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在那磋砣岁月里一一洪江知青生活散记

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 洪江镇委根据这个《决定》，开始动员、组织城镇知识青年下农村。我堂兄李立勋和七个知青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于1966年11月13日下放到原黔阳县龙船塘公社小熟坪大队第四生产队的。

1968年夏，"文化大革命" 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年，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政府机构瘫痪了，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领导成了敌人，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对立，派别之间的分歧发展成了武斗，用上了真枪实弹。

对学生们来说，他们沉浸在硝烟弥漫的“文化大革命" 烈火中，没有时间和精力考虑" 文化大革命” 对于个人究竟意味着什么，只知道" 文化大革命" 是青年学生们的一门" 心修课" 。 对那些以“ 文化大革命 " 为 " 必修课” 的高中、初中毕业生来说，" 文化大革命 " 既使他们丧失了升学的机会，也使他们失去了在城市就业的机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的一段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

这话成了当时最时髦的标语和口号。

一时间，六六届、六七届、六八届(老三届)高中、初中毕业绝大部分走上了" 上山下乡” 的道路。

在"文化大革命" 中，全国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来到了农村。

在我们洪江，1968年10月22日镇革委敲锣打鼓，欢送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这些学生是高高兴兴去的。他们几乎都戴过"红卫兵" 袖章，是响应党的号召，听毛主席的话而去的。对十六、十七、十八岁的他们来说，没有考虑过到农村后，所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也没考虑过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1969年1月，在洪江农业中学读书的二哥李颂勋和他班上的一些同学，被学校分配到龙船塘公社翁野大队插队落户。1月7日二哥和他的同学们带着被子和一些日常用品离开了洪江，前往他们落地的地方。当二哥到达小熟坪时，由于堂哥李立勋跟当时的大队领导讲了很多好话，二哥总算在小熟坪大队落了户。相对而言，小熟坪的自然条件比翁野大队的自然条件要好些。跟二哥一起落户的，还有禹桂元、陈教名俩位哥哥。

在洪江，据《洪江市志》记载：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有7483人，占当时全镇城镇人口的近九分之一。基本上每一户中就有一个子女下放农村。

作者一九六九年全家下放合影 右一为作者

二哥下放半年后，我随父母也下放了，其身份是：“下放户子弟" 。不久，在父母亲的要求下，二哥将户口转来，一家人算是"团圆” 了。

下面我把自己所了解的下放知青情况说一说。

在我下放的靖县甘棠公社，洪江的知青大哥、大姐，有上百人，遍布在全公社的17个大队。

那时，在太阳坪渠江渡轮上，那用手工操作渡轮的五、六人中，有洪江知青吕文涛大哥。

那时，在甘棠一中的老师队伍里，有一个说洪江话的老师，她是洪江知青朱大姐。

那时，杉木大队蒋家冲水库的设计者兼技术员，是洪江知青钟家帮大哥。

那时，我常去杉木大队看电影，那放电影的是下放在会同县沙溪公社的洪江知青赵大旺大哥。

那时，我从洪江回来，行走在团河至晒金的小公路(原小铁路)上，曾经到松冲小学任教的洪江知青(记不清叫什么名字)屋里歇过脚。

那时，下放在我队里的王玲玲和蒋玲娥俩位洪江知青，就像亲姐姐似的，对我很关心。在修甘棠公社古坡水库时，她俩说我正在长身体，要我少挑些水泥、砂子、石头什么的。而那时我还不到十四岁。(由于工地还差一个名额，队里把我叫去凑数)

作者父亲在农村修建的木房

在甘棠，有一些洪江知青大哥、大姐，跟我二哥的情况一样，先是到学校所分配的地方插队落户，后来因父母亲或其他亲人下放而转过来的，为的是生活上有个照顾。有的是从街道或学校直接下放到这里的，这些人基本上是单独开伙。

那时的下放知青大哥、大姐，有的住在祠堂里，有的住在队里的公共场地，也有的住在农户家里。

这些洪江知青大哥、大姐，有的在队里干农活，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有的在外搞建设，住在工棚里，过着工地生活。 我二哥在队里只干了一年农活。他基本上都是外出，参加过“ 三线建设 ” ，先后修过公路、铁路和飞机场。从" 三线建设" 工地回来后，又马不停蹄地去了队里人都不愿去的干活又苦又累的公社林场。在那里呆了两年。

也许是有缘分，二哥在外面都遇上了洪江知青。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和同命运的人在一起，生活上也好相互照顾。

在队里干农活的知青大哥、大姐，每逢栽田时节，他们和社员大清早地起床了，漱口洗脸之后，急急忙忙地往秧田里跑。他们弯着腰在秧田里一根一根地扯着秧苗。开始，有的不会扯，把秧苗扯断了。于是，社员们手把手地耐心教他们扯。扯满了一担秧苗之后，就把秧苗挑到要栽的田边，然后又回来忙着做早饭。 他们吃的菜，有的是自己学着种的，但一多半是好心的社员送的。看着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娃，大部分社员都很同情。 吃了早饭后，就忙着栽田了。他们学着社员的样，左手拿秧苗，用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栽。他们开始动作还不熟练，慢慢地栽着栽着，速度快了起来。他们干劲很足，栽了一丘又一丘田。可是栽了几个小时后，就感觉有点累，手脚也不灵活了。只见他们用脏手捶着自己的腰，直喊腰疼。接下来就用左手腕撑在左腿上栽田，这样栽舒服了一些，但栽田的速度很慢。好在社员们完成了自己任务后，常常来帮他们栽。有时，当田里的蚂蟥吸饱了他们脚腿上的血，感觉腿有些痒时，才知道自己被蚂蟥咬了。有些知青大姐看见吸足了血的蚂蝗，吓得直叫娘。晚上回来，他们唱着自编的歌：“我清早起来就要去插秧，累得我腰酸心里发慌，晚上收工回来吃了一口冷饭，倒在床上想爹娘…… ” 凄凉的歌曲。

双抢时节，他们顶着烈日，在38度以上的高温下和社员一起稻田里打谷子。衣裤被汗水浸透了，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也不知湿了多少次？干了多少回？太阳正当旺时，口干得要命，眼睛感觉直冒" 金花 " 。可他们咬着牙，仍然坚持和社员一起用斛桶打谷子，打了一担又一担。收工时，还得挑一但谷子回来。真是：腰酸、腿疼、头昏！晚上，看着天上的月亮，他们唱着当时知青们自编的歌曲：“随着那太阳升，伴着那月亮归，牵着那地球转，是我的理想，是我的理想……" 自我安慰。

那时，扛木头是队里的主要活儿之一。知青大哥学着社员的样，腰间捆一条长围巾。别看这围巾不起眼，它的用处可大呢。冬天，把它捆在腰间，可当一件单衣; 夏天，披在肩膀上，它可用来擦汗。如果扛木时捆着它，就好像能给自己鼓劲。扛木时，知青大哥的肩膀也穿上肩垫，这肩垫的作用：能使肩膀避免受磨擦和衣服不被木头磨烂。在山间的小路上，两人扛一根五米长以上的木头，在过九十度的急湾时，要格外小心，扛在背面的人，必须用扛木时专用的撑棍(“丫”字形状) ，把肩退到木尾。否者，就会连人带木摔到山沟里。而这些常识在书本里是难以找到的。

扛木时，当地社员有一个抽树叶签的习俗。

所谓树叶签，就是根据杠木的人数，将不同形状、不同大小、不同颜色的树叶分为多少组，每组两匹。再从每一组里拿出一匹用一根小树枝穿成一串，另一匹放在一起由大家来抽。最后按穿成一串的树叶依次排出先后，谁扛前面，谁扛后面。抽到扛后面的人自然高兴些。因为扛后面，用的力气要小些。

当然，社员们对知青大哥是很关心的，就是知青大哥抽到扛前面，他们也要让知青大哥扛后面。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各地因地治宜，兴起修水库的高潮。在我近邻的杉木大队，就修建了蒋家冲水库。我和队里的洪江知青夏立停大哥参加了该水库的修建。在水库工地上，杉木大队的洪江知青钟家帮大哥，是水库的设计者兼技术员。那段时间，只见他拿着皮卷尺量这里、量那里，然后又是计算。那时没有计算机，全靠人工计算。他那对工作十分负责的态度实在令人敬佩。

那时，在甘棠，有很多地方的知青大哥、大姐靠用红薯、包谷、乔麦等杂粮充饥。农闲时，常喝稀饭、南瓜汤什么的。如果自己不养鸡、鸭，就得赶场时到场上买。那时的鸡是1元左右一斤、鸭是六、七角一斤。买一只鸡、鸭大约要二、三元钱。而他们每天的劳动收入，得二至三角钱，最好的生产队也只有四角。所以对他们来说，买一只鸡、鸭，就得出近十天的工。由此可想像他们的生活是多么苦？有很多知青大哥、大姐炒菜锅里只放一点点从洪江拿来的油。没有油了，就炒"红锅子" 菜，好可怜啊！

有时一些善良的当地人，杀鸡、鸭时，也喊这些洪江知青大哥、大姐吃一餐。

那时，文化娱乐很单调，电影里除了《沙家乓》、《红灯记》等革命样板戏外，就是《地道战》、《地雷战》之类的教育片。因此知青大哥、大姐不甘寂寞，张扬《第二次握手》的手抄本在他们当中慢慢流传开来。一些自编的思念家乡的歌曲也流行起来。

知青大哥、大姐在农村经过几年严酷地锻炼之后，真正体验到生活的艰难，农民的痛苦。于是就开始为自己今后的出路着想。 这时，上面对知青政策有些松动。每年，对下放知青有了升学指标和招工指标，同时出台了一些回城政策。 对丧失劳动力的，可以病退回城。父母亲身边无子女的，可以有一个人回城。父母亲在国营单位工作，到退休年龄的，可以有一个人顶职。

知青们也就根据以上情况，为自己寻找着出路。

那时知青大哥、大姐的命运，掌握在大队书记和公社知青办主任手里。这二个人实在惹不起，得罪不了。一旦惹了，得罪了，就很难招工出来。

那时，对出身不好，父母亲又有历史问题的知青来说，升学想都不敢想，招工比登天还难。就拿我堂兄李立勋来说吧，由于伯父是“右派 " ，每次招工都被拒之门外。按大队书记的话来说：他只有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跟堂兄相比，我二哥李颂勋的命运就好多了，74年二哥顺利招工出来。当然这里面有我叔叔是军人和父亲无历史问题的缘故。

记得当时招工指标在甘棠是十个名额，而在甘棠的洪江、长沙、靖县、等地的知青大哥、大姐，就有五百多人。

七六年以后，长沙知青从省城回来带来一些有关知青的消息，说北方的知青在闹事，南方的知青在卧轨，有的还进京请愿、绝食什么的。这时" 四人邦 " 被打倒，“文化大革命” 已结束。知青们都在盼望着中央的政策。

从七五年开始，下放到靖县甘棠公社的洪江知青大哥、大姐，慢慢地招工回城了。其中在洪江纺织厂的就有近二十多人。

七八年上半年，我父母亲回城了。按政策，我已年满十七周岁，不能随父母回城，就地转为知青。虽然我不能回城，但有了知青的身份，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在我心里，在太阳坪渠江渡轮上的洪江知青吕文涛大哥、甘棠一中教书的朱大姐、设计蒋家冲水库的钟家帮大哥、沙溪电影放映队的赵大旺大哥以及在松冲小学任教的洪江知青大哥等等，都是好样的。在平风的岗位上，他们尽职尽责地工作，都是我崇拜的偶像。特别是钟家帮大哥所设计的蒋家冲水库，彻底解决了当地农田灌溉问题。

电视连续剧《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里，演邓小平的马少骅说了一句台词：“让这些姓娃回来吧 ”。 一九七八年十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识青年的回城和就业问题。

一九七九年后，绝大部分知识青年陆续返回了城市，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后语：从1955年8月30日我国最早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始，到1978年10月结束，前后23年间，我国有1600多万知识青年下放农村。这事例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在这23年间，唯独六六、六七、六八届(老三届)下放的的知青是最不幸的。“文化大革命”是从他们身上发起的，同时，他们也成了“文化大革命 ”的牺牲品，升学、就业的机会没有了。等待他们的是去垦荒、去插队落户。我们洪江这三届知青的农村生话，我在下放的甘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因此，我在文章里都是称"知青大哥、大姐 "。

那时，如果不把全国各地的“老三届” 下放农村，“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这就是历史。

当然，像文章中渡轮上的知青大哥、甘棠一中的朱大姐、放电影的赵大旺大哥，特别是设计蒋家冲水库的钟家帮大哥等等，虽然他们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都是尽自己的力做事，都值得我们怀念的。

1985年劳动人事部发文《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将下乡知青的工龄从其下乡之日算起，也算是对下乡知青利益的补偿。

本文部分照片来源于网络向原作者表示感谢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写于泉州山美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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