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伟胜 | “文化转向”与视觉方法论研究

从以上关于“文化转向”的各种著述和观点来看，大多数研究者只是基于自己学科立场感受到来自这股思潮所带来的冲击，对这种思潮本身的渊源、内涵及其特征却并没有做多少深入的探讨。不过，他们都认为这股思潮的冲击超出一般学科领域范畴，导致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研究范式的转向即“文化转向”，这种范式性的变革一方面不仅冲击传统既有学科的陈旧框架，迫使它们集体性地“转向文化”，另一方面也衍生出一些新兴的跨学科，聚焦于研究影像的视觉文化就是这一思潮冲击所取得的典型实绩。另外，我们从上述对“文化转向”的描绘中可以看出，这些学者大都来自传统学科领域，基于对文化范畴一贯的社会学认知模式，他们几乎相当一致地将文化视为社会范畴的一部分，而且也将“文化转向”正式确立的时间不约而同地划定在1980年代初。但如果不从传统学科立场出发，而是直面“文化转向”思潮自身衍生、确立和兴盛的发展历史，将它置放到1960年代兴盛起来的“语言学转向”视野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文化转向”实际是“语言学转向”的直接效应和典型表征，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在以语言学模型建构起来的世界，语言符号与其所指之事物之间并不一定一一对应，符号在使用过程中会脱离原来所指之物而成为某种意义的象征。如此这般，语言所构成的意义世界绝非其所处客观世界的镜像，反而是形塑人们感知客观世界的滤镜。简言之，存在并不一定决定意识，而意识反过来却一定有塑造存在的功效。这就打破了形形色色的决定论，也包括上述以社会范畴为中心、文化只是它隶属部分的社会学模式。

一、“文化转向”的两阶段说

鉴于上述情形，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向”实际上与1960年代兴起的“语言学转向”几乎同义，它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60、70年代，这一时期它直接的源头有两个，一是以索绪尔、雅各布森为代表的结构语言学，二是“二战”后反人道主义追求系统科学模型的结构主义方法。1960年代兴起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就是这两股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正是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想直接催生出“文化转向”思潮，因此，“文化转向”是1960年代一系列社会思潮演变的一部分，（后）结构主义思想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来源。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文化转向”思潮逐渐发展和扩散，它也将结构主义理论与方法带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导致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生转型，自此“文化转向”思潮进入到深化拓展的第二阶段。到了20世纪80、90年代，“转向文化”弥漫扩散到了各门人文学科之中，建立起了以“语言学模型”为基础、“文化”范畴为中心的研究范式，我们称之为“文化主义”范式。

新文化史家维多利亚·邦内尔和林·亨特在论文集《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中也提出几乎一致的看法：如果从社会学和史学研究来看，以时间为线索可以把“文化转向”分为两个阶段。尽管要想确定某个单一的作家或文本促进了这种方向的转变是不可能的，但他们认为1973年颇具标志性，这一年出版的两部重要著作——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当中文化研究的倾向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特指出，如果不考虑研究与方法论的类型，所有的历史文本基本上是作者的一种诗性构造行为，这样一来，史学家思考的深层结构就通过对一种语言模式的选择确定其研究领域。很显然，这种语言学模式“是一种比喻性的策略，它依次又形成研究设计的其他方面，包括情节设置和解释的方式”。这种基于语言学模式的历史研究显然推翻了传统的历史学叙述模式，怀特后来被人看作是正在进行之中的“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格尔兹则引入了一个基于符号和象征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把文化看作这些网，因而认为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他认为，研究文化的任务是“运用符号学的方法进入我们的主体栖居的概念世界，以便我们能够在该术语的某种延伸的意义上与主体交谈”。这样一来，导致了文化研究领域一场理论与方法的重组，即从解释（explanation）到阐释（interpretation）与深描（thick deion）。由此，象征、仪式、事件、历史遗物、社会配置和信仰体系等都被作为“文本”而探寻它们的符号结构，即它们作为某种意义体系中一部分的内在一致性。可以说，这两部论著影响和推动了“文化转向”的启动。由此可见，“文化转向”本身产生于一种对实证主义范式的不满，自19世纪以来，作为学科的史学和社会学通过明确借鉴自然科学研究的做法来证明其正当性。但面对1960年代信息社会的强势来袭，上述对社会范畴一种常识性的唯物主义观念显然不敷使用，传统基于实证主义的解释范式遭遇瓦解并逐渐走向崩溃。

除了怀特和格尔兹之外，1970年代还有一些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者对“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有罗兰·巴特、皮埃尔·布尔迪厄、雅克·德里达、马歇尔·萨林斯、米歇尔·福柯等。根据结构主义的观点，文化本身可以像语言那样进行分析，而且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包含在其中往往无意识的或隐含的结构代码来获取意义。不过结构主义仍然仰赖于实证主义范式，后结构主义则将其方法转向科学本身，从而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提出质疑。根据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语言或话语并不反映某种先在的社会理解或配置，相反它本身设置了社会意义的表达并且充当人与其周围世界之间的一种幔帐。如此这般，社会范畴不再被想象为先在的而是仰赖于语言的或文化的，只有通过语言文化的表达或表征，它才得以产生。尽管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存在着种种差别，不过它们都对“社会”这个范畴进行了重新概念化。正是由于这些文化理论家对“社会”和“文化”范畴的重新检视，大大改变了知识界的风景和形貌，促动了人文社会科学整体“转向文化”。

邦内尔和亨特更进一步提出，20世纪的80、90年代期间，那些带有后现代主义意义的文化理论向社会学的解释发起挑战，后结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追随德里达和福柯，随着他们对符号、仪式、话语和文化实践的强调，以及更一般的后现代主义的知识批判，“文化转向”发展进入到第二阶段。文化转向以及后现代主义对知识形式的总体批评，共同促使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传统范式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以文化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模式的立足点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文化如此彻底地渗透于我们对现实的感知之中，结果使得任何假定的对社会生活的科学性解释都变成了集体虚构化或制造神话的一次操演，我们再已无法获得任何客观、独立的真理。在此情形下，人文社会科学转向文化的方向，并寻找人们（群体或个人）行为的文化背景，即以诸如符号、仪式、话语、文化实践等研究代替过去的社会结构或社会阶级的分析，社会科学正在变成一种更一般的阐释的乃至文学的活动。这一特征成了文化转向中最明显的特征。此外，在具体的理论和方法上，“他们常常转向人类学家寻求指导。这一语言学转向，还随着结构主义及其后继者后结构主义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

从邦内尔和亨特关于“文化转向”两阶段的划分来看，他们与我们看法的区别就在于起始时间上，这两位历史研究者出于自身学科立场，所以将“文化转向”思潮的衍生时间定于1973年，原因就在于上述两本关于历史与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论著出版，它们对于“社会”和“文化”两个范畴的检讨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社会学和历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而我们将“文化转向”思潮的起点设定为1960年代，不是基于某一种学科立场，而是将其视为整个人文科学遭遇“语言学转向”和结构主义方法碰撞衍生的结果，这股文化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厚而广泛的社会文化土壤，而不单单只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革而已。总之，我们都赞成“文化转向”是基于一种语言学模式所引发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整体范式转型，所以才会对“文化转向”思潮做出相同的“两阶段”划分，并对它第二阶段的发展持有基本一致的看法。

二、“文化主义”范式与视觉研究

这种基于“语言学转向”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不同于过去把社会的范畴看作是先于并决定了意识、文化或语言的上层建筑的观念，如今前者反而被认为是建立在后者之上的，社会的范畴仅通过其文化的表象而存在。这种范式的转变给人文社会科学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冲击了传统学科的既有藩篱，迫使它们面对研究范式的转换必须做出相应的方法论上的调整，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前述那些来自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哲学等传统学科领域的学者反复申说文化这个中心议题，“文化主义”研究范式几乎跨越了所有的学科边界成为这一时期它们共同持有的方法论。二是“文化转向”所衍生出来的“文化主义”范式突破了传统学科的疆界，这无疑为新兴学科或跨学科的衍生与兴盛提供了契机。譬如受“文化转向”思潮冲击的艺术史逐渐演变成新艺术史，而将新艺术史所创建的研究方法应用于机械复制以来的影像，于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逐渐衍生出了视觉文化或视觉研究这一门跨学科。虽然这一门跨学科创建时间较晚，发展到现在依然还未成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它创立之前就没有相应的研究。事实上，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就有大量关于视觉文化现象的解读文本，而且还发展出一系列的视觉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对于今天的视觉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学理价值，关键在于这些从解读视觉文本中提炼出来的方法直接就是当前视觉文化研究的主要凭靠和依据。鉴于此，从上述来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关于“文化转向”的论说来看，对其指认虽然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识，不过，如果对这些相关文献做进一步深入解读，我们就会发现关于这一议题看似不一致的认知图绘表面，实际上有着大家基本认可的内在纹理与三重面向：它要么被当作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或运动，要么被视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主导性研究范式，抑或被看作一种后现代消费社会的现实情状。

（一）“文化转向”作为后现代媒介社会的主导性文化思潮，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是其思想的源头，它是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转向”在思想文化层面上的直接效应和典型表征。“二战”后，在索绪尔、雅各布森等人促发的“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下，以列维-斯特劳斯、巴特、德里达等为主要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者，运用“语言学模式”对原始社会文化、当代大众文化，以及战后迅猛涌现的各种视觉文化现象进行了解读，从中衍生出结构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学等三种主要研究方法。事实上，所有这些结构主义理论家没有哪一个直接关注视觉事物，将视觉影像作为研究的重心。然而，所有这些理论家的著作和思想均对视觉文化研究这个新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一种双向关系：他们的理论和思想深刻地改变了对视觉文化现象（主要包括摄影照片、电影剧照、画框、建筑以及广告等影像）的分析，同时在这些论著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明显存在着大量的视觉材料和理论。所以即便是这些理论家没有着手去发展一种影像理论，但他们的思想对于改变当代关于影像的讨论也是有所裨益的。鉴于此，我们一方面在辨析他们的理论思想与“文化转向”思潮相互促生关系的同时，理当展现他们参与“文化转向”思潮各自不同的路径；另一方面应该从他们大量的关于视觉文化现象的解读和阐释中，看看是怎样提炼出结构人类学、符号学和文本学等三种主要研究方法，又是如何反过来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来解读各种视觉文化现象，进而为视觉研究提供一些有效途径和经典范例。

（二）“文化转向”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分析模式或研究范式。它可被视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种文化主义范式的兴起与全面胜利，这种新的分析模式的衍生与确立始于20世纪60、70年代，其余波一直延续至今。在这种文化研究的范式转变中，文化范畴取代社会范畴成为社会理论主导的认知图式，与传统社会决定论将其置于附属或边缘地位不同，在这里，文化已经成为中心，它“不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过程的简单反映或回应，而是触发这些过程产生的原因”。这意味着，文化被视为社会活动中的一个决定性部分，而不仅仅是一个被决定的部分。在此情势下，社会纯粹被作为一种文化文本来读解，在其中被解构或消解，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被“读解”成文化关系。戴维·钱尼指出，“文化转向”之后，“文化不只是提供经验的意义，而且成为形塑经验的条件”。如此一来，曾经一度处在人文社会科学边缘的文化，现在已急速地成为了中心学科，文化从原来要根据另外一些因素才可得到实质性解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与社会文化基础或社会“深层”文化符码相关的“元文化问题”。这使得先前存在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学科藩篱得以逐渐拆除消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因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模式的介入纷纷发生“文化转向”：列维·斯特劳斯运用语言学共时性研究使法国人类学提升到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类学的语义学层面；巴特将索绪尔符号学理想扩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社会文化批评转变为文化符号学批评；与列维-斯特劳斯强调索绪尔语言学的秩序性、结构性和系统性不同，德里达牢牢把握住索绪尔语言学中的差异原则，在破除声音中心主义的同时，创建出祛除了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文字学，从而建立起一种建立在原书写层面上的普遍文本学；受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人的影响，后期巴特宣称“作者之死”，抛弃了先前以作者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方式，转向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后结构主义文本研究。这些因应“文化转向”或“语言学转向”而衍生的研究方法被上述（后）结构主义者纷纷应用到他们所关注的各种视觉文化现象中，在方法论层面给视觉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成功范例和诸多启迪。

（三）“文化转向”描述了一种“二战”后西方（尤其指法国）消费社会的现实情状。“二战”后法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人们带来了一种巨变感，一种认为新社会即将降临的感觉。约翰·阿德认为，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法国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复兴运动。物质的现代化以惊人的步伐向前迈进，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主要以城市和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一种停滞的经济一下子变成了世界上最富活力的、最成功的经济之一。经济上的欣欣向荣以及与此相伴随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下子把法国人的根深蒂固的旧习惯同新生活模式之间的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抖落了出来”。在整个法国，高耸入云的建筑、高速公路、零售店、购物中心、消费商品以及大众文化，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戏剧性的变化。为了分析新的大众文化、消费社会、技术以及现代都市化过程，从理论上绘制这种新的社会结构形式的图景，雷蒙·阿隆和阿伦·图灵从美国人丹尼尔·贝尔那里引进了“后工业社会”一词，以及一些独创性的理论；巴特创造性地运用文化符号学对大众文化的“神话”进行了批判性剖析，力图祛除其中潜藏着的消费意识形态；居伊·德波把20世纪50、6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消费资本主义看作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视为“景象社会”，即通过创造施催眠术的景象与使人昏乱的娱乐形式所组成的世界来麻痹大众，“景象社会”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物化和拜物教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发展形态，作为“情景国际”的德波曾发出振聋发聩的呼吁：打碎景象或幻象符号的囚牢，建立“境界”更高的完美社会；亨利·列菲伏尔认为，现代日常生活的日益刻板化、单调化正在带来一种新的来自科层制和消费意识形态的统治模式；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模式分析了消费社会的结构、法则及运作方式，等等。应该说，对于“二战”后的法国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等思潮一直占据着理论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到了60年代随着“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兴起，这些理论迅速被具有语言学取向的结构主义以及拉康的精神分析所取代。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巴特的文化符号学，以及德里达的文本理论等，这些“文化主义”范式衍生的研究方法就是这一时期结构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果，他们用语言和社会的结构、规律和符码及系统来描述当前社会文化现象，同时拒斥先前孕育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

事实上，只要稍加反思“文化转向”思潮滥觞以来人们所生活的世界，就不难发现符号、象征与媒介等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文化逐渐渗入经济活动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经济增长也日益仰赖于文化上的创意，文化已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如今，经济中非物质活动的增长快于物质活动的增长，服务型经济中文化方面的增长快于工业型经济中物质生产的增长，商品中的象征及心理因素的价值成分随着经济的物质需要满足而相对增长，当代消费文化正在从大众消费向充满审美和文化意义要求的消费过渡。正如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说：“当代经济‘重新伦理化’、经济‘重新文化化’的发展，表明了对经济与社会相分离状况的一种扭转，同时也表明了科学方法上的转向，即从自然科学确立的事物运动的机械论向文化经济与经济的文化化的转向。它标志着物质-技术导向的经济学向象征-文化导向的经济学的转变。”这就导致在经济中必须高度重视日常劳动生活如生产、业务、消费活动中审美和文化的向度。从1960年代经济迅猛发展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一直到全球在地化的当下，不管是国家、族群、宗教、地方文化抑或个人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取决于我们对某些形象、符码的追求。再看看发生在我们身边每一天的事情，也会发现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逛商场时考虑购买什么东西，看电视时决定看什么节目以及如何看，上网冲浪时注意浏览什么网站或网页，对全球化突发事件作何反应，怎样与他人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乃至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受到文化的影响，或者说，所有这些日常活动本身就是一桩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文化事件。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世界图像的时代”，从本质上说，这里所说的“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本身就是图像，也就是世界已经被把握为图像了，与之相应的是，人成为一切存在者的中心或根据。这一人文生态意味着，在现时代，世界通过主体的认识而得以建构，世界沦落为世界观，即只有在人的“观”或“看作”（see as）中，世界才显现为世界。这个世界显然以不同于以往，它成为一个完全人文化的世界，一切都被纳入了人的视野、人的认识之中，换言之，这个世界已被彻底地知识化、文化化了。“文化”已然成了人们生存实实在在的第二自然，成为人们生存不可或缺的本体维度。

综上所述，我们所说的“文化转向”思潮及其衍生的“文化主义”研究范式是直接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中发展出来，这种研究范式的典型代表是列维-斯特劳斯创建的结构人类学、巴特确立的文化符号学以及德里达、巴特晚期奠定的文本学。因此我们所说的“文化主义”范式在诸多方面不同于英国伯明翰学派所追求的“文化主义”。它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基于“语言学转向”，后者是基于人类感性实践的社会学范畴。因此前者往往把世界、社会实践看作是由语言或文化建构的，语言或文化成为世界存在的本体，包括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浮到了语言或文化的界面上，而后者认为社会只是像语言或文化那样运行，社会领域的国族、社群、性别、种族、个体等的身份认同均须通过语言媒介（文化符码）来加以建构，其中语言或文化只是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发挥的是一种认识论功能而不是本体论功用。难怪戴维·钱尼认为“文化转向”思潮受到了20世纪早期“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它就是这一早期潮流的扩展。从某种意义说，以列维-斯特劳斯、巴特、德里达等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直接催生了“文化转向”思潮的衍生与兴盛。因此，我们可以说由索绪尔开创并经结构主义发展的文化符号学、文本理论，以及列维-斯特劳斯创建的结构人类学等，是“文化转向”最直接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同时反过来又是“文化转向”思潮最鲜明的标识。此外，这三种研究路径既反映了“文化转向”在方法论层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时又对视觉文化研究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三、“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方法论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兴盛起来的视觉文化，就直接仰赖于法国（后）结构主义促生的“文化转向”思潮所衍生的研究方法。(后)结构主义、符号学以及文本学几乎成了当前这一门跨学科研究的主干方法论，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探讨视觉方法论的论著中一窥究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吉莉恩·罗斯2012年出版的《视觉方法论——视觉材料研究引论》，这本书已修订三次，首版是在1999年，在视觉方法论研究领域的影响可见一斑。我们从最新版来看，其中所举的方法主要除了前两版都有的内容分析、符号学、精神分析、文本理论、话语分析、受众研究外，只是增加了伦理批评，这些方法实际上除了内容分析方法和伦理批评外，其他研究方法都可以说来自（后）结构主义理论。根据作者的前言说明，这些研究方法本身就来自“文化转向”之后对视觉反省力的批判。玛格丽特·迪克维茨卡娅在《文化转向之后的视觉研究》一书中指出，由于视觉文化(也叫视觉研究)是一个主要研究艺术、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视像之文化建构的新领域，其中视觉图像是处于某种文化语境中意义得以生成的关键性要素。所以针对这一门跨越艺术史、电影研究、人类学、文学理论以及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新兴学科，她认为要创建与之相应的研究方法，必须要将其置放到艺术史和文化研究之间。在她看来，当前所采用的各种视觉研究方法均来自后结构主义理论。斯蒂芬·斯潘塞在《社会科学视野中的视觉研究方法》里所探讨的方法中，主要也包括符号学、精神分析、话语分析、现象学和民族志研究等。难怪马修·兰普林在其编著的《视觉文化探究》中感叹道：“当前的视觉文化研究日益被某些特定的理论方法所掌控，这些理论包括：拉康的凝视概念；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询唤概念；本雅明的韵味、拜物教和技术等概念；意义和表征的符号学概念；克里斯蒂娃、巴特勒、伊莉嘉瑞、R.L.埃廷格等人的女性主义论著；斯皮瓦克及其他人的后殖民理论等。”

除此之外，美国学者玛利塔·斯特肯和莉莎·卡特赖特合著的《看的实践》，虽然不是专门探讨视觉研究方法论，但其中采用的方法也大致包括文本理论、话语分析、受众研究、符号学、精神分析和现象学等，整部书的阐释框架遵从传播学路径，即从视觉图像的制作者、视觉传播媒介（包括视觉技术、视觉公共空间、全球化语境等）和视觉受众（包括凝视主客体、视觉消费主体）三个方面入手，对视觉文化的意义生产、传播和接受机制进行了较全面的探讨，该论著没有专门从视觉研究角度来提炼出一些视觉方法，所使用的方法也基本上没有超出上述提及的范围。至于其他专门探讨视觉研究方法论的论著，代表性的还有马库斯·班克斯2001年出版的《社会研究中的视觉方法》，这本书立足于社会研究视野，主要探讨在视觉文化研究中如何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即如何采集视觉材料，如何设计、分析、制作视觉图像，以及如何展示最后研究成果等。另外由乔恩·普罗瑟主编的《基于图像的研究——质性研究者的原始资料》，主要探讨了视觉社会学、民族志等方法和实践。班克斯和普罗瑟主要从社会学和人类学出发来对视觉研究进行探讨，虽然这些方法随着“文化转向”也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但由于跟上述一般的视觉文化研究路径不同，所以在方法论上着重点也就不一样。事实上，詹姆斯·埃尔金斯经过对当前视觉文化研究的详实考察后指出，视觉文化研究大抵存在着“三种谱系：在美国，视觉研究系从艺术史系中生长独立出来；在英国和东南亚，视觉研究更多地与文化研究相近；而在欧洲大陆，视觉研究与符号学和传播理论联结在一起”。换言之，从学科视野出发，视觉文化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来自艺术史、文化研究与传播学等三种路径。

就上述这些研究路径的具体方法而言，它们都是广泛的“文化转向”弥散扩展的结果。受“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影响，建基于形式主义研究范式之上的艺术史开始发生“符号学”（或“解释学”）转向，从而衍生出以现代机械复制出来的影像为研究重心的视觉文化；同时传统艺术史也转向于用符号学或解释学来研究绘画、雕塑等高雅艺术品，这样艺术史也相应地嬗变为新艺术史。因此，艺术史取向的视觉研究关注的是影像的审美文化属性与功能。同样受“文化主义”研究范式的弥散性影响，以“社会范畴”为中心的社会学也逐渐向文化社会学转型，于是，在20世纪50、60年代产生出英国的文化研究。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还只是赋予艺术和文化相对于种种社会政治作用机制的重要性，那么到了英国伯明翰学派，在他们以受众为导向的文化研究中，文化既不是什么社会整体的表现，也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中“实存的”经济关系次要性的发散，而是一种相对独立自足的结构。不仅如此，社会秩序必须要通过文化这种“表意系统”来得到沟通、再生产、体验和探求，换言之，文化不仅仅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表现，而且是对一种特定生活方式的建构。随着媒介技术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在“二战”后电视逐步进入西方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后，人们开始全面迈入视觉化或图像化生存时代，从文化研究中衍生出对这种视觉化生存的研究方式即视觉文化研究。这种立足于对人们看的实践即“视觉/视觉性”（visual/visuality）的“文化研究”，就是对看的实践中的权力关系进行批判性审视，从而揭示观者身份认同之中性别、阶级、文化和种族等权力纠葛与各种错综关系，“即组织看的行为的一整套的视界政体，包括看与被看的关系，包括图像或目光与主体位置的关系，还包括观看者、被看者、视觉机器、空间、建制等的权力配置，等等”。

此外，传播学领域同样遭遇“文化转向”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一度独领风骚的传播传递观日渐式微，传播的仪式观（a ritual view of communication）开始成为主导性潮流。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通过对这两种观念的考察后发现，传递观中“传播”一词的原型是出于控制目的而在地域范围拓展讯息，而仪式观中的“传播”一词的原型则是一种以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的神圣典礼。凯瑞进一步指出：“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所以传播的仪式观把传播看作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它不再仅仅是一种传递信息或影响的行为，而是共同信仰的创造、表征与庆典。于是，传播学领域受“文化主义”范式所引发的传播，嬗变为一种现实得以生产（produced）、维系（maintained）、修正（repaired）和转变（transformed）的符号过程。与立足于对影像政治性问题的考察不同，传播学取向的视觉研究立足于对视像经济属性与功能的关注，也就是把影像置入到生产与消费的经济活动之中，其探讨的重心在于如何利用视觉图像不同于印刷文字的优势特点来吸引受众即消费者，在以广告影像为主导的基础上充分调动声音、文字等其他媒介形式对商品的形象进行炫目的展示，也就是最大可能地抓住受众的眼球，达到最佳的视觉说服效果，从而激发和刺激他们购买的欲望。

结语

从视觉文化三种研究路径来看，不管是聚焦于影像审美文化属性与功能的艺术史取向，还是瞩目于看的实践即“视觉/视觉性”的政治性取向，抑或是以受众即消费者为导向的传播学取向，可以说都是“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化主义”范式弥散的效应和直接表征。语言学领域发生的“语言学转向”，意味着语言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形式和文化现象的原型，它会渗透到一切其他学科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假定，人类其他的文化和社会实践都可当作语言来进行研究，而整个文化最终将被看作是一种巨型语言。同时语言不仅是一个共时性差异系统，还是一种包括聋哑人的字母、象征仪式、礼节形式等等的符号系统。此外，这些符号的意指活动必须要置入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即符号要成为作为意义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文本，而这些文本意义的最终实现又必须仰赖受众。正是依循上述“语言—符号—文本—受众”的内在发展理路，列维-斯特劳斯、巴特、德里达这三位（后）结构主义者，将“语言学模型”应用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之中，从而直接创生出视觉文化研究的四种方法：结构人类学、符号学、文本理论和受众研究等。

其次，语言学转向的核心成分在于承认语言或话语对于构成社会的重要性，被看成是社会和文化决定因素的社会结构,现在反而被理解成为一种用话语交往的社群的文化的产物。如此一来，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于20世纪60年代创建的基于语言学模型的全新认知范式，就会逐渐渗透和扩散到以社会为基底的其他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并由此相应地衍生出多种视觉方法和研究路径：话语分析、精神分析、意识形态批评、性别研究、伦理批评、后殖民主义、民族志、视觉素养研究、媒介研究、都市研究和宗教视觉研究等。这些衍生的视觉方法论与前述的方法论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们在对待语言和社会的关系上有着原则性的根本差异，即后者往往把世界、社会实践看作语言，语言成为世界存在的本体；而前者认为社会只是像语言那样运行，其中语言只是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发挥的是一种认识论功能。鉴于此，我们如果从社会构成的核心要素，即社会互动与言谈、身体与疾病、意识形态、性别与家庭、犯罪与越轨、全球化与移民、种族和族群、教育、大众传媒与传播、城市与城市空间、宗教等出发，就会很清楚地了解这些方法到底是由哪些社会构件遭遇语言学模型所形成的。如果说遵从“语言—符号—文本—受众”逻辑而直接产生的视觉研究方法，它们的研究重心是“社会领域的视觉建构”（the visual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field），那么以社会为基底衍生出来的视觉方法论则聚焦于“视觉领域的社会建构”（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visual field），而这两个方面恰好是视觉性的主要内涵，也就是视觉方法论的主旨目标。

不管是基于语言学模型直接产生的视觉方法论，还是以社会为基底衍生出来的视觉方法论，均旨在把握作为语义的符号与意义系统，又是一整套实践的文化，而视觉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始终是它们共同的聚焦点。迄今为止这些依然在文化研究（当然包括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方法论，一方面是“文化转向”思潮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标志性成果，给予了后来的文化研究以丰厚的滋养；另一方面，这些方法论本身对于传统学科的冲击与改造，以及由此创生出包括视觉文化在内的一系列新兴学科，无疑又将“文化转向”推向更高的水平，进而形成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股无比壮阔的大潮，甚至跨越了人文科学的疆界弥散渗入到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人类所有学科领域。

【肖伟胜：《“文化转向”与视觉方法论研究》，《学术月刊》2017年第3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请见谅。阅读带注释的原文，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关注本刊微信公众号，请点击上方蓝色的“学术月刊”，或扫描文末的二维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