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兵 | 宋元士大夫与星命、星命术士

韩愈、苏轼都对自己摩羯星命有一番感叹，认为平生谤誉交加就是命值摩羯。自从韩愈、苏轼把自己的身世感叹和摩羯宫联系起来以后，后世许多文人士大夫就主动去“对号入座”，发现自己原来也属摩羯宫，在诗文中寄托命运感叹，这里面包括周必大、吴泳、方大琮、文天祥、张之翰、戴良等，唐宋士大夫对摩羯宫星命的独特情结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士大夫“摩羯情结”转而影响到星命推占技术本身，本来士大夫感叹自己的摩羯星命是说自己命不好，但在宋明星命书中出现了“大月当斗”的星命格局，被认为是出文人才子的好格局：“韩昌黎云：愈生之辰月宿斗。东坡亦身在磨蝎宫。故知月宿于斗，最出文人才子也（诗云：惟北有斗，不可挹酒浆，主招口舌兴谗谤也。二君子未免，故曰君子为仕多折）。”星命书中“大月当斗”格局的说法大概出现在宋元时期，星命术士不管士大夫摩羯情节中内涵丰富的感叹，只是认为这是一种预示文人才子的吉祥星命格局，将其归纳进入星命书。

宋人朱翌知道星命术从唐代就有：“星辰家以十二宫看人命，不知所本，然其来久矣。李贺《恼公》诗云：‘生辰应七夕，夫位在三宫’，杜牧之《自撰墓志》云：‘予生于角，星昴毕于角为第八宫，曰疾厄宫，亦曰八杀宫，土星在焉，火星继木。星工杨晞曰：木在张，于角为第十一福徳宫，木为福徳，大君子救于其旁，无虞也。’”朱翌提到了李贺、杜牧诗文中涉及到星命术，陈万成先生已详考杜牧《自撰墓志铭》的星命学内涵：杜牧星命以角宿所在天秤宫为第一宫命宫，据此以推，昴、毕二宿所在金牛宫为第八病厄宫，火、土灾星会聚于此。这就是杜牧用巴比伦星宫算命法给自己算命，不过是将黄道十二宫换算成二十八宿。李贺《恼公》：“生辰应七夕，夫位在三宫”，向无确解。《恼公》全篇都是讲女性，此句当不例外，而其前面一句是“跳脱看年命，琵琶道吉凶”是讲以跳脱（腕钏）和琵琶占卜，所以朱翌认为这句诗和星命占卜有关是有道理的。如果以星命观念来分析，这句诗也可有一个解释：“夫位在三宫”可能是指女命夫星（夫妻宫主星）位置在第三宫兄弟宫。这是一个不好的夫星位置：女命以夫星位置决定，第一宫命宫的对宫就是第六宫夫妻宫，女性夫妻宫主星就是夫星，所谓：“女命以对宫夫星为主，看夫星起在何宫”。比如，某坤造夫妻宫是人马宫，人马宫主星是木星，那么木星就是夫星，要看夫星木星落在哪一宫位，以判定夫运好坏。十二宫位有七强五弱，夫星要在强宫位，忌弱宫位。第三兄弟宫就是弱宫位，夫星在弱宫位称为“陷”；第三宫又叫闲极宫，星曜落在闲极宫这样的弱宫位就没有能量：“第三之宫号闲极，五星不得纤毫力”。星命认为女性命运好坏与第三闲极宫（兄弟宫）关系很大：“女推闲极一宫，以断平生贵贱”，“入兄弟，主见弃相嫌，恐与兄弟有情”，就是说夫星陷于弱宫第三兄弟宫，夫妻“见弃相嫌”，意思刚好与上联“生辰应七夕”牛郎织女典故相合成互文，都是指夫妻中道分离，隔绝不见。所引证的《星学大成》《星命溯源》等星命书成书时代虽比较晚，但其说法应当有传承，来源可能较古老，其中的说法可以为李贺的诗句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

唐宋时代，星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知识，诗文之中，随手拈来，当时人读来没有困难，今天如果没有这方面知识，理解就会有障碍。卢仝《月蚀诗》：“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这首诗是说某些人没什么本事，只是命盘中木星位置好，所以能无功而致高位、享厚禄。按星命术的说法，木星是一等吉星，处于得力位置，主富贵福禄。黄庭坚有一首诗：“五贼追奔十二宫，白头寒士黑头公”，五贼就是五星，之所以称其为贼，是诗人赋予感情色彩的表达，“追奔”是指五星速度不同，运行于黄道，相互间好像在追赶竞争一样。五星在十二宫的“追奔”，形成不同星曜位置组合，造成个人命运不同，或为白头寒士，或为黑头公卿。诗句不经意已经将星命观念融入：人之命运由星辰位置注定，正如星命经典《聿斯经》所言：“人生祸福皆前定，分数无逃于天地”。黄诗下面一句“明朝一饭先书籍”，借用韩滉阳间一饭阴间已先定于簿籍的典故，说明人的食禄皆由冥中注定，前后意思连贯。而且，此诗写作缘起就是题《前定录》赠友人，以星命、冥籍说明人之命禄注定，用典精切。

那个时代星命观念在人们的观念中非常深入，融入生活之中，日常谈话，随口而出的玩笑戏谑也涉及星命：

段少连性夷旷，亦甚滑稽，陈州人。晩年因官还里中，与乡老会饮。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乐器和之。有一老儒独叹曰：“某命中无金星之助，是以不能乐艺。”段笑曰：“岂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段少连是北宋中前期的大臣，这段话以星命戏谑，今天的人对这套知识不熟悉，其中的“笑点”在什么地方就不明白。星命认为金星主音乐，金星在命主“身短不长声响亮，好耽音律习商宫”，老儒感叹自己命宫无金星之助，所以不解音律。段少连说老儒不仅金星，水星也不得力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水星主智慧文章，与科举有关，水星入命，“专主性巧，文章冠世，笔阵超群。《经》云：北方水专主智，性地惺惺多巧艺”，“生逢坐命最聪明，更在身宫亦伶俐。非惟辨舌若悬铃，更主文章多藻丽”，“世上文才须见水”；如果命盘水星位置不好，主科举不利，即使勉强得到发解，最终也不能通过省试登科及第：“（水星）入留段，号台星，主发荐不能登科”。知道相关星命知识后，段少连这句话的“笑点”也就出来了，他是嘲笑老儒不仅音乐不行，文章也不行，科名无望，这其实是一句很刻薄的玩笑。

郑侠有一首《和李天与秀才》，此首诗似乎多处指斥王安石新法巧取豪夺，执行新法的官员苛严伤民：“琐屑之私背大公，尘埃蔀明荆塞胸。宜厚而薄歉为丰，奚以经济跻和冲”，“掊夷劓夺祈爵封，若人无所用其忠。扣天惟兹冀祖宗，愿一更改由大通”，“共追太古还醇酿，不忍生置炉鼎中”；接着，郑侠写道：“圭刀为活群贾佣，何乃紫木临身宫” ，这里运用了星命典故，如果不具星命知识，这句诗就解不通。紫气、木星二曜共同照临身宫，大吉，主为富贵朝臣，命书有言：“当年紫气若临身，下笔惊人似有神。帝座木星同照着，终须富贵作朝臣”。“圭刀”是极小的计量单位。联系前面批评新法的内容，这句诗是说大臣们执行新法，与锱铢必较的商人没有区别，在蝇头小利中讨生活，哪里还是什么紫气、木星同照身宫的朝廷贵臣。这就与前面的意思连贯，都表明郑侠对新法的态度。郑侠熙宁中抗疏极论新法之害，上《流民图》，震动神宗，复劾吕惠卿奸状，声振朝野，而竟以此获谴。

宋高宗应该知道一些星命术，每逢臣僚“有负圣恩”时，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认为是自己星命中奴仆宫位置不好，所以后人有诗嘲讽此事：“坚壁长城慕勇功，中兴想望野人同。医身医国皆司命，星陷无如奴仆宫”，高宗认为他身边的人秦桧是国之司命，王继先是朕之司命，任此二奸为司命，难怪别人拿他自己的话讽刺他“奴仆宫陷”。相比之下，宋太宗的奴仆宫似乎就好得多，“太宗即位，木在奎，居兖州地分，奎为天奴仆宫，故当时执驭者皆骤居富贵，岂偶然耳”，这段文字疑有脱文，奎为二十八宿之一，作为第六宫的奴仆宫要和具体的出生时日对应，不可能固定在某一宫或某一宿。疑“奎为天”后脱一“子”，应当是“奎为天子奴仆宫”，可能太宗星命的奴仆宫是奎宿，即位那年福星木星在奎，所以近幸之臣都得了节钺富贵。这样，这段文字才讲得通。

星命在宋元时代是士人熟悉的话题，运用于诗文，当时人的知识背景下，理解这些没有障碍，但今天我们对这一套知识已经相当陌生。宋元士人涉及星命的诗文，往往借星命的专门典故来隐喻当时现实社会政治的“今典”，没有把星命文句的专门典故及其与“今典”的扣合解释清楚，整个意思就理解不全面。

二

“妙算出星躔，穷搜入冥窅”：

宋元士大夫的星命推算

元士大夫平日对自己星命很在意，或找术士推占探讨，或自己推算，有相当部分人熟悉自己星盘命局，时常推究揣摩，热衷于星命推占为一时风气。“今吾儒不能言命者盖鲜”，此处的“命”在文章中就是指星命。士大夫常将星命融入诗文之中，或寄托对命运的感叹，或表达对时事的忧戚，如果不了解这一星命相关知识，就很难理解这些诗文，宋元士大夫对自己星命的书写是当时颇为有趣的一种文化现象。真德秀为自己写的生日青词，前几句话就要相关知识才能读明白，因为其中描述了他的八字和星命格局：

岁行在戌，与震位以协和；命宿于辰，有阳明之临照。凡半生之忝窃，皆大造之埏镕。材乏寸长，积玷朝廷之宠；咎盈百谪，乃保山林之安。

第一句是说三命的八字命局：真德秀生于公元1178戊戌年，“岁行在戌”是说自己生年年命为戌，戌与卯合，卯为东方震位，故言与震位协和，这是从推四柱八字角度来说。第二句讲星命格局：“命宿于辰”是说命宫是辰宫天秤座，“阳明之临照”是说有太阳在命宫，命宫和太阳星座均为天秤座，真德秀生于戊戌年九月，太阳位于在角、亢二宿，正值天秤座。且天秤座为命宫，那么就是生于黎明时分。第三句表面很谦虚，其实颇为自负，大意是说平生禄位是上天注定。这样的自负有一定道理，就其星命格局而言，天秤于太阳为乐宫，乐宫是星曜能够很好发挥的位置，太阳于命主强大有力；黎明昼生，太阳在卯位三强方，三方主为日、木、土，昼生三方主为日，不背。就此两条而论，太阳在星盘中的位置得地、得时，很吉利。太阳处于庙乐宫，为三方主，这很重要，命书中讲并非所有太阳在命宫就是贵命，“如不在方主，不入庙则，为官不显，亦衣禄不背，富而不厚矣”。真德秀太阳照命宫，且处乐宫，为三方主，完全符合命书所言贵命格局。据《星学大成》引宋代《三辰通载》：“照人命，守人身，员满形容性又温。言语殊常人仰重，处心无党更无偏”，“（太阳）守照命宫，主面部严方，颜色红白。阳宫为命，入庙为科名文章，贵品清职，修学聪明。为人性快不藏事，务实不伪，性敏精忠，博通畏事，敏而有断，不忍奸欺，不妄求，不过贪，见苦生念。其财与禄，成在中、末之年，福禄兼全，有灾无虞，及主寿算长远。平生有福庆，常得贵人见知，不受贫苦。”真德秀太阳在天秤，属于阳宫，且天秤于太阳是乐宫（与庙宫同为好位置），符合“阳宫为命，入庙为科名文章，贵品清职”，这就是他谈论自己星命时不自觉流露自负的缘由所在。“咎盈百谪，乃保山林之安”，经历贬谪磨难，后得安宁，也不是泛泛而发议论，这就是命书里说的“其财与禄，成在中、末之年”。《三辰通载》是杂录汇集唐宋流行的星命著作，书中这些星命文字是真德秀时代正流行的，相信无论是给他占算的术士还是他自己，都是用这些文字来推星命，他应该读到或听这些文字，而且很熟悉。在党争激烈、朝堂倾轧的南宋时代，相信真德秀对“处心无党更无偏”，“不忍奸欺，不妄求，不过贪，见苦生念”这类文字有很深的心理认同吧！表面是在生日青词里谈自己的星命，推测他内心潜意识也玩味这些占词体现的人生哲理，有时从这些细微之处可以窥见士大夫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脉动。

南宋王迈在诗中描绘了他自己的星盘格局：“我生之辰日在亢，斗牛之宿晻无耀。独有首尾二虣星，角立昴氐争系标。一生奇蹇良苦之，已分青云输年少。每逢星史说经躔，探手止之头屡掉。”从其描绘可见命主出生时日在亢宿，当是农历九月生，斗牛之宿没有星曜照临，蚀神首罗睺和蚀神尾计都分别在角宿和昴宿，呈对照形态。于是王迈认为自己星盘很差，注定一生奇蹇，每逢术士欲为其论星命，他自己心中有纠结，所以总是掉头不听而去。其实，就王迈给出的信息，缺乏命宫、身宫等关键信息，并不足以判定其星盘优劣。在给他人的题诗中，王迈也论及对方星命：“性命一同源，万善天所赋。五行水生智，正以虚明故。先生原命宫，水与金夹辅。清质自生明，冰壶澄月露。穷理以致用，干事必正固。与国作蓍龟，应物公权度。所以常惺惺，一室神明护。室中主人公，寿比乔松数。”水、金夹辅命宫可理解为金星、水星合照命宫，按命书的说法：“《都例经》云：金水相逢最为美，智慧聪明须见水。此为有福无难人，一生营求皆称遂”，“金水二星若相会，俯取官荣如拾芥。大凡遇此喜非常，百六逢之多吉泰”，“北方水星专主智，性地惺惺多巧艺。好乐阴阳巨蟹宫，若临申巳尤为贵。生逢坐命最聪明，更在身宫亦伶俐。非惟辨舌若悬铃，更主文章多藻丽”，“水金同宫，主食妻禄，富贵少年，荣显足寿”。从“与国作蓍龟，应物公权度”的赞誉，估计对方身份为朝廷大员，诗中借谈星命称赞其人的聪明智慧、地位尊贵、富贵长寿，这些称颂美誉都可以从星命书断语中找到对应的依据。尤其诗中“惺惺”一词，是宋代俗语，也见于上引宋元命书，诗句炼字或从命书用语化出。当时刊刻印刷的星命书籍极为普及，星命又是士大夫圈子熟悉而热衷谈论的话语，他们皆喜研读星命书，化其中文字运用于诗文往还，其中内涵双方皆能心领神会。把诗中命局一句讲清楚，整个诗歌文意贯穿的巧妙才能弄明白。诗文中畅论他人星命，其前提是知道对方生辰星盘，看来宋元士大夫间互通星命信息，揣摩谈论是经常之事，有些大员名流的星命更是众所周知的谈资。

元代张宪论自己的星命：“我生之年岁在酉，日挂龙角月悬柳。水为命元用金母，十年落限空搔首。”这是说自己的星盘木星在酉宫金牛座，太阳在角宿天秤座，月亮在柳宿巨蟹座。月之所在为身宫，就其身宫位置而言，巨蟹座未宫为月亮乐宫，又是本宫，星命书：“太阴未上最多昌，若躔柳宿更高强。生日若还逢着此，功名富贵必无双。”又就其太阳位置而言，“日躔角宿号天成，晚年须富少年贫。心高胆大超人众，必定前程有大名”。术士可能据此推命主虽年纪稍大，但功名先难后易，大器晚成，“功业可期贫不久”。张宪虽然吩咐术士“嘱君为我三缄口”，但内心可能仍希望推算能成为现实。“水为命元用金母”，就是说水星是命宫主星，金生水，故以金为用，行限喜遇金；虽然“十年落限空搔首”，行限不佳，出限或可转运。张宪将自己其实很好的命盘写入诗中，与术士吉言呼应，又以嘱人三缄其口作遮掩，若不具星命知识，很难参透诗人这层矛盾曲折的心思。

元代王逢论自己星命：“我生三月之仲丁，长庚辅日当奎星。命居旄头身驿马，薄有抱负多飘零。”据此其命局为长庚（金星）与太阳同照奎宿双鱼座，罗睺（旄头）在命宫，驿马在身宫。太阳、金星照奎宿，奎主文章，吉利，主文章富贵，星命书所谓：“日躔奎宿号端守，富贵荣华年寿久。文章高贵众难加，白日生人享富厚。奎为玉关号王车，日曜临之福不殊”，“金躔奎宿名天厌，未遂功名心更逸。为人温厚更宽容，性识孤高应不浅。奎宿真个好文章，金躔此位实非常”，其中也有不好的，“未遂功名心更逸”，与诗中“薄有抱负多飘零”呼应。罗睺（旄头）在命宫，“临事有断，义直于人，心有谋用，特达慷慨，得人钦羡，不受人触，小事致惑，大事有断，谨而不悭，义而济物。少年省事，福禄不坚，灾难易得，晚岁方有成立”，命书所言临事有断、心有谋用、得人钦羡等与诗中“薄有抱负”相符。而驿马在身宫，驿马主迁徙奔波，正应“飘零”二字。

元代张之翰请术士陈学古为自己推星命：“我生月在斗初度，昌黎东坡略相似。二公声焰百无一，取谤招谗过之耳。君言最苦土作妖，限入金宫化为美。中途艰险复何忧，晚景荣华尤可喜。”张之翰星盘中月在斗初度，就是摩羯为身宫，这和韩愈、苏轼的星命有相同之处，固有易招谤谗的“摩羯感叹”。“君言最苦土作妖，限入金宫化为美”一句是说术士认为土星本为灾星，但入流年所行的金限却吉利，究其原因，土生金，土被金泄，土入金限就是灾星被泄，故主吉。

平日疾病也请术士推星命占卜，周必大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今年五月四日火星入限，与当生月孛相值，对照命宫，往来留逆，岁莫乃退，每以为惧；是日，遂觉感冒，畏风伏枕，何其神也！”（《与曾无愧》）他连一次伤风感冒都把原因追溯到火星对照上，这段文字依字面理解就是：火星入行限所在的星宫，这一星宫与命宫相对，就是第七宫，称为“对照命宫”，又称为“冲”，这是对命主影响很大的一种星位；而且此宫还发生火星特有的逆行现象，停留于此不去，即所谓“逆留”，后果更严重。所以周必大一直担忧，有意思的是，到时候他果真病倒了，大概是心理暗示的结果，许多星命的“神准”，多半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范成大有一首诗《占星者谓命宫月孛独行无害，但去年复照作灾，今年正月一日已出，而岁星作福，戏书二绝》，意思是讲命宫中原来只有单一星曜月孛，虽为凶星而无害。去年月孛又运行到命宫，即所谓“复照”，星命认为有灾；今年月孛行出命宫，而木星运行到有利位置，带来福运，所以值得庆贺，诗中所谓“久住灵斿今日过，历翁欢喜劝椒杯。暗曜加临有救神，煌煌福德自天仁”，灵斿、暗曜皆指月孛，救神、福德指木星，历翁指占星术士。灾星去，吉星来，欢庆溢于言表，虽然以“戏书”来遮掩，显得好像对此漫不经心的样子，但仍无法掩饰对此道的热衷。

王恽吟咏病中星命：“蹇予归舟次瓯宁，子孺病卧咄可惊。为予刺口论灾咎，火头孛尾相缠婴。推原根植甚安固，五日而后知和平。疾勿药言果征愿，丐一诗为发明”，行旅中家眷遇疾，术士认为这是流年灾星恶曜照临，好在命局根基稳固，五日后可以无药而愈，应验后求题诗扬名。“火头孛尾相缠婴”，火是火星，孛为月孛，火头孛尾就是火星刚出限，月孛入限，“限”是指流年星命运行到的宫宿。火星、月孛均为灾星，星命认为行限遇“火头孛尾皆为大灾”。另一首诗中，王恽也用到了这个星命典故：“四大寻思孰主张，百般调护不康强。火头孛尾方为祟，肝气脾神互见伤”，把疾病归于灾星恶曜影响，估计其逻辑是火星耗肝木，月孛为水困脾土，所以“肝气脾神”皆被伤。人力百般调护也没有成效，甚至怀疑人身四大究竟谁在主宰呢？诗中信手拈来的星命术语，说明诗人平时对这些知识很熟悉。

洪适《大人保安青词》：“受生天地之中，夙凭覆载；请命星辰之下，愿赐哀矜”，因疾病向星辰祈命，请术士推算，原因是灾星恶曜降临，罗睺照临命宫：“罗临照于命宫，而荧惑迟留于厄度”。据星命书关于罗睺犯命宫判词：“此曜不能兴善好，作妖孽，主血光伤破、斩截凶残、寒热瘴气，身命犯之，则有成汤之旱，帝尧之水，文王拘于羑里，夫子厄于陈蔡，司马迁宫刑，左邱明失明，贾谊之赋忌鵩，李斯之叹黄耳。圣贤犹不免此，庸人见之，更有恶星同宫，乃为六极之人：一曰凶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其中命书所言罗睺犯命宫主“寒热瘴气”与洪适所描述病状符合：“惟瘴毒之满前，魑魅逢迎；致风淫之中左，手挛足废”，可见术士是观察了病状，依据当时流行的《三辰通载》一类星命书作出的判词。

除个人生活以外，宋季巨变，士大夫还多借星命来寄托对世事的感叹，刘黻诗云：“强宫缘被孤星主，合向山中守岁寒”。星命中所谓“孤星”常指紫气而言，紫气照金牛座为天孤星，紫气又主僧道，“好耽僧道立身孤”。强宫即命宫、福禄等七强宫，七强宫中又以命宫最重要。据星命书，紫气、金星合照命宫，此即所谓孤星：“（命宫）紫气会星（金星），是谓孤星，主有名”；紫气照命宫：“一生好静，大利僧道，孤害六亲”。紫气在命宫主僧道孤独，也称为孤星。紫气在七强宫未见得都主孤独，紫气为木星之余气，乃福贵吉星，在强宫也多主命主清吉显贵。这里，刘黻借赠诗星命术士而发身世之叹，突出孤标傲世的气节，强调紫气孤星的一面。诗歌作者刘黻淳祐初以试入太学，伏阙上书攻丁大全，送南安军安置。大全败后召还，廷试又以对策忤贾似道，复为所抑。宋亡，二王航海，黻追从入广，至罗浮而卒，谥忠肃，其行迹可见是极有气节的士人。强宫为紫气孤星所主，泛论可以说主孤独或为僧道，诗中刘黻其实欲借此表明不与流俗妥协，宁愿山中守志的节操。

宋季士大夫星命诗文往往寄托现世感叹，刘辰翁借星命议论抨击世风时事：

故友张居中言：泉人某善命，视其弟命，五星既四正，又顺段，骇曰：故都侍从命也。然不得科第，问何故？曰：丧乱主四余，不主五星也。予耸然志其说，于是当国有罗孛者，哀哉！地迁运改，将五星废久愤而复求用于人间耶？抑其裂有甚于四余耶？果五星耶？今不丧乱耶？

张居中之弟的星命五星在子、午、卯、酉四正之位，即在命宫、田宅宫、夫妻宫、官禄宫四强宫，而且都是顺行，若在以前，按命理推当为侍从之命，结果科第不成，术士的解释是时代不同了，今为丧乱之世，承平时代五星起作用，丧乱时代罗睺、计都、月孛、紫气这些凶星才能在命局中发挥作用。刘辰翁对此大为感叹，顺理而推，当时朝中当轴者应该都是凶星在命的人吧！联系到刘辰翁的经历就更容易理解他的愤激：“辰翁当贾似道当国，《对策》极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残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憾，几为似道所中，以此得鲠直名，文章亦见重于世”。那么，四余凶星在命的当权者或就指贾似道之流。

三

“君贫卖术我卖文”：

士大夫与星命术士的交游

宋元时代，社会上活跃着一个星命术士的群体，所谓“谈星之士如星密”，他们人数众多，以为人推占星命为生，或由儒生转行，或父子相继；有的有固定帘肆，有的行走江湖，有的寄食公卿。他们一般被称为“星士”“星翁”“五星”“日者”，往往还有绰号如“奥五星”“刘铁面”“辨八煞”等，其形象及占算星命的情形宋元士大夫有生动的描写：“牙筹到手疾如飞，口觜翻澜眼波碧”，“有客布衣纱帽乌，相逢华发更清癯”，“日日开帘肆中坐，高谈祸福使人惊”，“牙筹入手风前快，玉李行天镜里看”，“斋居垂帘坐终日，金鸭焚兰烟雾碧。客车载酒来问情，先生舌端飞霹雳”。乌帽纱衣，高坐帘肆，手运牙筹，目视星盘，推算星躔，侃侃而谈，这是宋元星命术士的标准形象。元代郑玉描写了术士尧民星命帘肆的情景：

予往来钱塘十年，时切切有功名志，欲从高艺术讯之，皆以尧民荐，访之累日，不知其所。后得明庆寺侧大书揭其门曰“尧民五星天地盘”，及门坐问者数十辈，咸以先后进，无敢差。尧民执笔据案，洋洋如有德色，气岸岸欲凌人，起五行、躔度如常法，且曰：某可纡金紫，某死绯，某止命士耳。虽吏部铨曹及格有所不敢，必尧民许之无难色。

术士的星命帘肆有牌匾“尧民五星天地盘”，买卜之人依次进入，术士执笔据案，其占算方法“起五行、躔度”，看来是星命（躔度）结合八字（五行）推占，顾客多为谋求功名的士人。术士尧民对士人功名前途侃侃而谈，气势凌人，比吏部铨选还要自信。士人却趋之若鹜，可见当时风气。其实，很多星命术士原来也是读书人，由于科举进身的艰难，为谋生计，转而为占星术士。“吾州有邓浩者出，盖儒家子也，少世其业，壮而贫，姑假卜筮自资”，“许子儒冠怨误身，如今投笔说星辰。未须道我何时贵，且道何时子脱贫”，“聊蒙星家波，食此一涓滴。终然不自赡，拍案动远色。江湖天风长，万里谁能絷。姑以术资行，或者儒得力”，诗中的邓浩、许季升、张时斋都是由业儒改行星命，这种情况在南宋已经很普遍，科举路子走不通的士人，或为医，或为卜，医卜星历是读书士人科举以外另外一个谋生手段。到了元代这样的情况就更突出：

吾闻清孝公，为君八世祖。可怜遭乱离，麻鞋走尘土。床头无金何处索，堂上双亲头欲白。五星躔度书一编，江湖乃作谈天客。

柯山夏君仁玉瑞卿，本里选佳士，其乡先达径畈徐公甲辰省魁，书时文，能亹亹诵之，前后场屋经赋魁作亦皆能品藻其然否。早题雁塔，可齿鹓行，而不得已以星术鸣，故予赠之诗曰：“旧业三元赋，新功百中经”，谓其术乃儒者之术，非日者之术也。

二十年前尹寿翁在场屋，自能驾风鞭霆，摘抉星宿，即才不如寿翁亦可举可第。场屋既闭，岁贡士二人，非富者、少者、有力者不得，万无贡寿翁理，士穷至此，无可为者，寿翁挟雷法星书，走数百里外，借是为井田取养，屈矣！虽然，寿翁何屈，谈天固儒者事，况役使雷霆鬼物，人爵不可得而要爵于天，自除授自迁转，其贤于求人爵者所信多矣。

引文中三位星命术士都是由士人改行，葛天民为宋代著名的丹阳葛氏家族后裔，这个家族曾出过《丹阳集》的作者葛胜仲、《韵语阳秋》的作者葛立方等文士，入元后其后裔葛天民为星命术士以养亲。夏仁玉本是本儒生，熟悉场屋科举时文，后改行为星命术士。尹寿翁在入元停止科举后以道教五雷法和星命术为生，这也是入元后底层士人的实际生存状况。

星命术士很多是穷途末路的读书人，聊以方术过糊口，过着漂泊谋食、贫苦艰辛的生活：“揲蓍有术金不换，鹑衣百结无人补。我闻君语鼻亦酸，误身直是坐儒冠”，“如何孤身无所赏，萍梗风波任浮漂”。士大夫对改行星命的读书人有同类相怜的同情，故在诗文中多推其人、誉其术，“知君家世擅儒风，不与江湖术士同”，而且从学术上，他们也认为星历出于儒家，“甲子支干五星说，源流本出六经中”，“历出于数，数出于易，故历虽数而近道，数虽伎而近儒”，这种五星出于六经《易》的说法未必是事实，但是这种说法显示了一种态度，即“谈天固儒者事”，就是将星命理解为儒者本分之事，认为星历之术也是儒者之术，非仅日者之术。这样，无论从身份和学问上士大夫和星命术士间没有很大隔阂，二者的交游在文献中有很多记载，星命术士希望结交名士，求品题赠诗和赞誉，扩大影响；士大夫同情术士的际遇，同时也对占算星命感兴趣，所以愿意给术士品题延誉，宋元之际士大夫文集中有大量题赠星命术士的诗文。

迫于生计，游于公卿之门、求诗文、求赞誉是星命术士为生的手段：“虽然知己岂无人，试往京城谒权要”，“淅玉不堪江汉住，挑囊又作锦城游。临行苦要新诗句，为问饥来煮得不”，“吾儒有郭大观，得五年前台历，尽历之妙，以是游诸公”，“问君何能解，满口谈天星。术高价难酬，索诗抵千金”。术士以得到名公钜卿的题赞为荣，得以炫耀，抬高身价：“欵门一笑见于思，袖出名公字与诗。莫问星躔兼相术，只消晤语已堪奇”，诗中这位拥有名公品题的星命术士看来也未能解决生存问题，被迫远游求食，艰难之际也直接向士人求钱财之助：“庐陵汪得心，远涉荆襄，薄游江汉，推占星纬，迥起同辈之中，文采风流，可谓不羁之士。但道路萍踪之久，乏资粮屝屦之供，已割俸余，略为津助，望挥金指廪，有激昂之情，俾逆旅穷途，无憔悴之叹。”这些都反映了术士远行游食，交游士人，求诗文赞誉的生存情形。

文天祥曾把士大夫与星命术士交游这层关系讲得很清楚：“某寻常于术者少所许可，而江湖之人登门者日不绝，彼诚求饱暖于吾徒之一言，吾徒诚闵其衣食之皇皇，则来者必誉，是故不暇问其术之真”。文天祥称赏术士朱元炳的星命术，与他一起校定李吉甫、林开等数术著作，文天祥不仅为他写序，称扬其术，还为他写推荐书信，代其向巽斋欧阳守道求品题。当然，给朱元炳提出的考验是能为欧阳守道占算十数人，以证其术精粗。欧阳守道果然留元炳弥月，“以所记贤愚贵贱贫富寿夭之命百数十杂然试之”，以测其能否。最后称赏其术，也给朱元炳写了赠序，称“月窗足未出郡境，今之知之者少”，文天祥为其所作之序一出，月窗必定“声名焱起”。接着，可能出于朱的祈求，文天祥又在欧阳之序后面再为朱作序，其交往之深，可见一斑。当然，朱元炳主要是推四柱，但作为士大夫与术士交游的例子，却很具代表性。

星命术士都希望与士大夫结交，士大夫既是他们重要的主顾，同时与士大夫的交游，尤其得到当时名士的赠诗赞誉，可博取名气，抬高身价，所以术士们热衷于向士大夫求赠诗、题匾。“南海编书希代宝，西山一序护身符”，星命术士郭五星大概曾在坊间参编星命一类的书籍，并得到真德秀的序文，以此为荣耀，他也得到王迈、吴泳等士大夫的题诗。吴泳的赠诗：“郭生本是郭璞徒，推步太精言转迂。按图只说万言锦，经野未辨天官书。大游正照参井乡，蚩尤不敛旗方张。瞥将巧历莫推算，为我占取峨眉、太白何时康”，吴的赠诗似乎并不太推许郭的星命术，反而寄托自己的时事感叹。吴泳蜀人，面临蒙古攻蜀，上《保蜀三策》《救蜀五策》，诗中“大游正照参井乡，蚩尤不敛旗方张”，大游、蚩尤旗均为彗星，参、井为巴蜀分野，彗星临巴蜀分野，星占以为此地有战乱，诗句显示了对蒙古侵蜀战局的忧虑；“为我占取峨眉、太白何时康”显示诗人希望蜀地平安的愿望。王迈的题诗也体现对时局的忧虑：“淮蜀年来杀气深，中州兵革亦相寻”，“烦君夜起观星斗，福德何时吴分临”。每遇世变，人们的焦虑程度就会增加，求助星命等占卜以祈心理安慰是常情，宋元之际的士人面临巨大的时代变革借星命表达事实关切忧虑，也是当时士人焦虑、彷徨心态的一种表现。

赠星命术士的诗文中士大夫不是皆为称赏，有时也表现了对星命术的怀疑、戏谑：士人半带调侃地认为星命术士泄露天机，所以正该被罚受穷：“正缘苦泄造化机，真宰忌之神所诮。方知多技故多穷，凡事皆然君莫笑”，“列肆竞谈星，谬者十八九。达士何许人，俦中推好手。精步宿罗胸，纵谈鬼擘口。技绝固招穷，鹑衣不掩肘”，“从来此物最瞒人，术好多为造物嗔。若把天机全泄漏，罚教甘石一生贫”。有些赠诗，碍于术士的面子，对星命的怀疑表达比较委婉，吴澄是元代大儒，及门求品题的星命术士一定不少，他应酬术士的几首诗就显示虽碍于情面给予品题，但又不是很认同的态度：“大冶熔金铸万形，洪纤好丑各圆成。不然顺处浑无事，底用逢人说悴荣”，“黄犊青蓑陇上春，低头自乐可终身。观星只用占风雨，底用穷通管别人”，“而翁到老谈星数，有子谈星绝似翁。我已厌人期祸福，只将凡事付鸿”。而有的士大夫在赠诗中的批评态度就比较直接尖锐：“大凡学术总要真，不真误杀天下人。近来世人多弄假，不独肆中谈命者”。

宋人已经看到星命术的流行是时代的产物：“相法自春秋来有之，而命之说繇唐以后特盛。要之形气因受于天，决不可易，虽复逆知祸福亦何所避就，此圣贤所以不语怪神而独有顺受其正之说。世道益下，士大夫汲汲惟利与名是谋，故奔走于占，而业之者亦益出新奇，往往得志斯世，可叹也”，这里提到唐以后才兴起的“命之说”，其实主要就是指星命术。以相法为代表的汉唐旧占卜更强调“顺受”，也就是接受命运不去改变，这不是古人有多高明，而是因为门阀社会，血统身份决定命运，无法改变，所以只能接受。宋代以降，平民社会兴起，身份隔绝被打破，出人头地可以靠本事不靠身份，人们自然会对变化充满期待，尤其科举是普通读书人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考试竞争的激烈和不确定性使读书人希望从星命推算中获得把握未来的能力，他们与术士交往，热衷于从星命中窥探功名仕途，也借星命解释各种人生际遇，并将星命主题带入诗文写作，形成富有特色的星命诗文。以星命为代表的新占卜才会兴盛发达，新奇之术，层出不穷。这也不是世道日下，人心不古，其实正是一个激烈变化的时代，人们心态和愿望的正常反映。

士大夫从儒家传统观念出发，强调“以造命自任”，强调“顺受其正”，反对抱有侥幸心理的星命祸福预测，并以此对星命进行了充满儒家理性精神的质疑：“君子但当言理不当言数，但当论性不当论命；当然在我，适然在天。敢问三代盛时，家有受田，阡陌未裂，阴耗之星夫何居？里有公选，科目未兴，科名、科甲之星夫何丽？”这些质疑无疑非常具有力量：井田时代，土地国有，家有受田，土地不能买卖，那么星命中主土地、财产损失的阴耗之星在什么地方呢？没有科举的时代，掌管功名的科名、科甲又在哪里呢？言下之意，星命不是天生就存在的，而是时代的产物。但毕竟像这篇文章的作者熊禾一样的士大夫不多，绝大多数是非常相信星命。

余论：印刷、阅读与星命知识的衍生传播

宋元时代流行的星命术被认为是一种新占卜，其新不仅表现在占卜方法上，也表现在星命知识的生产、传播方式上。星命知识的流行的时代，知识传播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印刷书籍的普及，知识载体从写本时代到印本时代，这一变化深刻影响和塑造了星命知识衍生、传播的形态。以牟利为目的，面向阅读市场的印刷书有自身销售利润的要求，知识的形态也必须为商业利益作出相应改变，这种阅读市场的需求塑造了星命知识的形态：写本时代隐秘、分散、随意、晦涩的“秘籍”被印本时代公开、汇总、标准、易懂的“大全”取代，人人均可在条理分明、通俗易懂而又廉价的星命大全里获得相关知识；而利润促使书估与术士合作，生产出版出更多、更新、更灵验的星命推算知识。

印刷术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星命书籍的刊印、传播，坊间汇集刊印星命书籍牟利，如《直斋书录题解》所说：《五星三命指南》十四卷，就是坊间把三命（看八字）和星命这两种当时很流行的占卜术合在一起刊印，“大抵书坊售利，求俗师为之”；《三辰通载》三十四卷，嘉禾钱如璧编，集五星命术。宋人钱如璧汇集当时所能见到的星命书如《琅玕源髓》《西天都例》《玉关经》等，重新拆分其内容，分门别类，归纳汇总而成《三辰通载》。宋元时期这本书市面上很流行：“今之知星者，民间有《三辰通载》之书”，“及近人缪著《五行精纪》《三辰通载》犹行于世”。《星学大成》又称其为“星家之渊海，术者之指南”，看来是当时刊印的最为流行的星命书籍。诸如此类的书籍都是汇集诸家星命著作，由书估请人编撰，刊刻出售。印刷术大大加速了星命知识的传播，抄本时代被视为秘籍的星命文献借助印刷书变成日常阅读的廉价消费品，旺盛的阅读需求创造了一个极其有利可图的市场，书估组织术士编撰星命书籍刊刻销售，牟取利益。上文提到的郭五星就曾参与星命书籍的编撰，《三辰通载》的编撰者嘉禾钱如璧也应该是一个受书估委托编书的星命术士，编书成为术士除占卜以外另一个谋生手段。有些有名的星命术士还屡屡被书估托名冠于他书以销售牟利，比如宋元之际的著名星命术士琴堂，此人是对元、明星命术影响极大的术士，《星学大成》收录署名琴堂的著作有：《十二位论》《虚实五星》《琴堂碎金》《琴堂易览批注》《括苍季宗舒琴堂五星总断》《指金虚实五星天机七五赋》《教外别意杂诗二十六首》《独步钩玄琴堂秘诀》《琴堂五星集》等，其中许多是书估所刊牟利伪托之作。

民间刊刻星命书籍的过程也是星命知识被重新汇集、编辑并产生出新知识的过程，分散的秘籍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被汇总在一起，晦涩、异域色彩浓厚的星命秘籍必须本土化、通俗化以符合印刷书阅读市场的需求，宋人新撰星命著作，融合本土文化，如《玉海》所录楚衍明、刘熙古的聿斯类新著估计都有这种特点。同时，星命知识在传播也中与五行四柱、星禽推算这些不同占卜体系融合杂糅，杂交出新的知识，其“纯粹性”降低，复杂性加强，这是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蘖生歧变的结果。我们还看到宋代《三辰通载》等书估编撰刊刻的星命书籍带有商业特性很强的“大全”特征，各种星命秘籍被重新拆分组合，摘抄汇总，分门别类，读者可以按图索骥查阅自己的星命判词的各种说法。以前的秘籍是教人如何掌握星命术的原理，而这种畅销的大全更注意读者的查阅需求，简便快捷，这种体例是完全迎合阅读市场而被创造出来。

星命书籍的广泛传播也催生了对更新、更精密的星命知识的需求，计算星宿位置的星历是星命推算的基础，在宋元时代被不断续编改进、刊刻出版。宋代邹淮续著《百中经》，更加精密计算星曜位置：“自绍兴十四年甲子始，每岁加以太阴入宿、入宫度分，新旧行《百中经》，精密有加焉”。邓浩著《邓氏立见历》：“断自崇宁三年岁行甲申岁旦丙子为始，演算两曜、五星之度，穷分极秒，至淳熙改元；又增入逆、顺、迟、疾、留、伏之数，为便于卜筮设也”，“用之占候，纲举而目张，立览而毕见，不重复可也，名曰《立见历》”，邓氏《立见历》是将《百中经》细化，方便推算星命查看星宿位置。而这些术士编撰的星命著作都希望得到士大夫的序文，增重其价值，促进销售。《百中经》当时推算星命必备的“工具书”，《百中经》有信斋、怡斋、邓浩、邹淮等人的修订，说明此书在宋代不断被使用和完善。南宋士大夫赠星命术士的诗歌“漫浪江湖等泛萍，破囊惟有百中经”，可见当时术士使用《百中经》的情况，此书已为星命推算所必备。《百中经》在宋元士大夫中影响也很大，魏了翁、曾丰都给新修《百中经》作序。更值得关注的是儒者还引《百中经》来证经说，以星命“俗说”来解经，星命知识进入儒家经典阐释体系，这应当与士大夫对星命典籍的阅读、熟悉和认同有关。

宋元士大夫诗文中熟练运用星命知识，甚至直接从星命书籍文句中炼化出诗句，而士人之间对此类知识，心领神会，这些都与星命书籍的普及、传播和广泛被阅读有关。廉价的印刷书使曾经是秘籍的星命典籍成为日常读物，而且通过《三辰通载》一类通俗化大全的编辑重组，星命知识也从高深的技术变成普通人可以了解的常识。星命术士在宋元之际多为科举路子走不通后改行的读书人，编撰星命书籍是他们谋生手段之一。他们借助印刷书这种新的知识载体，不断生产、传播新的星命知识，投合阅读市场，星命之术益出新奇。术士又积极与士人交游，求品题、赠诗文以提高自己知名度，牟取利益。星命书籍的编撰、刊刻，星命知识的衍生、传播，以及士人与占星术士的互动交往，共同创造了宋元时代一种独特的知识范畴。

【韦兵：《宋元士大夫与星命、星命术士》，《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