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峰：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编者按：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提高教育科研水平，是教育研究界和教育学术期刊的共同使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在“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和“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召开之后，约请了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在会议报告和发言的基础上，就“教育实证研究”的话题展开笔谈。在本篇笔谈中，学者们就“教育实证研究”在中国当前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作了分析，呼吁加大“教育实证研究”在教育研究中的比重；或就教育实证研究的理论建构、方法规范等发表了重要的见解，并就某些具体问题谈了如何进一步加强教育实证研究；另外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结合他们自己的学术工作，分享了他们对实证研究的卓见以及对教育学科加强实证研究的建议。

刘海峰，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原文出自《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年第三期“教育实证研究专刊”发表的《加强教育实证研究，提高教育科研水平——“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专题论坛”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成果览要》。

实证研究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即中国古话所说的“言之有物、持之有据”，这是做学问的基本要求。这次我来出席“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我们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乐意参与联合发布《教育实证研究华东师范大学行动宣言》，就是因为觉得提出加强教育实证研究很有必要。

《行动宣言》中指出：“实证研究具有多种类型和不同层次，实验研究、调查研究、访谈研究、考古研究、文本分析、案例研究、观察记录、经验筛选、计算机模拟等等，都可以做出高水平的实证研究。”我认为概括得相当全面，过去我们一直说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其实就是实证研究的精神。中国学术史上也曾有过实证研究的传统，例如，清代的乾嘉学派注重考据学，梁启超曾指出，考据学治学之根本方法为“实事求是”“无证不信”。桐城派古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即要将思想观点、事实材料、文字表达三者相统一。考据实际上就是一种古代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校勘、考证、释义，主张“无一字无来历”，强调用证据和材料说话，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胡适曾写过一幅书法，对此又有所发展，内容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因此，过去的学者都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著名国学大师陈垣说过，搜集资料要费百分之九十七八的功夫，撰写成文则仅费百分之二三的功夫而已；傅斯年则说学术研究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然而，曾几何时，中国教育学界对实证研究、对学术论文的引证不够重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前，不少教育学刊物发表的部分论文甚至连一个注释都没有。我就曾遇到论文发表出来的时候文中所有注释都被删去的情况，追问之后说是要控制篇幅，或者是要让论文更为通俗易读，所以删掉所有注释。这让我这个历史学出身的人感到很不适应，因为中国古代史论文特别注重引文出处，1985年我在《厦门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一篇一万多字的隋唐史论文有99个注释。现在教育学刊物都已经规范化了，也已经日渐重视引证和注释，而且越来越强调实证研究，这是令人可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