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的理想是否依然有效？全球化的价值何在，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贯彻？国际写作能否成为一种新历史进程下的文学载体？中国人在其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19 世纪初叶，歌德就已提出“世界文学”的构想；但文学层面上的“世界主义”，直到今天仍未得到很好的实践。当今的“世界文学”，仍是一个西方文学占据绝对中心的场域，东方文学的价值则更多体现在政治性而非文学性上。在伦敦，我们结识了今天文章的作者，他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在本文中，他透过 2016 年国际布克文学奖的获奖作品《素食主义者》，分析了当下小语种写作与翻译文学的价值，及其中体现的“世界文学”结构的新发展。
韩江《素食主义者》与布克国际文学奖改革：非政治的政治
施东来
选这本书先行记录，一方面是因为看的时间有点久远了，再不写一写就要忘记它了，另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它是改革后首届国际布克文学奖（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的得主。以后应该不会有这么长的文了。
从亚洲布克文学奖谈起
我去年二月的硕士课程里有一门十分特别的文本考据学( Bibliography )，老师专门安排了全体同学在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图书馆的布克文学奖档案馆做研究。
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同学有档案研究的经验，因为我们所理解的文学专业一般只是文本分析或者理论学习，似乎跟历史学社会学常用的档案调查扯不上什么关系。但这个课程的有趣之处就是在于帮助我们破解对文本内容的执迷，将文学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或者体制来看，而其中最明显的运作模式便是文学奖。而英国的文学奖，最重要的就是一年一度的布克奖。
牛津布鲁克斯大学
虽然课程叫做世界文学，但其实牛津英语系除了之前指导过我的韩国老师 Park Sowon （박소원）之外，并没有世界文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专家。几个坐镇的教授都是后殖民文学研究的，他们的焦点基本都在南非与印度的英语书写上，光是研究南非诺贝尔奖获得者J.M.Coetzee 的老师就有五个之多，可以说是资源分配严重不平衡。多数同学在观察档案之后都选了某一年份的某一获奖的后殖民作家的评选经过来研究，而且他们选的皆为年代较为久远的得奖者，比如首届获奖今年刚辞世的 John Berger ( 1972 )，数度被评为“最优布克奖”的 Salman Rushdie ( 1981 ), 还有 1997 年获奖的印度女作家 Arundhati Roy 等等。这是因为档案顾及到裁判流程的争议性与保密性，只提供差不多距今二十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前的得奖者的资料，所以是没有办法研究 2002 年 Yann Martel 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或者是 2015 年首位黑人获奖者 Marlon James 的。
但我那时已经对强调身份政治，执迷后结构主义的后殖民文学开始厌倦，并且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只有我能做的研究。
这才让我找到了档案馆里仅有的，关于亚洲布克文学奖的（ Man Asian Literary Prize , 又称“曼亚洲文学奖”）一小盒资料。资料里大概只有七八张纸，记录了 2007 年此文学奖在香港宣佈成立时的野心。资料的撰写者解释了专门针对亚洲地区成立单独的布克文学奖的动机，即对传统欧美文学奖忽略亚洲国内重磅作家的不满。这个理由看似奇怪，但其实是非常合理并且迫切的：各类针对国际文学大奖的研究都发现，以欧美为主导的文艺认可机制往往都故意绕过非西方的“国家文学”，把奖颁给非常乡土的“在地文学”以赋予其“国际文学”的地位。这种“绕过国家中心”的认可机制在两位华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身上都可以看出来。
第一届亚洲布克文学奖得主姜戎《狼图腾》
所以亚洲布克奖声明它就是要与现有的文学奖，包括布克奖对着干；所以亚洲布克奖起初的几年都颁发给了在作家自己的国家十分抢手，在国际上知名度却不高的一些作品，譬如首届的姜戎《狼图腾》（迄今为止仍是英语翻译权最贵的一本中文书），次年菲律宾作家 MiguelSyjuco 的《 Ilustrado 》还有 2010 年毕飞宇的《三姐妹》。
最后一届亚洲布克文学奖得主陈团英《 Garden of Evening Mists 》
但这种“先颁奖，后翻译，再推销”的认可模式并没有保证获奖作品的销量和知名度，以至于主办方在 2010 年不得不更改规则，让已经被翻译成英语的或者是直接用英语写作的作品也参加进来。结果入围名单就开始被文学界的亚洲大佬们佔据的悲剧，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Orhan Pamuk , 大江健三郎，还有文学奖常客村上春树。 2013 年最后一届的获奖者马来西亚华裔作家陈团英（ Tan Tuan Eng ）更是以英语小说参赛，令亚洲布克文学奖与布克文学奖本身失掉本质差别（而陈团英本就是在失掉布克奖之后又被给予亚洲布克奖的，这一事实让亚洲文学奖看起来更像一种失落的敷衍而不是积极的肯定）。
从亚洲布克文学奖到国际布克文学奖
于是亚洲布克文学奖在 2013 年以后就被搁置，官网也已经关闭，基本处于废弃状态。所以讲了这麽一大堆关于亚洲布克文学奖的来龙去脉，跟《素食主义者》（《채식주의자》）到底有什麽关系呢？
韩江《素食主义者》我自己读过的书都有彩色小标题哈
最简单来说，这关系就是：如果没有亚洲布克文学奖的惨败与消失，就没有 2016 年韩江（한강）得奖的份儿。这听来真的是有些讽刺，为何一本韩国作家的作品，要凭藉一个专注把亚洲作品推向国际的文学奖的消失，才能真的进入国际文坛？
其实亚洲布克文学奖在 2011 年的时候颁给了韩国女作家申京淑( 신경숙 )的《请照顾妈妈》(《 엄마를부탁해 》),在韩国英国美国都引起过短暂的阅读潮，但当时亚洲布克文学奖已经在走下坡路。申京淑的作品虽然比韩江的更写实一些，但两者的写作风格都是比较朴实简单，以描述性的短句为主，所以非常适合英语翻译。
《请照顾妈妈》小说封面
不难想象如果 2013 年亚洲布克文学奖没有消失，那 2016 年的国际布克文学奖也不会改革，而《素食主义者》也不可能具备与其他英语世界作品一样的参赛资格。正是因为亚洲布克奖的失败，才让国际布克奖的组织者开始反思如何在现有奖项内给予译本空间，才让国际布克奖的参赛作品范围由原来的英语世界（大英帝国前殖民地）更换到所有能在英语里读到的作品，包括各国的译本。
最初在英国的 Waterstone 书店看到 Han Kang 的名字，我还在想这个 Han Kang 到底是哪个中国作家，我怎么没听过？而且《素食主义者》英译本充满现代感的精美封面也让我觉得眼前一亮，毕竟在英国兜售的中国文学译本，封面总是要玩弄东方主义式的“艺伎”，“古楼”，“农民”，“纸伞”，“青花瓷”，“仙鹤”或者“中国龙”等等，让人根本都没有正经对待的欲望。后来草草翻阅了几页以后发现是我少有关注的当代韩国小说家，便觉得十分有趣。比起华语文学的英译本在英语市场的“异国情调”卖法，近年来作品被翻译成英语的几位韩国作家，如 배수아 (裵锈亚)， 황선미 （黄善美）等等，打的都是通俗易读又不乏思想深度的现代主义“日常”的主题，文学性皆大于政治性。
虹影小说《英国情人K》的东方主义式封面
当 2016 年改革后的国际布克文学奖宣佈最后入围的名单以后，我便知道《素食主义者》获奖的机会非常大。因为既然在这一年扩大了参赛范围，评委组势必就要展现这一改革的成效，将认可给予非英语写作的小语种作家；所以一併入围的 Orhan Pamuk ，阎连科， Daniel Hahn 等知名作家大概注定是一种陪衬，以他们的名声来加持韩江这位首次被翻译为英语的，横空出世的黑马的话题性。
《素食主义者》的非政治伦理
虽然说“考据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绕开文本内容本身来讨论文学的流通与价值赋予，但是要明白《素食主义者》为什麽会获奖，细读其故事是十分必要的。这本书的英译本只有 183 页，内容也根据韩文原版的出版顺序被分成了三个部分：素食者（ The Vegetarian ）,胎记（ Mongolian Mark ）和烈焰森林（ Flaming Trees ）(我手上没有中文译本所以这裡是自行翻译)。 这三个部分也对应三种人称和叙事角度：女主角 Yeong-hye 英惠的第一人称书写记录其噩梦，家暴经历，与素食缘起，聚焦于英惠的画家姐夫的第三人称跟踪书写凸显伦理与艺术之间的矛盾，最后是聚焦于英惠姐姐照顾一步步自愿走向死亡的妹妹的第三人称书写。
《素食主义者》 2009 同名电影
本书韩文版在 2007 年就已经出版，在 2009 年被翻拍成同名电影。电影基本忠于原著，但对女主角的童年回忆与黑色梦境处理得比较模糊，所以提供给观众的逻辑线索大概是没有小说多，容易造成观众对女主角精神状态的不理解。
故事在情节方面概括起来是相对清楚简单的，就是在讲一个名为英惠的家庭主妇某日突然从黑色的梦中惊醒，然后便歇斯底里地扔掉了家裡所有的肉并告诉丈夫她将成为一个素食主义者。丈夫认为女主角的这个决定极度反常并告知了她的家人。在家人强行喂她吃肉的情况下，英惠拿起刀试图自杀后被救。本来已经情绪稳定的英惠与画家姐夫见面，姐夫钟情于她股沟处的一块蓝色胎记，邀她成为人体模特。英惠对自己和男模身上彩色的植物图案产生了情欲，在与姐夫发生关系后，渐渐从“素食者”发展到幻想自己是一棵树。她生命最后的时日在医院和痛心的姐姐度过。
《素食主义者》电影海报
如此直白简要地陈述情节不免让这故事听起来非常凌乱没有意义，但其实这个文本精彩的地方完全不在情节而在角色之间的张力，和这种张力对社会伦理与生命意义等议题的凸显。它至少在两处非常打动我，让我陷入沉思。
第一是“素食主义”与社会伦理的矛盾。其实我还未读此书时就已经以学术的角度设想，《素食主义者》这样的书名，真是十分契合如今文学理论界风起云涌的动物研究与素食理论。这类研究借鉴法国解构大师德里达的《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一文，聚焦于文学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尤其是动物的人性化，人的动物化等等，来论述模糊人与动物之边界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但读了小说以后，才发现这裡面的素食与动物保护主义，亦或是减肥等女性主义议题的关系不大。小说里的素食象征的其实是童年的阴影，社会角色的桎梏，以及“身份（ identity ）”的建构压迫性。
法国哲学大师德里达的《 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 》
以“童年的阴影”作解或许是赋予这个故事一个简单的线性逻辑最简单的方式。英惠做了好几场噩梦，梦裡的她时常是被不具名的人或物追赶；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这很明显是潜意识裡面的心理创伤与恐惧作怪，而韩江对其中一场梦/回忆的描述，提供了解释了这个创伤的最直接的线索。在这个梦中，英惠想起了童年时期被家裡的狗咬伤，狗于是被严厉的父亲吊在车后面活活跑死，之后父亲更是逼迫英惠吃下狗肉以更快痊愈扫除霉气。这场梦裡的意象很明显道出了死亡—父权压迫—肉之间的连带关系。所以知道了这样的童年阴影以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麽英惠在家庭聚餐中被强势的父亲（连同姐夫丈夫）强行喂肉以后会做出自杀如此激烈的反应。
《素食主义者》电影剧照
小说中展现社会角色的桎梏也是由素食开启而曝露出来。在第一部分，英惠的主要身份是妻子，韩江对英惠梦外的家庭生活的描写主要集中在夫妻关系上。在这对夫妻关系里，丈夫基本是父亲角色的延续，他的存在是用来规范英惠的社会功能的，而非尊重她的主体性。在英惠决定吃素的当晚，丈夫的第一反应是他自己会因此再也不能吃到妻子做的荤菜了，而不是试图理解英惠所说的梦与她的精神健康。在英惠自杀未遂之后，丈夫又主动抛弃了她，把她当做无药可救的神经病，这样的“神经病”让英惠失去她作为一个妻子的社会价值，典型的资本主义父权逻辑。在第二第三部分，英惠的主要身份是妹妹，但这个社会角色相对于姐姐姐夫之间的伦常又被她与姐夫的性关系打破。捉姦在床的姐姐看见赤身裸体涂满颜料的二人第一反应仍是打电话给警察并再次指控二人为“神经病”，将社会身份的失调与惩戒性的医学机制挂钩。如果说姐夫的私人情欲是把“变成植物”这个念头植入了英惠的脑中，那麽姐姐的指控才是活生生得把妹妹从她仅剩的人伦关系中抽离，让她真的变成了植物一般的存在。
而这一整个过程正是彰显了“身份（ identity ）”建构的压迫性与危险性，英惠由“吃素”这一行为到“素食主义者”这一身份标籤的被动转变才是令其走向死亡的元凶。我想这种压迫大概就是韩江以“素食主义者”为题想要强调的，而这也是这部看似非政治性的小说在身份政治的哲学层面，能够令其他阅读或者是研究身份政治出身的群体产生共鸣的原因。女主角原先只是提出吃素这一生活方式与行为上的转变，从她口中说出来就是“我不吃肉（ I don’t eat meat ）”；真正把这一行为抬高到无孔不入的社会身份角度的，都是她社会关系中最亲密的人，譬如丈夫在晚宴上直接向朋友介绍她说“她是个素食主义者（ She is a vegetarian ）”,然后这个身份标籤便无可避免又自然而然地被用来解释英惠所有的“不正常”，所有的“神经病”。在这个脉络下面看问题，想不想起福柯的名著《 Civilisationand Madness 》（《文明与疯狂》）与《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性史》）恐怕都难吧。
法国哲学大师福柯的《性史》，阐释性别关系的历史建构性
然而小说并不是完全直线型地滑入黑暗与压迫，第三部分中姐姐由妹妹的渐渐死去反而开始反思生命的意义，死亡的意义，这是第二个打动我的地方。小说的第三部分几乎都是在医院发生，因为此时英惠已经开始绝食，需要靠输液才能维持生命。在医院里照顾英惠的时候，姐姐已经与姐夫离了婚。姐姐选择了妹妹而不是丈夫，而在几次强行喂食失败，目睹了英惠强烈的捨命的反抗后，她也终于感到自责而不再勉强什麽。姐姐开始与妹妹细数小时候的故事，试图唤醒她对水果的食欲和人生的希望，但姐姐在这一回忆中反而是反省了自己小时候强行充当了母亲的角色，从来没有平等地对待英惠的事实。如同小说结尾处姐姐说的，倘若她对妹妹的愧疚真的无从投射与弥补的话，她何尝不想也让梦境吞噬现实，逃离这充满桎梏的现实？但因为姐姐有一个儿子 Ji-woo 需要照顾，她告诉自己还不能这样做。
《素食主义者》电影剧照
所以故事的最后，姐姐带著读者一起尝试理解了英惠的对死亡的渴望。这段坚持到最后的姐妹情谊当然是这个文本最女权主义的地方，而“生活=责任”与“死亡=超脱”这样的醒世哲学又让我们感到女权主义的苍白无力。
小语种文学的翻译政治
其实上述分析聚焦的伦理关系，女权主义等都是很政治的话题。之所以说这部韩国小说是“非政治的”，是因为它的政治焦点在日常人伦之中，而非狭义的家国大义的政治。这样的反差很有趣也很重要，因为它暴露了除了非欧美文学在英译流通之中的障碍与契机。
要谈翻译的政治就不得不提到韩江的英文翻译者，伦敦亚非学院韩国文学博士班毕业的 Deborah Smith 。上学期牛津的比较文学研究会请到她来与英语系的 Elleke Boehmer 教授对谈，题目正是“ The Politics of Prizing Translation (译本得奖的政治)”。听说她要来，我特地去视频网站上看了几个她以前的谈话节目，对她飙升的文艺工作生涯感到十分佩服。说她是“飙升”，真是一点也不为过的。她只比我大几岁，看起来就是一个九零后的小姑娘，自 2010 年开始学习韩文， 2016 年就以第一次翻译尝试，《素食主义者》英译本，荣膺本国最顶尖的国际文学奖，与韩江平分 5 万磅的奖金。她随后将这笔钱投在了自己办的出版社上，专门翻译出版亚洲小众文学。
《素食主义者》音译者 Deborah Smith 与韩江一起
她在节目里对自己成为韩江翻译的过程引起我的一些思考。 Deborah 说：“被接手韩江作品英译权的出版社联繫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在读的博士，其实当时我的韩语并不好，但是我看韩江的写作风格还算蛮简单的，就接了这个工作，我想大概是在英国没有很多人能做这件事他们才找的我吧”。当时令我有些困惑的事这最后一句，因为我在想，在英国读文科博士的韩国人也不少，怎麽能说是没有人能做呢？
虽然我不想也不能否定 Deborah 的努力和才华，但她取得韩江翻译一职的方式的确暴露出国际翻译文学界的一个问题，那就是“翻译者的母语必须是翻译的目标语言”这一硬性要求始终没有被打破，这样的要求进而巩固了不同母语者之间的高下位阶，证明了“世界文学”其实根本还是一个西方中心吸纳非西方边缘的场域。
SOAS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最近因为课程太过“殖民”而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在英国，大英帝国分崩离析后的后殖民政治正确决定了英国美国的白人再也不能独佔英语“母语者( Native Speaker )”的角色，他们必须承认其他国家民族对英语的“所有权（ Ownership ）”，即便是对英语非母语群体也要一视同仁。而由世界各地而来的英语非母语者在英美大学中的比例也是不可小觑，可见我们不乏可以胜任翻译的双语人才。最初把中国文学经典，譬如《红楼梦》《老残游记》等，翻译到英文的也是英语非母语的牛津才子杨宪益（当然他有英国妻子 Gladys Yang 从旁协助）。但时至今日，欧美翻译界似乎还是奉行著母语者优先的教条主义。
杨宪益夫妇
这样的教条主义结合了全球各语言的文化不平等又往往助长了“世界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中国文学英译界的第一把交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他从七八十年代就开始翻译萧红，杨绛，莫言等人的作品。莫言的所有英译本几乎都是他翻译的，可以说，没有葛浩文就没有莫言的诺贝尔奖。那麽反过来看翻译英国文学的中国人呢？他们即使是精通中英双语，也要遵循“母语优先”的教条，即使是翻译了诸多英美大家的作品，国内外读者学界有是否会赋予他们葛浩文那样的地位呢？
中国文学翻译大家葛浩文
简单说来，在以西方出版界为中心的世界文学场域中，如果中文和英语都是你的母语，你当然会选择做葛浩文，而不是去翻译英文。虽然“母语优先”这样的原则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在这个任何原生身份（性别阶级人种等等）都已经被解构被模糊化的时代，因为与生俱来的语言不同而被迫一定要困在某一个“低级”的工作空间这种事，还是让我很反感。如果“世界文学”真的如歌德想的那么开放的话，是不应该有语言的高下，翻译的权力不均等问题的。反正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有了《素食主义者》的成功， Deborah 现在大概已经是许多韩国作家想要沟通的对象了。
这个翻译权力不均的现实还进一步体现在非西方大语种和非西方小语种的翻译内容差异性上。谈话当天， Boehmer 教授谈起她在 2015 年裁判还未改革的国际布克文学奖的经验时，指出非西方文学总是需要比较政治化才能进入西方视野的现实。中国文学在西方英译市场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禁书”是最好卖，且不论是莫言的东北高密乡还是贾平凹的废都西安，来到西方以后统统都打著“揭露中国问题”的旗号，好像不能被政治化解读的中国文学就不值得被译介。
莫言的《红高粱》英译版封面“ A Novel of China ”(关于中国的小说)
Deborah 的回答很有趣，却也进一步表现出她并没有深入想过这个问题。她对 Boehmer 的观点表示非常同意，并说她自己也对入围结果感到很吃惊。她提到自己其实一口气翻译了韩江两本小说，另外一本是讲 1980 年韩国光州运动的《 Human Acts 》,她原本以为这本书会入选，因为就西方文学奖的政治来说，是常常会通过文化鼓励来肯定普遍价值。
但其实这根本没什么好吃惊的。韩国是离英国很远的亚洲小国（相比中国），在政治体制上被西方社会所承认，所以即使是书写光州运动的血腥，也是“历史文学”的成分盖过“政治文学”的成分；而对中国文学政治性的标淮就很不一样，由于历史叙事的内外差异，即使是书写文革时代民国时代的历史小说，到了西方，都可以卖做是与中国当今存亡息息相关的政治寓言。而在冷战中被西方“意识形态殖民”的日本韩国，其国产文学在西方的译介早已不流行政治寓言化的那一套，反而常常都打“美学”牌，“都市”牌，“忧愁（ Melancholy ）”牌，从三岛由纪夫到村上春树皆是如此。而这些牌，《素食主义者》都有。
汉江《 Human Acts 》, Deborah Smith 译
当然，即便有了这些牌，还是会有主流媒体以国族寓言式的眼光来解读这些作品。比如英国的报纸 The Evening Standard 就曾把《素食主义者》里的父权压迫说成是“韩国儒家社会的表现”，就好像英美文学里面“阁楼裡的疯女人（ 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最典型属《简爱》裡的加勒比妻子）脉络完全不存在一样。
英国文学中的性别歧视传统“阁楼上的疯女人”
结语
原本只是想要总结一下关于这本书的体验，没想到洋洋洒洒不知不觉就写了七千个字出来。我书架上的韩国文学还有古代女权经典《闲中录》和现代文学之父李光洙（ 이광수 ）的《无情》。看这韩国文学在世界英语文学里发展的势头并不比华语文学差，倒是更增加我想学会韩语对照原文的希望。倘若有一天翻译者可以自由在他们的第三语言第四语言之间来回翻译并同样受到尊重得到奖励，那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实践吧。
以上内容来自公号：我在牛津读文学（id：oxfordlit）
编辑 | 关关、左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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