁后二十年，东瀛游士闻其名者，或不远数千里，亲造其门，以千金购其寸缣断墨”。
先生通训诂，长金石，精三礼，好史学，工书法，善琢砚、治印、弹琴。可惜先生众多的诗书著作，金石收藏及字画、屏条、楹联、印治、砚琢等，在长子杨之培南下时，全部遭劫而毁。光绪二十六年（1900），杨之培应邀到湖北，途遇截路歹徒。歹徒见之培的箱子沉甸甸，以为金银财宝。打开见是“无用”故纸，一怒之下全部投入水中。杨之培因惊吓和伤心病逝大梁。实是令人痛惜，为之培之死，更为先生成就之劫难。
“满屋图书横古墨，虚堂神鬼伴孤灯”是杨笃先生一生真实的写照。
杨笃先生，担当得起一代大儒的称号。
杨笃（1834—1894），字巩同，一字雅利，别署琴如，号秋湄，别号北屈，或署虬麋道人、吕香真逸、晚号东渎老人。
（杨志刚，字冰若，号三斯堂主，百扇居主。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山西收藏家协会理事，书画收藏家，中国硬笔协会会员，临汾摄影家协会会员。)
三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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